好美好文藝的「低慾望」日本，不過是中國人的想像

文/劉檸

2018年「光棍節」，在單向空間愛琴海店，舉行了一場頗「反動」的出版活動。為什麼說「反動」呢？因為主題與時代的氛圍嚴重違和。我在開場白中說：「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而且是一年之中最縱慾一天，與讀者分享關於『低慾望』的思考，我覺得空氣特緊張，有種芒刺在背的感覺……」

《低慾望社會——「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以下簡稱《低慾望社會》）是日本思想家大前研一的著作，2016年由小學館出版後，紙貴東洋，據說僅在初版本之後刊行的文庫本就行銷40萬冊。此番由旅日華人學者姜建強先生迻譯成中文，「低慾望」——這個對當下日本社會堪稱最精準的概括、最高冷的標籤，可望「越境」，並在現代漢語中漸次固化。語詞的移植固然是好事，畢竟與英日等語言相比，現代漢語其實已難稱豐富。可是，就連「低慾望」的社會現實本身，也能複製嗎？這就有些費思量了。

開宗明義，「日本丸」真的已駛入「低慾望」水域了么？看上去似乎是。這當然有一系列經濟學、社會學的指標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年輕人不婚不育不置業。用大前研一在《低慾望社會》中的表述，是「多數日本年輕人的DNA發生了變異，慾望漸漸消退」。與父兄不同的是，他們已不復懷抱《坂上的雲》式的理想。曾幾何時，國民「結婚生子，即使超過8%、10%的利率，也照樣貸款蓋房買房」。現如今，即使利率只有1%上下，都無人問津，日本人成了對利率無感民族。

當然，我並不相信所謂「低慾望」的社會現實真能改變資本的性格邏輯。東京的高檔餐廳、懷石割烹，銀座的高級俱樂部依然靠社用族(編者註：用公款娛樂消費的人)的交際費來支撐，周五的晚上，照樣是一席難求。但同時，我確實也感到了某種風尚的變化，文化也在蛻變。所謂「風尚」，從來是自上而下，主流社會中產階層的消費觀，會滲透到其它階層，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消費文化。前些日子，聽NHK新聞，說東亞國家中，對擁有1億日元以上隨時可動用資產（即可用於生活消費的資產）的人數統計，日本仍居第一。可東瀛社會的現實是，「隨時可動用資產」變成了基本不動用——有錢人的財富都流向了資本市場，所謂「不是有錢人才投資，而是投資才能變成有錢人」的觀念深入人心。

今天，在日人眼中，開跑車、住豪宅不僅沒那麼拉風，甚至帶那麼一點low的感覺，至少不值得炫。過去十年來，因一擲千金的豪游男越來越少，銀座俱樂部里的女酒保和媽媽桑們已經習慣了在零點前打烊，然後乘末班地鐵回家的低調生活。筆者認識一位在寸土寸金的新宿歌舞伎町金街上開酒吧的女掌柜，同時也是有名的舞台劇女優，曾在成龍的電影中出演過角色，每天凌晨兩點打烊後，獨自騎單車回位於中野的公寓，風雨無阻。在書店，偶爾翻一翻時尚文化志，早已不復是那種物質主義無處不在、呼之欲出的「高大上」存在感，而代之以清新養眼、享受孤獨的都會新生活解決方案。也難怪，早在八十年代，日本高中女生就已然實現了LV包包人手一隻，你讓淑女太太雜誌重拾類似話題，那究竟是在做「時尚」，還是在做「大媽時尚」呢？

風起於青萍之末。那麼，「低慾望社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在筆者看來，一言以蔽之，是所謂「下流社會」的延伸和歸結。

