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潔︱方孝孺與蛇王廟

原標題：徐美潔︱方孝孺與蛇王廟

魯迅先生在紀念柔石時，說他是「台州式的硬氣」，那是連他的鄉前賢——方孝孺，一起給紀念了。但在明代該怎麼紀念方孝孺呢？是否會犯忌諱？

南京方孝孺墓

這對老百姓來說，倒不成問題，直接封神就是了。蘇州婁門內有蛇王廟，每年四月十二日為蛇王生日，香火旺盛，據說蛇王就是方孝孺。「殿上供方夫婦金身，高三尺許，作明代裝，皆朝服。」 （郭則沄《洞靈小志》卷三）這是民國晚近時還能見到的塑像與傳說。

說蛇王就是方孝孺，百姓們是信的。可能他們覺得這樣的好人，忠義節烈，死了封神，然後在天上保佑點人間生計，是完全合理的。至於為什麼就成了蛇王，那倒不怎麼重要了。就像寶玉在晴雯死後，一個小丫鬟用言語安慰他，恰巧瞧見池子里的芙蓉，就說晴雯是做芙蓉花神去了，他也深信不疑。但謹守「不語怪力亂神」教誨的人士，可能就不會認同，如錢思元《吳門補乘》就說：「蛇王廟在婁門內，負城臨水，傑閣巍然，與毗陵艤舟亭相似。前殿塑蛇將軍，特假蛇耳。或相傳蛇王為方正學先生，正堪噴飯。」他的質疑也不是沒有緣由，據明代錢希元所記，蘇州的蛇王廟，原來是捕蛙人的祭拜之所。數百艘捕蛙人的小船，常年用短的青竹竿子，載著牲酒紙馬來獻祭蛇王。獻祭過後，夜裡捕蛙時，用這根短青竹竿子開路，就能保一路平安，不受毒蛇之害。

這根短的青竹竿子，是規避毒蛇的加持神器，與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里的打狗棒，倒有幾分相似。首先是形制相像：「洪七公改用隨身攜帶的竹棒，這是丐幫中歷代幫主相傳之物，質地柔韌，比單劍長了一尺。」 （第二十回）又多次寫這竹棒「碧綠猶如翡翠般」，「晶瑩碧綠」，可見也是一根長短適中、便於手持、碧綠晶瑩的竹竿子。其次是功用相似。歐陽鋒在出桃花島的船上大施陰謀，又是放蝮蛇，又是使蛇杖，無奈洪七公打狗棒在手，「右手舞起打狗棒，打死了十餘條蝮蛇」。就算蛇杖有機括，還有毒蛇纏繞，但：「洪七公是天下乞丐之首，自是打蛇的好手，竹棒使將開來，攻敵之餘，還乘隙擊打杖上毒蛇的要害。」這青竹棒就是蛇的剋星。

捕蛙人的青竹棒，變成了丐幫的打狗棒，蛇王廟裡，又另供奉了方孝孺，看似不搭，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就像資本市場的借殼制度，一個早就上市的毛巾廠干不下去了，倒也不用著急退市扒廠房；因為剛巧有個做晶元的科技公司想上市，但過審排隊要等太久，又有名額限制，不如就購置毛巾廠的股份控股，快速達到上市目的。廟宇沒換，主神換了，動靜小，時間短，皆大歡喜。這就是殼的價值，本就有的蛇王廟，口述中傳下來的神奇的青竹棒，都是珍貴的，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新的、需要傳承的內容給借了殼。

如果乖乖排隊，雖然名正言順，但時間上就有點久了。雖然仁宗一即位（1425年），就對方孝孺被誅表示了一點歉意，赦免了尚被關押的方氏親屬，但事件的性質沒有改變，被誅戮的罪狀也並未免除。一直到萬曆初年，在南京建「表忠祠」，碑錄建文朝的忠臣，方孝孺列名其上；十三年（1585年），赦免了謫戍的方氏後裔一千多人 （《明史·方孝孺傳》），才算是官方意義上的「平反」。

在此之前，憑弔或祠祀都還是忌諱，胡應麟稱：「自方正學死事，海內諱言其文。近始大行褒顯，而祠廟尚缺。」 （《詩藪》續編一）如洪熙中建在寧海的方正學祠，不久就被侵佔而廢，弘治中經地方官重修，不久又廢 （《雍正浙江通志》）。由此也可窺見在明前、中期這一長段時間內，官方對紀念方孝孺一事，持不提倡、不負責的態度。萬曆初年有官方定論後，各地的祠祀才興起。萬曆二十六年，寧海重建方正學祠 （《雍正浙江通志》），萬曆三十七年，督學楊庭筠在松江建求忠書院祭祀方孝孺，其後陳繼儒作《求忠書院記》，董其昌書碑，為一時盛事 （何三畏《雲間志略》卷九、董其昌《容台集》卷二）。

文人學士憑弔方孝孺，一般是在南京梅岡其墓側的木末亭，亭中懸掛方正學像。此亭雖稱「方正學祠」，但亭子四面空敞，與祠堂的形制畢竟不同，只是約定俗成的憑弔之所而已。形諸吟詠，也要在嘉靖末、萬曆初才零星一見。可惜憑弔不了多久，就輪到明遺民來吊殘碑了，張溥門生葛芝的《尋方正學先生祠》云：「灌木煙深蔓草平，我來何處謁先生。殘碑在地封蒼蘚，斷礎無人竄野鼪。落落寒松留正直，差差白石憶堅貞。年來名節真如掃，慟哭空山鳥雀驚。」 （《卧龍山人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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