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醴陵，驚天大案

專家幫您掌眼

廖文偉

域鑒 鑒定專家

鑒定範圍：竹木雕、紫砂、文房印硯、雜項

人物名片

湖南省收藏協會專家鑒定委員會專家，先後被聘為湖南電視台「藝術玩家」古玩鑒定顧問、「玩家雅集」經理、專家鑒定團常務副團長（團長為湖南省博物館前館長熊傳薪先生），《收藏快報》特聘社外審稿專家，湖南五千年文化公司藝術總監，義和鑒定會所專家組坐堂專家。

曾為上海美術出版社《中國篆刻》、武漢美術出版社《古玉》、湖南美術出版社《文房用具》、《筆筒》作序，多次應邀去市外、省外作收藏鑒賞講座。1942年生於湖南醴陵，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多年，1984年加入湖南省作家協會，退休前為《發明與革新》雜誌副主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踏上收藏之旅，已在省內外20多家報刊發表古玩鑒賞文稿數百篇。僅在《收藏》、《中國收藏》、《收藏界》、《文物天地》、《東方收藏》等收藏大刊發表的5000字以上古玩鑒賞文章，已有70餘篇。

編著有《東方奇人》、《湖南旅遊十萬個為什麼》以及《打撈歲月·廖文偉古玩叢談之一》、《打撈歲月·廖文偉古玩叢談之二》、《古玩》、《收藏之旅》、湖南《民間藏珍》、《古董拍賣集成·精品點評》十集。

淥水嗚咽捲走驚天大案

錄副奏摺藏身廢紙堆中

湖南有個醴陵，醴陵有個花橋，花橋附近有個地方叫作「蠟樹打金」。

這個叫作「蠟樹打金」的地方，之所以有個如此稀奇古怪的名字，是因為178年前的道光年間，這裡發生過一宗驚天動地大冤案的原故。

冤案先後牽連30多名無辜百姓，在官府的監禁訊問過程中，被折磨而屈死者多達27人。先後審訊此案或與之有關聯的官吏，竟有三任醴陵知縣、一任長沙知府、一任湖南臬司、一任湖南藩司、兩任湖南巡撫、兩任湖廣總督，驚動了京師的都察御史、刑部尚書、九門提督領軍機大臣，直至道光皇帝親自過問。鬧得個朝野上下沸沸揚揚，三湘大地哀號連天，醴陵淥水嗚咽不息。

沉冤昭雪，得力於九門提督英和。道光二年（1822）十月，英和一紙奏摺直陳於道光皇帝。道光皇帝甚為驚訝，御批「此案著李逢彬親提有名人證卷宗秉公研審，按律定擬具奏」，於是真相大白，冤魂九泉含笑，貪官污吏得到應有的懲處。

令人倍感驚詫的是，這樣一個七顛八倒而後否極泰來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竟然極少有史料記載。我了解到這件冤案的始末，竟然得益於1997年春夏之際古玩集市上的一堆廢紙。

那是一個晴明的清晨，我同萬志良趕到清水塘古玩集市時，已經人潮如涌了。一名醴陵古玩商人的聲音最先吸引了我們，此人40上下年歲，顯然是初入道的生手，神情有些靦腆，舉止有些拘謹，地攤上除了幾方並不起眼的刻銅墨盒，便只有一大堆廢舊書刊和紙片。聽到我們的鄉音，古玩商人立即神態自然了許多，他要我們看看他的刻銅墨盒。我的興趣倒是在那迭紙片片上，一面答腔一面便去細翻。忽然，我發現其中有一份「奏摺」（圖一），抬頭為「步軍統領英和等為奏聞請旨，仰祁聖鑒」，結尾是「道光二年（1822）十月初六日奉旨批，此案著李逢彬親提有名人證卷宗秉公研審，按律定擬具奏。原告甘啟琇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