2005年，另一位社會學者三浦展出版了暢銷書《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指出以「一億總中流化」為目標的「1955年體制」即將終結，而以「階層化、下流化」為主要特徵的「2005年體制」將全面鋪開，「下流社會」的說法遂不脛而走。彈指十年，社會風土大變，曾幾何時被戲稱為「日本株式會社」的上班族社會，竟淪落到37.3%（2017年數據）的勞動力為非正規僱傭者的境地，僅那些平日大門不出、二門不買的蟄居族（Hikikomori）人口，便已逾百萬，乃至學界有種日本已重新出現階級化的意見。在被稱為「失去的二十年」的長期蕭條中，「手頭緊」可以說是一種國民「通感」。大前在書中寫道：「過去十多年，日本不管哪個階層，其實際年收都減少了約100萬日元。」

在這種情況下，消費降級就成了自選動作。而各階層不約而同地乘梯而下，便釀成了所謂「低慾望」的空前社會景觀。如此景觀之下，一個最明顯的特徵，是「草食化的年輕人和活力滿滿的老年人」之無處不在，前者是在厲行節儉，後者是在開源節流，與無所事事、卻絕不過度消費的年輕人同步遞增的，是那些退休後的老人。於是，我們看到機場、車站、餐廳、觀光景點，到處是「擼起袖子加油干」的長者——所謂「白髮經濟」。

舉個例子，戰後第二個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數僅次於團塊世代的團塊二代（即1971年到1974年間出生者），全國共有210萬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尚處於未婚的孤男寡女狀態，遑論生孩子。這個階層，在經濟上雖不及團塊世代優渥，但比後面的世代要強不少，按說結婚生子全無問題。

我有個朋友，是東京一所私立大學的准教授，作為團塊二代，混得算是差強人意。可他一直獨身，且做好了終身打光棍的打算。並不是不想結婚，而是覺得結婚「不現實」。為什麼呢？因為對他來說，「結婚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這對中國人來說，頗費解，因為在我們的觀念中，結婚首先是一個人生觀問題（如是否不婚主義），或者是一個愛情問題（有無機緣）。但這位朋友作為團塊二代，對婚姻問題有很現實的既成標準——30歲時，年收多少，40歲時，要達到多少，都是實打實的硬指標。而他自己，由於讀博士比較晚，博士畢業後又做了多年非常勤講師，故被認為收入「不達標」。

還有一個令中國人難以理解問題是，在結婚問題上，決定權基本掌握在女方手中。日本女性雖然在參政權等社會參與度上評價不高，但她們在經濟上卻是高度獨立的。而經濟的獨立，又反過來強化了女性意識，所以多數女性一般不會選擇在經濟上「不達標」的男性，也不大會為結婚而選擇消費降級。

毋庸諱言，「低慾望」是由於不消費，可不消費卻並非因為沒錢。其實，日本藏富於民的程度是不低的，國民個人金融資產約為1700萬億日元，企業內部保留金約有380萬億日元。如此巨額財富，哪怕只釋放一個百分點，也能使日本經濟徹底改觀，可「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資金，但就是不想使用，這才是問題之所在」——誠哉斯言，問題不在於沒錢，而在於有錢不花：國民手中的錢既不能貢獻於內需，企業保有的現金儲備也不能用於給員工漲薪。於是，只有在「低慾望」水域緩慢行駛之一途。因此，找出有錢不能花的原因才是問題的關鍵。

對社會財富的構成稍加考察，便會發現，國民財富的大半，實際上掌握在老人手中：60歲以上者所擁有的金融資產，佔全部的63%；年齡放寬到50歲以上的話，則佔到84%。而40歲以下的若年層，則相當可憐。越是低齡者，財富佔有率越低，且大量非正規僱傭者，缺乏基本生活保障，乃至淪為「窮忙族」（Working Poor），這應該也是很多年輕人不得不選擇草食和蟄居的主因之一。如此，不消費問題便呈兩極化發展：老人有錢，但不花；年輕人想花，但真沒錢。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問題可簡化為：老人為什麼不願花錢？答案是明確的：須應對「老後不安」。

