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東歐自由化改革分析，有何發展前景？

歡迎來到企鵝號知畫傾談歷史。20世紀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為近年來經濟學家的熱門關注話題之一，那麼今天小編就和大家試著研究一下東歐國家間的利益集團、政黨與制度吧！

除了政治領導者取向的「新民粹主義」分析外，另一些學者則從利益集團、政治制度與政黨入手對經濟改革進行解釋。 Schami對公共選擇理論的傳統自由化改革分析作出了另一種批評。在他看來，公共選擇理論對於經濟改革的描述過於簡化了。在對墨西哥、智利、阿根廷三國經濟自由化的分析中，他發現在一定時期內，國家從經濟中撤出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樣，能為一些利益集團帶來確定、集中的收益。這就是說，自由化與管制一樣，對某些利益集團具有私用品的性質（但不具備自由化的公共品性質）。 Corrales則在對阿根廷私有化過程的深描研究中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利益集團的角度不但對公共選擇理論描繪的改革圖景是一種突破，也對其他研究提出了挑戰過於注意領導人的民粹主義特點會讓我們過於關注領導人的個性因素，忽略了利益集團、政黨和國家制度等普遍性因素對自由化改革的影響。

另一些文獻就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對阿根廷的經濟自由化改革進行了研究。雖然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與秘魯前總統藤森常被一起提及，但兩者的政治背景還是具有明顯差異的。藤森不從屬任何一個秘魯傳統政黨，在贏得選舉之前也沒有實際的政治經驗，他完全是以一個反現有政治建制的局外人的身份動員了底層的支持，從而贏得了選舉。而梅內姆出身於庇隆打造的勞工政黨正義黨省長，是黨內的重要人物。正義黨是工人政治動員的產物，其組織與資金資源高度依賴工會，而工會領袖也對正義黨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與此相關，正義黨的意識形態與其執政時期的經濟政策長期保持著親勞工的方向。

雖然梅內姆本人行事風格具有明顯的民粹主義特點，但他的政治行為離不開正義黨制度、意識形態與背後支持的政策聯盟的限制。實際上，梅內姆在任時，其民粹主義式選擇性再分配政策的執行都依賴於正義黨的基層組織。因此解釋梅內姆的行為，必須解釋他是如何突破這些限制的。Gibson剖析了正義黨的內部派系。他指出，正義黨並不是一個同質的勞工政黨，其內部有兩個從屬聯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及其他沿海發達地區，正義黨所依靠的的確是以工會為主導力量的政策聯盟，這一政策聯盟主導了正義黨的全國政策取向。但是僅僅依靠發達地區的勞工運動，正義黨根本無法在全國性選舉中獲勝。而內陸欠發達的農業地區處於低度的政治動員狀態，地方政治和選舉機器為地方性精英所控制。

正義黨所依靠的工會組織並未能滲透進內陸欠發達地區，因此正義黨選擇將內陸地區的精英及其政治組織吸納進入黨內，這構成了正義黨的選舉聯盟通過這樣的方式，正義黨依託原有保守派地方精英的庇護網路滲透進了內陸地區。黨內兩個從屬聯盟的存在，使得正義黨不像其他勞工政黨一樣依賴工會組織。在自由化改革時期，梅內姆在疏遠工會的同時，大力提拔內陸地方精英和無黨派的專業技術人員，改變了兩派黨內勢力平衡，保證了在疏遠工會的同時得到足夠的黨內政治支持。GibsonCalvo的另一篇文獻深化了他之前的研究。這次他的切入點從政黨轉移到了阿根廷的聯邦制與選舉制度。他指出，由於歷史原因，在上議院、下議院與總統選舉中，阿根廷的內陸欠發達地區都存在嚴重的過度代表現象。

在阿根廷聯邦制下，議院席位偏向聯邦單位的代表性，而非人口的代表性。這樣分配形式利於內陸地區人口較少的不發達省份，這些經濟上不重要的地區在政治上卻極為重要。梅內姆在疏遠沿海都市地區的工會、受保護企業的同時，得到了來自內陸不發達地區的支持為了贏得這些支持，他增加中央政府對內陸地方的補貼，在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自由化改革（包括削減福利、私有化和削減公共部門職位等政治負收益行為）的同時，推遲了對不發達地區的改革。這使得他在都市地區推行激進自由化改革的同時，保持了全國範圍內的高支持率。Gibson Levitsky的著作則著眼於大都市地區和正義黨的內部制度。他認為， Gibson的研究會讓我們忽略正義黨都市地區的變化，也會讓我們忽略正義黨整體的制度特點。實際上，正義黨的內部制度不但是梅內姆成功調整黨內派系力量平衡的原因，也是其能成功發動自由化改革的原因。

正義黨的低制度化是著作中的核心解釋變數。正義黨雖然也與勞工運動具有一定淵源，但總體上它還是起源於一場庇隆發起的民粹主義運動。這種民粹主義以及個人化的起源使義黨較之於傳統工人政黨，更像是一場鬆散而缺乏組織的意識形態運動。低制度化的特點導致工會缺乏常規化與制度化的途徑影響政黨，工會的影響力源於正義黨對工會基層網路的依賴。而在20世紀80年代，正義黨在省、市地方執政的精英借用政權的資源，建立了自己的基層庇護網路，這些網路在與工會的競爭中取得勝利並被吸納進正義黨內部，導致工會基層組織資源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最終使得正義黨在梅內姆上任前完成了去工會化，使正義黨的城市部分由勞工政黨變成了一個為政黨領導層所用的庇護主義機器政治。正義黨的低制度化還體現在黨內缺乏層級官僚制度、缺乏常規化的決策機制，這使得梅內姆可以提拔改革派的新人進入政黨高層，也給了梅內姆在政策走向上較大的自主決策空間。

小編覺得，民粹主義策略的運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這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家的行為就完全在制度的真空中運行。大家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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