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不肯下跪 大清自有妙計

文 | 諶旭彬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大婚。

各國在京使節早已做好了受邀觀禮的準備。豈料，送來的不是請柬，而是總理衙門的告誡，要他們切勿在這「良辰之日」上街行走，還要求各使館約束本國在京之人，該日必須呆在家裡。

公使們「大怒，有當面予以教訓者」，當面痛罵了總理衙門的傳訊人，「但無如何，許而從之」，罵完後也沒什麼辦法，畢竟邀請與否，是清廷的自由。

問題出在「公使們見了皇帝究竟跪還是不跪」這個問題上——近代外交講究平等，公使們是不肯跪的；傳統制度講究宗主國的體面，外邦使節不跪上國皇帝，真真是豈有此理。

這個問題，已糾結了清廷差不多一百年。當然了，洋人不肯下跪，大清也是自有妙計。

圖：跪拜之禮，實際上是權力對人的一種規訓

乾隆時代：篡改他國文書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馬戛爾尼(C．MaCartney)使團來華。

朝貢體系下，清廷自視為「天下共主」，但馬戛爾尼尋求的卻是平等外交這一前提下的貿易條件的改善。

調和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屬事務的禮部身上。

因為經驗豐富， 禮部做起這種事來得心應手。他們毫不遲疑地按照朝貢體系的需要，以天朝上國的體面為第一要義，篡改了人家的外交文書。

比如，東印度公司董事長培林爵士致函乾隆，為馬戛爾尼訪華作準備。信函原文是這樣的（忠實於原文的翻譯，下同）：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聽說，貴國皇帝慶祝八十萬壽的時候，本來準備著英國住廣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據說該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遺憾。為了對貴國皇帝樹立友誼，為了改進北京和倫敦兩個王朝的友好交往，為了增進貴我雙方臣民之間的商業關係，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參議官、賢明幹練的馬戛爾尼勛爵作為全權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謁見中國皇帝，深望通過他來奠定兩者之間的永久和好。」

經禮部的大人們之手修改後，呈遞給乾隆皇帝的版本，則變成了這樣：

「聞得天朝皇帝八旬大萬壽，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國王稱，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國的人來廣州與天朝的人貿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餉貨豐盈。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舉輔國大臣嗎嘎爾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我國王即十分歡喜，包管英吉利國人與天朝國人永遠相好。」

「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懇想求」、「施恩」、「賞見」、「包管」這類語句字眼的增入，無疑為天朝上國的「體面」增色不少。

由馬戛爾尼轉遞的、英王給乾隆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比如，原信的開頭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運，事事以仁慈為懷。踐祚以後，除隨時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 促進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促使全人類同受其惠。在這種崇高精神的指導下，英國的軍事威力雖然遠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勝利之後，英王陛下對於戰敗的敵人也在最公平的條件下給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進自己臣民的繁榮幸福外，陛下幾次派遣本國最優秀學者組織遠航旅行，作地理上的發現和探討。」

經禮部的大人們修改之後，呈給乾隆閱讀的版本，則是這樣的：

「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熱沃爾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國大紅毛及佛部西依拜爾呢雅國海主，恭維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本國知道中國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裡長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但中國地方， 連外國地方都要保護他。他們又都心裡悅服，內外安寧。各所有各樣學問各樣技藝，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們，叫他們盡心出力，又能長進生髮，交通精妙。本國早有心要差人來，皆因本境周圍地方俱不平安，耽擱多時。如今把四面的仇敵都平服了，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處。」

其實，這已經完全不能算是「修改」，而是重寫。原信開頭的主旨，是在向乾隆介紹大英帝國的偉業；重寫後的版本，則完全變成了跪舔「中國大皇帝」。

文書可以隨心所欲地亂改，「夷人」未必看得懂，也未必看得到。只是真到了需要「夷人」三跪九叩中國皇帝的關頭，終不免露出馬腳。

當然，文字遊戲還是要繼續玩下去——按英國檔案的記載，馬戛爾尼使團以謁見英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謁見了中國皇帝；而據中方文獻記載，使團正使「行禮如儀」。

