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者即是正義」 ——再談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

《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馮瑋

上世紀80年代初，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森島通夫寫了一本《日本為什麼成功——西方的技術和日本的民族精神》。什麼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和魂」。電視劇「Legal High」（中文譯《勝者即是正義》）中堺雅人扮演的律師古美門，就是「和魂」的忠實信奉者。因此，向強者學習，努力與強者為伍，貫穿整個日本歷史。日本認為，「勝者為王」，為了取勝，沒有什麼是必須固守、不能變更的，除了「萬世一系」的天皇制。

人們一直將佐久間象山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技術」，和馮桂芬提出、張之洞全面論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行類比，將「和魂洋才」和「中體西用」視為對偶，但我認為，兩者有著質的差異：後者主張體制制度不可變，前者主張民族精神不可變。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依然延續著「中體西用」的精神。改革開放後，旋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在「秦皇掃六合」統一中國，以「郡縣制」取代封邦建國的「封建制」後，中國「封建社會」已名不副實。雖然中國有「易姓改號」的「王朝周期率」，但集權和極權的本質始終不變，皇權專制統治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內容雖有不同，但鞏固君主集權的本質始終不變，及至清朝覆亡。

日本的體制和中國迥然有異。表面上，天皇「萬世一系」，但實質上各時代的權力結構一變再變。奈良時代爭鬥不止，「政情混迷」，遑論集權專制。平安時代，「攝關政治」和「院政」輪流登場，天皇在政壇上似乎成為「看客」。從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到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歷時767年的武家政權時代，天皇只是一尊「偶像」。但是，按照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的福澤諭吉的觀點，「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的並存，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避免了集權專制的產生」。地方上，日本在中世紀已存在「大名領國制」。「日本國」這個概念，遲至19世紀50年代的江戶時代末期，才由坂本龍馬首次使用。之前的「日本人」，根本沒有「日本國」概念。正因為此，沒有幕府參政權的西南雄藩長州藩（山口縣）和薩摩藩（鹿兒島）聯手舉起「尊皇倒幕」的旗幟，天皇權力復歸，進而推行明治維新。江戶時代末期，日本有276個藩。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隨著「藩主」變成中央政府地方官——「縣知事」，日本才真正完成中央集權。

最後必須強調，「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日本人對英國的關心日趨強烈。和日本一樣，同樣是島國，且面積和人口亦無大的區別，為何能以佔壓倒優勢的海軍力量和經濟實力稱霸世界？這一問題，自此被正式提出。認為英國富強之根本在於君民同治的立憲制的見解，開始出現。」於是，日本展開了一場如何變革政體的爭論。以福澤諭吉、小野梓為代表的「英學派」認為，應該仿效英國，「君民共治」，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為代表的「法學派」認為，應該「萬民共治」，學習法國，建立共和制。以井上毅、加藤弘之為代表的「德學派」認為，應該學習德國，「主權歸一」，建立以天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這場爭論能熱烈展開，本身就說明日本政界和知識界根本不認為「體制」不能改變，而是認為先進的體制才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他們所要堅持的，只是「和魂」，即以強者為師的民族精神。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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