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需要改革？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答案……

時評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耶魯大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和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羅默這兩位在經濟領域家喻戶曉的經濟學家。如果說羅默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那麼諾德豪斯所研究的環境經濟學的領域則屬於小眾的非主流領域，但他們的政策應用價值都很高。尤其是今年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環境下，通過頒獎的方式，諾獎評委會也表明，希望人們今天應該更多關注長期經濟發展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原文 ：《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增長的動力與代價》

作者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孫立堅

圖片 |網路

探索增長新動力是克服資源瓶頸的保障

以羅默為代表的一批研究經濟增長理論的學者，在近20年中不斷完善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體系。很多學者不僅在企業技術創新領域拓展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他提出的以技術溢出效應為代表的正的外部性特徵上，引入了教育、金融、制度設計等因素，從紮實的實證分析方法中也驗證了它們對經濟增長不可忽視的貢獻。內生增長理論大致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建立在阿羅的干中學模型基礎上的模型，第二種是將R&D、不完全競爭整合進增長框架的技術進步模型。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研究，羅默都做出了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成果，乃至他被《時代》雜誌選為1997年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

羅默曾於2015年受邀參加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他用自己對增長理論的遠見，高度評價了中國城市化建設給中國經濟發展致以的新動力。如果中國維持6%的增長，或者是3.5%，城市化率都高於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高於聯合國預測數字的2—3億。根據這兩種預測，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會大大增加。如果城市化是中國取得成功的關鍵，中國就需要繼續按城市化的道路發展。他同時指出，中國城市化發展會在未來受到兩方面的挑戰。為了克服挑戰，則需要建立合理的財政安排體系。他強調，政府之間或者政府培育市場中企業之間種種良好的競爭會營造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良好基礎。

解決好增長動力與其代價之間的平衡問題

諾德豪斯通過採用主流經濟學所開拓的方法，對環境的負外部性給經濟增長帶來的負擔等影響做出了縝密的測量，讓整個世界看到了增長代價究竟有多高，然後基於科學的測量體系再來評估現有環境治理措施是否合適，這就給政策部門提供了非常可信的依據。

事實上，諾德豪斯曾在主流經濟研究領域有很好的成果，尤其是他的政治經濟周期理論是今天研究周期問題不可或缺的要素。年過不惑之後，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已收穫頗豐的諾德豪斯開始艱難地轉向氣候變化經濟學。當時，這個領域是一個非常偏門的學科。一方面，經濟學界很少有人嘗試探索氣候變化，諾德豪斯將要在幾乎孤軍奮戰的情況下，從沒有路的地方開闢出一條路來。這蘊藏了很大的研究風險。另一方面，氣候變化是不是一個問題，氣候是不是在朝變暖的方向發展，以及就算如此，其原因是不是由人類經濟活動引起的，在自然科學領域一直都存有爭議。兩方面的因素使得氣候變化經濟學在相當長時間裡都屬於經濟學裡的冷門旁支。為此，1982年他給自己的堅持提供了兩點理由：一是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須經由經濟系統才可起作用；二是氣候變化也會對經濟系統的生產過程和最終產出發生影響，比如乾旱導致糧食歉收。

經過九年之久的學術成果相對沉寂期，直到2006年，「斯特恩報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廣泛關注。人們才發現，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最新文獻都在不斷地引用同一個名字：諾德豪斯，因為他開創性地構建出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這個分析框架迅速成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氣候變化的主流工具，甚至連本來專註於自然科學領域的IPCC也逐步吸收了諾德豪斯的分析思想。如今，任何一個嘗試在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耕耘的研究者，都無法忽略諾德豪斯的論文和著作。他觀察問題的視角、構建的模型、所用的數據、編寫的程序、近30年的長期堅持，甚至他那委婉、中肯的行文風格，對後來的人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財富。

更加傾向於「經世濟民」的價值取向

這次這兩位學者的共同特點都是運用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探索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讓人們真實感受到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揭示的增長動力已經在現實世界中成為國家為什麼會變得強大和富裕的原因所在；也讓人們感受到溫室氣體和碳排放等氣候變化問題究竟會造成多大的實際影響，告別過去因為認知能力的缺失而產生的過度悲觀或過度麻木的態度。使得人們覺得經濟學家再也不是那種滿足於自己構建的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複雜世界」和自認為自己是比別人更加聰明的「意見領袖」，哪怕最後隨著實證方法的進步和認識問題能力的加深，自己也會糾正過去存在的「偏見」，但依然不改自娛自樂的風格。

這次諾獎的獲得更進一步驗證了中國今天在推進的供給側改革（探索增長的新動力）和三大攻堅戰——金融系統性風險、環境保護、精準扶貧（為了降低增長的代價）的必要性，雖然這次諾獎評委的用意可能在告訴我們當下比貿易戰更重要的是增長的動力和增長的代價這兩個互相關聯的長期問題，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想傳達一個更深遠的意義：政府不應該把它們搞成互相對立、難以兼顧的兩大目標——環境治理影響增長動力，而提升增長動力有可能會破壞環境治理的效果；而是要去遵循以諾德豪斯和羅默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中所揭示的發展機制及其規律，從而儘快在今天的「後危機時代」產生良性循環、造福於人類的高質量的增長模式。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2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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