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的獲獎得益於「死亡崇拜」嗎？

魯迅1936年去世的時候，林語堂一家已經移民美國。葬禮，林語堂自然也沒有參加。假設死亡只是靈魂出竅，換個維度看世界的話，魯迅會再次認為林語堂是個假朋友，道貌岸然。

早在3年前，「同盟會」成員楊杏佛被殺，第一次追悼會，林語堂沒有參加。魯迅很生氣，說：「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來了，林語堂沒有去。」第二次追悼會，林語堂參加了，但這回魯迅沒去······人世間好些情節，好像狗血作者設計，纏綿又小肚雞腸。林語堂的女兒在《林語堂傳》中解釋，楊杏佛被殺，林語堂第一時間就要出門憑弔，可門外一直有惡漢監視，未能成行。

1937年元旦，林語堂發表《悼魯迅》：「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

我們無以揣測，林語堂掏心掏肺之時，是不是淚如雨下：想起那年兄長耍帥亂彈煙頭，燒毀了我的蚊帳，我拍案而起，準備大鬧一場。兄長說：五毛錢的事情而已，你至於這麼喋喋不休？——斯人已逝，念念皆美好。

人性里有一種慈悲，叫末日情緒。爭執，誹謗，相愛相殺，都在「昨日之日不可留」面前顯得生動，顯得彌足珍貴。但前提有一個，有情，所以慈悲。

比如另一位著名人物聞一多，和魯迅見過一面，根本不熟，也從來沒有興趣相熟。卻因為是朋友的朋友、政治立場、或者也因為同為一代名士，而參加了追悼會。他對於魯迅的評價自然冰冷很多：「魯迅因為個性的關係，仇人很多，和他認識的人，除了那些喜愛他那種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中國曾經有個認知廣泛的公序良俗叫「死者為大」，也就是說，人都死了，你就不要再去責難他的舊跡。這條社會規範直到今天還在默默影響很多人，只是這條規範，對於知名人物是無法生效的。他們的人生產生了過於豐富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分正負，當有一天他們逝去，聞一多類的評價會刺傷很多人，刺傷那些遠遠守護偶像的人，比如粉絲。

幾周前，金庸和斯坦·李兩位大師相繼離世。特別是影響數代華人的查良鏞先生，在他生命畫上句號的那一刻，和他的前輩周樹人一樣，撕裂了中國的社交圈。

我的朋友宋石男在朋友圈說：「當然，金庸一定是個很好的講故事的人，脫離掉文學性以後，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可以說是一等一的。他可以滿足你所有的代入感，以及所有的膚淺的對世界，對人性的認知。而這，或許是他最暢銷的理由。」

另一個在朋友圈發聲的人是科普作家方舟子，他說：「金庸小說雖然採用通俗小說的形式，卻達到了一般的嚴肅小說難以企及的高度。金庸小說博大精深，其取材之博，場面之大，描寫之精，刻劃之深，為中國歷代小說中所罕見。」

而我，作為一個金庸粉絲，且一貫極度文化虛榮的人，是這樣表達的：承認金庸的魅力，對我來說就像是某些人追星——不需要在負面的、廣義的、顯而易見的價值評價下自洽，樂於分享情緒，甚至為此承認自己在某一個側面或者全面審美差。

有人評論說：古龍如果沒死會怎樣？我說：可能古龍也不錯，但他並沒有參與我最初的世界觀建設。

當時，宋石男的話有些刺痛我，可我終究沒有反駁。因為我知道，或許我對金庸的追捧是不智的，義憤只是一個粉絲的情感局限。

幾周後，金馬最佳影片獎花落《大象席地而坐》。

社交媒體上基本三種聲音，一種是實至名歸，不愧天選之才的遺世之作。一種是胡波是誰，他和王小帥到底發生了什麼？還有一種是，太不公平，對於其他入選影片的不公平。導演去世的情節擾亂評委心緒影響評分。

第一種人審美固執，任你千手百臂不可傷；第二種是典型的吃瓜心態，按下不表；第三種，我們司空見慣且似曾相識。從約翰·列儂到科特·科本，從張國榮到梅艷芳，從黃家駒到高楓，再到今天的胡波，每一個在職業生涯中途夭折的藝術家，都會面臨同樣的追問：死亡這件事本身，是不是變成了一個無比巨大的光環，加持了他們的成就？

就像魯迅，當他不再是周樹人的那天起，對他蓋棺定論的權力便已經屬於了全世界。何況，藝術家如果是一個產品，它本來就是一種虛無的氣象，你的曲子，你的表演，你的演唱和你的言論，當然還包括你的人格和歷史組成了整個氣象。死亡，特別是無故夭折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個藝術家的傳奇程度。這是人性無法避免的情感傾斜。

胡波不是無故夭折，他的死和《大象席地而坐》本身組成了一個傳奇事件：處女作變成遺作。豆瓣上，這部電影得分8.1，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是：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金馬獎折桂，加上此前在柏林電影節獲譽，這是精英對他的禮遇。所謂「死亡崇拜」如此徹底地戰勝一切。

這對於換個維度看世界的胡波來說，這一生，夫復何求。

《ELLEMEN睿士》編輯總監：吖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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