這不是奏摺嗎，可遇難求的東西，今天怎麼撞上了？

再仔細些從頭讀起，發現通篇文字為一人筆跡，道光皇帝的御批也不例外，驚訝立即又被疑惑所替代，真奏摺是硃批，這奏摺怎麼是「黑批」？轉念一想，偽造這麼一份「奏摺」毫無價值可言，不說近千蠅頭小楷一絲不苟，需要時間和精力，就是尋覓一張百年以上的舊紙也絕不容易。要緊的是，一看便知並非真正的奏摺，誰還肯掏錢買它？偷偷與萬志良交換一個眼色，他卻口快，大聲說：「假奏摺，廢紙一張。」

我倒是不忍捨棄，既要偽造，又偽造出這麼個天大的紕漏，總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古玩商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勉強笑一笑，用醴陵話告訴我，他是收廢書舊紙一起收來的，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有興趣」，他說：「就送給你去研究研究。」

我又吃了一驚，斷定沒有人會傻到這種地步，竟然費時費力偽造一份奏摺，百里迢迢來古玩市場找陌生人送禮。想想人家是做生意，於是掏出幾元錢，算是買下了。我料定這紙「奏摺」，必有些值得深挖的東西，於是從它開始考證。

有關史料記載，清代雍正年間改革吏治，雍正七年設軍機處，並且規定，此後凡奏陳之折，皇上御批之後發還軍機處，由軍機處抄錄一份副本發還具奏人落實，正本存軍機處。這份抄錄的副本，稱作錄副奏摺。我恍然大悟，幾元錢買下的，竟是道光二年（1822）的錄副奏摺。難怪它的結尾是「奉旨批」，原來是十月初六日到達軍機處的。那麼，錄副奏摺本應發還「英和等人」去落實，最多也只會從北京「落實」到長沙，緣何跑到醴陵去的？我想，答案可能在錄副奏摺的字裡行間，務須詳為考確。

這一考證，竟發現英和等人的錄副奏摺記錄的，原來是道光年間發生在小小醴陵的一樁駭人聽聞的驚天大案。

腐敗貪官激起民情大變

蠟樹打金博得千古流芳

事情還得從漕糧說起。

秦始皇的年代，曾開闢水路將山東的糧食運往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囤積備用。以後歷代，從西漢到唐，都曾將東南各省的糧食經黃河運往關中或洛陽。宋建都開封，各省徵調供京師食用的糧食亦經由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四水運入。元建都北京，曾經搞了一段時間海運。明清時期，各省運往京師的糧食仍以內河水運為主。這種運輸方式稱為漕運，徵調運往京師或其他地方的糧食則稱為漕糧。

當年水路運輸十分落後，東南各省水運糧食到京師，徵調轉運、裝倉卸倉以及運輸途中的不測風雲，都將造成不同程度的耗損。因此，朝廷批准徵收漕糧時，可以酌情徵收一點附加費用。這部分附加費用，當年稱為漕項。這種徵收項目的增設，使得貪官污吏有機可乘。

早在嘉慶初年，農尺交納漕糧凈米一石便要受兩重盤剝。一是「奇零化整」，即漕糧尾數一律補足，如應納8斗，則要實交一石。二是無限制地提高附加費用，增加附加項目，如漕規、漕館、漕余、漕口、水腳等，百姓不堪其苦，民怨沸騰。

嘉慶二十五年（1820），王述徽到醴陵任縣令，竟又擅自決定，每交納漕糧凈米一石，要同時交納附加費三兩六錢銀子。按當時的折算方法，一兩銀子是一千二百文左右，一石漕糧凈米事實上要交附加費4400文左右，而三石谷才能碾一擔米，一擔谷價600文，等於本應交一擔米的漕糧，實則須交納10擔谷。莫說貧苦農戶承受不了，就是望門大戶，也覺得不堪重負。