圖：乾隆皇帝

咸豐時代：夷人不跪拜則誓死不見

繼任的嘉慶皇帝，在維護天朝上國的體面這個問題上，比他的父親乾隆要「有原則」得多。阿美士德使團不肯對他三跪九叩，只願「脫帽三次，鞠躬九次」，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請謁見的文書上，寫上一堆「所言甚屬欺誑」、「支吾可惡」之類的詞句，然後把他們趕出了中國。

咸豐皇帝沒有這樣的底氣。「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敗了。

戰敗後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第三款中，有這樣的規定：英國乃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見大清皇帝時，遇到有礙國體之禮，決不可行。必須統一使用英國使節拜謁其他國家元首的統一禮節。

條約帶有「最惠國待遇」性質。這意味著西方國家以近代平等禮儀覲見清朝皇帝，也已經以條約的形式獲得了解決。

但這種解決，僅僅是條約層面的解決，咸豐已決意在實踐中，堅決抵制該條款。

事實上，在1858年《天津條約》即將簽字之際，他還在下達指示，要求條約中必須規定「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家眷」，他擔心，一旦允許西方使節以西禮代替跪拜覲見天子，清廷和自己必將顏面盡失，那時，「何以為天下共主」？

清軍戰敗了，指示也落了空。迴避與來華使節的會面，就成了咸豐維護天朝上國體面的最後防線。

1860年，英法聯軍自天津攻入通州。咸豐對聯軍提出的八項議和條件無不應允，唯獨對英方提出的——國書須「親呈大皇帝御覽」——這一條表示「萬難允許」。他指示前方負責談判的怡親王載垣，必須堅決抵制這一條，並如此解釋其中利害：

「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允行；設或不能，只宜按照米(美)、俄兩國之例，將國書齎至京師，交欽差大臣呈進，俟接受後，給予璽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唯有與之決戰。」

談判失敗。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火燒了圓明園。咸豐匆忙逃往熱河，將殘局留給了恭親王奕訢，然後簽訂了新的《北京條約》。

聯軍收穫了不菲的物質利益，仍然撼不動咸豐對跪拜禮儀的堅持，只好暫時放棄。但洋人用平等禮儀面見了自己的兄弟恭親王奕訢，仍讓遠避熱河的咸豐傷心欲碎：

「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豐不願返回北京。因為「夷人」僅是暫時退去，他們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想謁見自己親遞國書的念頭，也還沒有打消。他在詔書里，對一線負責談判的大臣們疾言厲色，勒令他們必須想辦法阻止洋人「親遞國書」：

「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迴鑾後，復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唯爾等是問。」

這年12月，恭親王終於從英、法兩國公使處，取得了不再堅持入覲的保證。咸豐對這些保證仍心存疑慮，不願回京，

見識到了如此這般的「誓死不從」，英國政府只好做出退讓，不再堅持入覲問題。1861年1月9日，英國外相訓令其駐華公使，勿再要求向中國皇帝親呈國書，只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其為英國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他國家隨之也採取了相似的處理方式。

1861年8月，咸豐病死於熱河。他終於成功踐行了自己「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的諾言。

圖：咸豐皇帝

同治時代：五鞠躬之禮藏玄機

咸豐死後，同治年幼、太后乃婦道人家不便拋頭露面，成了清廷長期拒絕外使入覲最得力的理由。

期間，美國人蒲安臣曾代表中國出使西方，以近代外交禮儀拜見各國元首。各國公使以此為契機，要求入覲中國皇帝，也同樣被清廷以皇帝年幼為由拒絕。

1972年，同治皇帝大婚，再次以不給各國公使送請柬的方式，「規避」了問題。

但問題終於還是里到了必須解決的一天。

1873年2月23日，年滿十八歲的同治帝，正式宣布親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國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要求覲見同治帝，遞交國書。

拖無可拖，所有的拒絕理由，都已不復存在。總理衙門只好與五國公使約定在3月11日會談。

《籌辦夷務始末》記錄了雙方談判的大致情形：

「彼謂條約中有礙於國體之禮，為不可行；則告以礙於中國國體，亦不可行。彼謂條約允以優待；則告以中國相待，能優於禮之中，不能優於禮之外。彼謂唯跪拜之禮，有礙國體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則告以唯跪拜之禮，最關中國國體，首先議定，此外始可從容擬議。加以譬曉百端，反覆辯詰，幾於舌敝唇焦。」

