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中國某些女性以錢為標準挑男人，讓國家墮落了！

「禍」從口出

11月18日下午，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在上海某論壇的一段話引發了軒然大波。

他說，「如果中國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標準，都是這個男人必須會背唐詩宋詞，那全中國的所有男人都會把唐詩宋詞背得滾瓜爛熟；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說中國男人就是要他賺錢，至於說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國男人都會變成良心不好，但是賺錢很多的男人，這正是現在中國女生挑選男人的標準。所以，實際上一個國家到底好不好，我們常常說在女性，就是這個原因，現在中國是因為女性的墮落才導致整個國家的墮落。」

很快，各種斷章取義的文章——類似「俞敏洪：中國女性墮落導致國家墮落」——鋪天蓋地而來，矛頭齊刷刷對準俞敏洪，表現出1937年抗日時全民團結一致對外的高度凝聚力。

其實，俞敏洪的核心意思很簡單：

中國部分女性擇偶唯金錢至上，而忽略財富來源是否合法、是否道德，驅使追求她們的男性唯利是圖，這導致了國家的墮落。

我們不妨打個比方來解釋一下：擇偶就像一場考試，如果考試總成績不只看分數，而是綜合考察道德品行、運動體能、價值觀等等，那麼相信很少有人一味死讀書；而如果規定只看分數，其他不問，那麼高分低能、成績好品行差、考試作弊一系列問題不就都出現了嗎？

兩種標準，哪個更容易培養出好學生呢？顯然是前者。女性擇偶同樣如此，一套好的標準更有助於選拔好的丈夫，而隨著這套標準的社會普及也能更好地塑造國民。

恰如俞敏洪所說，如果女性要求男人必須有文化、有品位才結婚，那麼男人就會讀書養性來雕琢自己；如果女性要求男人必須有錢才結婚，那麼男人就可能以不擇手段地撈錢為奮鬥目標，而忽視人格、文化上的自我改造和提升。

如此看來，這個結論是不是有些道理？

「女性」變了

我們可以通過民國和當今女性擇偶標準對比，來觀察中國女性擇偶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先看一下1931年7月6日上海《民國日報》登出的《一般女士徵求如意郎君的標準》：

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莊嚴，親之甚和藹；

二、學不在博而在有專長；

三、高尚的人格；

四、風姿瀟洒，身體壯健。精神飽滿，服飾潔朴；

五、對於女子的情愛，專而不濫。誠而不欺；

六、經濟有相當的獨立；（不是指財務自由，而是有穩定收入）

七、沒有煙酒等不良嗜好；

八、有創造的精神，有保守的能力。

我們看到，除了要求相貌俊秀略顯苛刻之外，其他並無過分的指標，完全可以按照這個標準挑出如意郎君。而且，必須承認，女性擇偶標準，是在很大程度會影響男性價值追求的。

事實上，我們通過一些文學作品和史實，也確實能看到當時女性的擇偶標準，對男性的個人塑造方面效果顯著。

在老舍小說《我這一輩子》中，男主角福海娶的第一個老婆非常勢利，嫌棄他做個巡捕掙錢少，導致他多次產生利用職務撈好處的念頭，險些瀆職犯法；第二個老婆非常懂事，他就沒有特別大的賺錢壓力，工作上沒有貪污受賄撈外快，家庭也一團和氣。

而我們再來看一下2017年很火的北京女子相親價目表，可謂是有天壤之別。

北京戶口、北京房產、學歷，成了三大標準，與民國女性擇偶標準相比，好男人的要求淡化了，有錢男人的硬性條件加強了，這被一些人諷刺為「她們只是想要房子和汽車，而不是男人」。

中國某些女性這種物慾至上、拜金主義、金錢就是幸福的思想流毒八荒，以致於貪官富豪養小三、奢侈消費蔚然成風，而這其中很多人則是通過貪贓枉法、非法致富來供養情婦的。更可怕的是，受此影響的青年失去理想，失去社會責任，一切向「錢」看，幾乎人人淪為貪財好利之徒。

從女星嫁入豪門婚後不幸到當小三被遺棄，無數個冷酷的現實已經證明：以權勢和金錢為標準，挑不出如意郎君。但仍有不少女性心存一步登天的野心：男性應該有房有車、有權有勢，然後自己通過結婚實現人生躺贏。

她們或許沒有反思過，正是無數個她們這樣物（利）欲熏心的人，使得女性在有權勢男人面前逐漸失去尊嚴、失去平等，最終才導致愛情、婚姻不幸的。

正是這些人的墮落，引發了社會價值觀的扭曲，而社會價值觀的扭曲，又把無數人拉進墮落的行列，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當下，罵俞敏洪的聲音不絕於耳，他的表述確實容易引起女性的反感。俞敏洪也道歉說自己要表達的是「女性強則男人強，則國家強。」

說中國女性都墮落了，我們是不同意的。但是老俞指出的現象卻不能否認，擇偶中的拜金主義傾向不存在嗎？難道真的沒有人墮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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