於是，花橋秀才肖正芳父子首先與官方發生爭執，王縣令以其父子「鬧漕」為由，將其抓捕入獄，嚴刑折磨後開釋，不日雙雙身亡。接著又有程亮向京師投狀告王縣令魚肉百姓，監生匡光文同另幾名地方紳士也簽了名。京師將控告狀批轉湖南審理，但湖南巡撫竟判程亮誣告，發配他到邊疆充軍。於是群情激憤，幾乎就要釀成大變，巡撫不得不將王述徽免職，由金德榮繼任縣令。

不料這個金德榮比王述徽更加兇殘狡詐，他邀匡光文為徵收漕糧的協辦，以圖藉機分匡光文一勺羹，堵住他的嘴。

匡光文是花橋數一數二的富戶，有監生功名，在地方上有一呼百應的號召力。但此人慷慨好義，素重德操，拒絕了金縣令的「美意」，交納完自己應交的那份漕糧，頭也不回地走了。

匡光文沒有料到，他走後，農民圍住征漕官員要求減免漕項，金縣令下令毆散，於是發生互斗。金縣令認為主謀一定是匡光文，恰恰此時衙役捕獲一個叫鍾賢甫的，從他身上搜出抄錄的程亮上告京師的狀紙，鍾賢甫在上面增加了「人證一併解京訊辦」一句，拷問鍾時，他竟扯到匡光文的頭上。金縣令如獲至寶，立即呈請湖南巡撫抓捕匡光文。

道光二年（1822）正月，金縣令親率捕快趕到花橋圍捕匡光文，匡光文氣憤已極，指揮家丁僕役迎斗捕快，致使一名衙役被殺，匡光文越牆逃脫。金縣令惱羞成怒，將匡光文的兒子匡德輝、義子匡聲達、孫子匡蘭陔通通拿下解往縣衙。隊伍走到名叫「蠟樹下」的地方時，預先埋伏在這裡的匡光藻、簡開泰等數十人一擁而出，驅散捕快、衙役、救出德輝、聲達，捉住金縣令拳腳交加痛打一頓。這個「蠟樹下」的地方，從此被當地百姓叫作「蠟樹打金」。記得孩提時代去外婆家度暑假，舅舅領了我經過此地。他指點著不遠處的一片蠟樹林子告訴我，這裡叫「蠟樹打金」，見我半迷糊半不懂，便講起了「蠟樹打金」的故事。一晃數十年，我再一次與「蠟樹打金」相逢……

湖南巡撫得悉金縣令不單沒有捕到人，反倒被打死一名衙役，又幾乎激成大變，為免事態進一步發展，立即命令釋放年幼的蘭陔，同時免去金縣令之職，調張孔言繼任縣令。此時匡光文已直奔京師告狀，張縣令再赴花橋捕人未果，竟然一把火燒了匡光文及鄰里200來間宅居，捉拿其親朋20餘口帶回縣衙關押。嚴刑逼供，幾天打死6人。匡光文蒙此大冤，到達京師後即直闖都察院呈送訴狀，都察御史指示湖廣總督派員會同湖南藩、臬兩司調查審理，其結果可想而知，反倒以「詐傳詔旨」（實為程亮所為）的罪名判匡光文秋後斬決。

九門提督告狀驚動聖駕

以絞代斬義士難免一死

匡光文的表弟甘啟琇為表兄鳴不平，抱了蘭陔親赴京都刑部申訴。刑部尚書發覺斷案不公，力主重審。甘啟琇聽說九門提督為人正直，一言九鼎，又赴九門提督英和府上投訴，這才引出九門提督代民告御狀的佳話。

英和何許人？他乾隆三十六年（1771）生於北京，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先作了幾年編修，而後青雲直上，由戶部尚書遷任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嘉慶、道光年間，英和以軍機大臣領九門提督（圖二），倍受皇帝信任。讀者諸君可還記得，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中雍正得以順利登基，仰仗的就是九門提督隆科多和大將軍年羹堯。英和正是這個權重一時的九門提督。但英和為人正直，且還是個多才多藝的才子，著有《思福堂詩鈔》、《恩慶堂集》，琴棋書畫都來得幾下，素有好的官聲。聽了甘啟琇的申訴，他拍案而起，親自起草奏摺，邀同都察御史、刑部尚書共同呈請道光皇帝「聖裁」。於是，道光皇帝批複給軍機處，又於是，錄副奏摺落地生根……