翻譯過來，大體就是：

五國公使：條約里寫明了，不可以施行有礙於我們的國體的跪拜禮。

清廷代表：非跪拜禮也有礙於中國的國體，也不可以施行。

五國公使：條約里寫了，在禮儀方面，要對我等的國家實施優待。

清廷代表：是要優待，但得在中國之禮的範圍內優待，不能優待到禮的範圍之外。

五國公使：只有跪拜之禮，有礙國體不能施行，其都好商量。

清廷代表：只有跪拜之禮，於中國國體最為要緊，不能退讓，其他都好商量。

如此談判，自然只能是「舌敝唇焦」，不會有任何結果。

隨後，雙方又展開了漫長的公文往來戰。

各國公使堅持：覲見一事，《天津條約》早有約定，清廷也已允諾皇帝親政後履行；公使覲見在西方各國已是慣例，漢譯的《萬國公法》里也有詳細記載，不存在理解難度；覲見禮儀應按照各國通行的方式，各國平等，並非藩屬，不能強求行跪拜之禮。

清廷代表則堅持：《天津條約》里還有「自行舉辦」的規定，你們不能催逼我們；中國優待各國大臣，只能用本國固有的禮儀來優待，不能用中國沒有的禮儀來優待；中國使臣出使各國，都入鄉隨俗採用你們的禮儀，你們來中國，也該入鄉隨俗；覲而不跪，不符合中國體制，中國不能答應。

辯論往返長達三月之久，大批的官員與士大夫也捲入其中。

至1873年5月15日，爭論終於告一段落，雙方達成協議：

（1）五國公使覲見時不行跪拜之禮，作為讓步，公使們特將覲見本國君主的三鞠躬之禮，改為五鞠躬。

（2）不舉行覲見大典，只允許帶有本國國書，初次駐使中國者參加覲見，呈遞國書。以後也不能隨時要求覲見。

清廷在該協議中的用心至為顯然：

（1）不跪拜可以，但必須體現出天朝上國的超拔地位，所以你們對自家君主三鞠躬，對我天朝皇帝，必須五鞠躬。（2）即便是五鞠躬，作為天朝上國也是吃了虧，所以要止損，要嚴格限制你們覲見皇帝的次數。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國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國使節在紫光閣以鞠躬禮覲見了同治帝。各國使節終於如願以償，首次以平等國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

此時，距離馬戛爾尼使華，已過去了整整80年。

圖：同治皇帝

李慈銘：六國使節嚇尿了

當然，各國使節們並不知道，他們的五鞠躬，從未被載入《清穆宗實錄》和同治皇帝的《起居注》，儘管這兩份文檔的職責，是詳細記載朝廷所有政務大事和皇帝每天所有活動。

關於覲見情形，《清穆宗實錄》里只有「於紫光閣前瞻覲」七個字，《起居注》中亦只有「……等九人入覲見，上溫語慰問」一句而已。

這種不入記載，是有時代土壤的。

比如，在翰林院編修吳大澄看來，外國使節不肯下跪，必將破壞大清的政體，讓「普天臣民之心」憤懣難平——「朝廷之禮，乃列祖列宗所遺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國家無此政體，即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不獨廷臣以為駭異，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憤懣而不平！」

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邊寶泉看來，用中國臣子的跪拜之禮，來要求外國使節，其實是對他們的一種優待——「瞻覲不行跪拜，中國從無此禮，和約以來，該夷雖非屬國，然其使臣亦與我中國之臣等耳，以中國臣子之禮待之，不為不優。」

最耐人尋味的，是當時著名的經史學者李慈銘。在《越縵堂國事日記》「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條下，他腦補出了這樣一幕離奇的情節：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盛。聞夷首皆震慄失次，不能致辭，跽叩而出。謂自此不敢復覲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目未睹漢官威儀，……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有以致之也。」

總結起來，無非一句話：

六國使節在覲見我天朝皇帝時，全都嚇尿了。

圖：李慈銘畫像

參考資料：

陳恭祿， 中國近代史 （上冊）；《同治朝夷務始末》，中華書局；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英國首次遣使訪華實錄》，紫禁城出版社；陳廷湘《論奕訢的外交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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