今天60歲以上的老人，都是從泡沫期打拚過來的企業戰士。他們目睹了經濟泡沫崩潰後，經濟一路下行，收入銳減、個人資產縮水的殘酷現實。而與此同時，退休年齡延長，社保的個人負擔額度不斷增加的狀況，使他們不得不未雨綢繆。而最大的隱患，是國家的巨額財政赤字——目前已接近GDP的3倍，堪稱世界風險最高的國債。而一旦財政崩潰，國民養老金將難以為繼……此乃「老後不安」的最大要素。

那麼，回到主題，「低慾望社會」到底好還是不好，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其實，無論在大前研一的著作中，還是在日本社會的真實語境中，「低慾望」都是一個相當嚴峻而緊迫的、務須加以解決的經濟社會問題，是「超克」的對象，而不是「審美」對象。

對此，大前提出了一整套解決方案，諸如東京都再開發、從海外大量人才引進，等等，這是後話。在中國，出於對「低慾望社會」純語義上的「審美」想像需求，更多則出於對本土「買買買」文化的不屑和反動，便對這個異域的社會現象做了一番自說自話、為我所用式的解讀，以至於包裝成了在審美和道德上凌駕於「買買買」之上的禁慾、高冷的pose，看上去很美，深得文藝青年們的青睞。但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低慾望」真的就那麼美嗎？

一個屢屢被拿來說事的例子，是東京的宅男或家庭主婦，可以完全依賴便利店和百元店（100 Yen Shop）生活，偶爾在優衣庫購物，添置幾件應季衣物即可。在大前的書中，也有相關描述：一些人選擇窮而充實的生活，美其名曰「窮充」。在單向空間的出版會上，筆者說：便利店加百元店的生活，其實並不low。非但不low，而且很時尚，頗契合環保和健康的雙重綠色標準。可問題是，這種「極簡」的生活方式本身，有多大可持續呢？大前在書中援引瑞典的案例寫道：

由於窮充一族大都不需要繳納稅金，因此只能凈增社會負擔。若國庫還有儲蓄，不管怎麼說，或許還能維持生存，一旦國庫儲蓄見底，到處充斥窮充一族，也就是國家破產之日了吧。問題是，若要維持現有水準的行政服務，就必須上調能夠負擔稅金的大企業或富裕階層的稅率，而這又會出現當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離。這也表明，窮充也能小確幸的時期，真的非常短暫。

所以，「日本的窮充時代也是不會長久的吧。我認為，或許比瑞典、丹麥、英國更短暫，充其量在數年間就會結束」。換言之，便利店加百元店的「極簡」生活，亦需要宏觀經濟和社會服務的加持。而上游一旦限流，水量變小，怕是連「下流化」都難保。

道理其實是明擺著的。與美國不同，日本經濟的體量雖然不小，卻是轉型不徹底的經濟體，製造業尾大不掉，如日立、東芝、三菱、豐田、NEC等企業巨人，仍是國民經濟的機關車。要想維持一定的增長，首先要確保這些大公司的良性運轉。而這些公司的運轉，靠的是整條整條的生產線，生產線上除了標配的機械手和機器人之外，還需要大量的Manpower（包括直接勞動力和管理職）。

高端製造業如此，遑論那些苦於人手不足，捉襟見肘久矣的服務業現場，如醫療、看護、酒店、零售業等。而今天處於「老齡少子化」怪圈中的日本，最大的問題不是別的，正是勞動力的慢性不足。我清楚地記得，十年前，大前研一曾預測：勞動力缺口是18萬人/年。在《低慾望社會》一書中，這個數據已升級為40-60萬人/年，未來幾年還將呈加速度發展。

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問題，是日本經濟最吃緊的課題。包括看上去很美很文藝的「低慾望」pose能扛多久、能否進行到底的問題在內，亦取決於勞動力不足的結構性矛盾緩解的程度，其它都是虛的。如果不能正視現實，還一味地沉湎於對「低慾望」的耽美性意淫中而不自拔的話，那隻能說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

註：《低慾望社會——「喪失大志時代」的新·國富論》，（日）大前研一著，姜建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日）三浦展著，陸求實、戴錚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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