錄副奏摺如何逾越千山萬水而到了醴陵？依然沒有答案。

再一個雙休日，那位醴陵古玩商人又出現在古玩集市。畢竟多了一份鄉情，這一回，我們已經談得很是融洽。

我向他打聽：「上次賣給我的那張紙，你是從什麼地方收集到的？」

他漫不以心地回答：「新陽」。

而且說，他是收購那堆「舊書」，「紙」是搭給他的。我以為他的話誠實可信，回到家裡便查找醴陵地圖，神福港附近果然有個新陽，看樣子是個鎮子，新陽往西便是花橋，像是個更小些的鄉鎮。這就是說，錄副奏摺來自匡光文的老家，一定是在他的後人手裡保存到今日的。於是疑團又來了，錄副奏摺怎麼跑到匡家去的，難道是九門提督英和特別的關照？帶著這個懸而未決的疑團，迎寒送暑，一晃便是700多個日日夜夜。

1999年春雨綿綿時，有一日我在古玩集市發現一本《醴陵鄉土志》（圖三），少小離鄉，發現家鄉「鄉土志」，驚喜至極，立即買下。最先想到的，便是看看有沒有匡光文的記載。

《醴陵鄉土志》是民國十五年（1926）由醴陵名士傅熊湘編撰的中小學鄉土教材，全面介紹了醴陵的地理物業、民俗風情、名人名勝以及歷史沿革。其中竟然有《匡光文傳》，前一部分包含有錄副奏摺所陳內容，除「湖廣總督審辦」與《醴陵鄉土志》所載「詔湘撫督派員會同藩、臬兩司訊擬具奏」稍有出入，其他事節，錄副奏摺所言則更詳實一些。

《匡光文傳》的後一部分敘述的是湖廣總督李逢彬遵照道光皇帝的旨意重審「漕案」，改判匡光文秋後絞決。理由是，「鬧漕」雖不成立，斬決實屬錯判，但匡光文指揮家人拒捕，致使衙役一人斃命，觸犯了大清律條，保匡光文一個全屍，命還是要償的。恰恰便是錄副奏摺的「且聽下回分解」，合二為一，完完整整的一個歷史故事。

慷慨領死 總督為之動容

號哭塞道 百姓路送冤魂

我毫不遲疑買下《醴陵鄉土志》，自然是鄉情使然，不料竟有《匡光文傳》，不由的既驚又喜。挑燈夜讀，希望能找到錄副奏摺出現在醴陵花橋的原因。

話還是從李逢彬重審匡光文說起吧。

待到道光皇帝御批重審「漕案」後，都察御史指示「湖廣總督會同湖南藩、臬兩司調查審理」，此時隨同遞解至武昌獄中的甘啟琇已經病死獄中，且先後刑訊致死或病斃的「漕案」人犯已累達27人之多。李逢彬為慎重起見，花了三日時間反覆研究案件卷宗材料，發現要救匡光文並不難，只需匡光文不承認是一個人所為即行，而後，他親自提審匡光文。

見到匡光文時，李逢彬見他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關押多時已然步履蹣跚，因此請匡光文坐下，並且啟發他不必「一人做事一人當」。

「先生揭發征漕弊端，本是為民請命。此後涉案人員多指先生為首，縱是不實，亦難辨真假。如今之計，只要先生一口咬定並非你一人所為，便可罪分多人，也便不至死罪。」李逢彬想救匡光文一命，給他出了這麼個點子。

匡光文自然明白總督的好意，他微微點著頭笑了笑，這才回答：「吾本意為民請命，這才觸怒貪官，如今既不能免罪，又何必罪及別人？這種不仁不義之事，吾不為也。」

說完，匡光文起來，走上前去，扶起管筆，在堂錄的供詞上寫上「天理良心」4字。然後放下筆，朝李逢彬投去一個感激的眼神。李逢彬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叫衙役備辦了一桌上好酒菜，親自斟酒一杯相敬。

李逢彬對貪官污吏也不手軟。首先是那個金德榮，企圖拉匡光文下水而未達目的，竟挾嫌報復，率營丁圍捕匡光文，導致匡光文率眾拒捕，實屬無能之輩，光革職不足以警告後來者，請皇上批准發配新疆充軍。錢臻身為藩司，專管一省人事，竟輕率判案，影響「政府」形象，應開缺交刑部重處。張孔言不明是非，燒毀民宅，拘捕過份，草菅人命，降級使用。其他審理此案不力的官員，都分別給予了處分。至於匡光藻、簡開泰兩人，劫持囚車觸犯律法，發配新疆充軍。此時匡光藻已病死獄中，充軍自然是去不得了。

藩司錢臻最不服氣，把自己「開缺」的氣都發到匡光文身上。因此，李逢彬的判決是道光五年九月上報刑部的，待刑部批下來，執行絞決也是來年的事了。錢致覺得像匡光文這樣的人，刑部極有可能會減罪（不處死）執行。為泄私憤，竟在開缺尚未離任之前，逼迫臬司提前在長沙絞死匡光文。這一年，匡光文56歲。

得到匡光文已被貪官提前執行死刑的消息，家人即赴長沙備辦棺木運回醴陵安葬。

從長沙出發，沿途百姓「祭奠號哭塞道」，一百七八十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個月的時間。匡光文為了什麼丟掉了生命，黎民百姓是最清楚不過的了。許多人繼承他的遺志，要求減輕漕糧負擔，咸豐年間、同治年間、光緒年間為民請命者不絕，終於達到了目的，漕項減至1700文，貪官污吏收斂了許多……

名士作傳 肝膽永垂青史

失之交臂 史料一去不再

我要的答案仍然沒有。

匡光文是醴陵人，醴陵縣誌會不會比《醴陵鄉土志》記錄更全？抱著這個希望，我專程回了一趟家鄉，在縣圖書館陳館長的幫助下，很快找到了民國年間修的《醴陵縣誌》，從10多冊線裝書中又很快找到了《人物誌》篇，不費什麼力氣便尋到了匡光文。一口氣讀完，與《醴陵鄉土志》上記述的相關史實一綜合，謎底終究揭曉了。

原來匡光文死後，醴陵縣同治年間重修縣誌，「乃無一字及之」，但百姓不忘他為民請命「義憤激發，歷艱難險阻而不易其志，臨難毋苟，視死如歸，何其仁何其勇也」。道光六年陳心炳任醴陵縣令，他敬仰匡光文，特地呈請巡撫批准，從道光七年開始，連續三年提取漕糧「奇零尾數」折二千餘兩銀子追撫他的家人。

百年之後，匡光文的六世孫匡弼追念先祖，花了一筆錢從晚清藩司衙門將匡光文「漕案」的全部卷宗（圖四）買了回來，請醴陵反清志士、蘇州《大漢報》主編傅熊湘為其作傳。於是，辛亥革命後醴陵修縣誌，匡光文傳記入選；傅熊湘編撰《醴陵鄉土志》，匡光文彪柄其中。醴陵山水養育的一代英烈，得到了他應有的歷史地位。

匡弼買回來的「漕案全卷」，當然包括英和等人奏陳並由軍機處抄錄的錄副奏摺。不然，傅熊湘作傳時怎麼會將錄副奏摺的部分內容寫進去呢？而「漕案全卷」當然是包括漕案所有辦案資料的，於是我後悔不迭，那日醴陵古玩商人地攤上那些散亂的紙紙片片，說不定便是「漕案全卷」，我卻失之交臂。

我能原諒我自己，因為誰也不具備這種想像力，170多年前小小醴陵的一個驚天大冤案，它的「全卷」，竟在古玩商販地攤上零亂破舊的廢紙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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