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流質善變」：梁啟超思想之本質
原標題：馬勇|「流質善變」：梁啟超思想之本質
若問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哪一個人物的影響最大？相信讀者不難舉出一系列備選名單，但其中絕不會漏掉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啟超先生（1873-1929）。胡適說：「梁啟超當他辦《時務報》的時代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梁啟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也最大」；尤其是，梁啟超那些「筆鋒常帶感情」的文字，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急劇變化，而且深深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毛澤東也自認深受梁啟超的影響，直至延安時期依然記得住在學校時認真讀過表兄送給他的兩本書，「是講康有為變法運動的。其中一本是《新民叢報》主編梁啟超所著。這些書我讀了又讀，直至熟記背誦。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很感激我表兄，當時我認為他是非常進步的。」
郭沫若曾深情地回憶，「那時候的梁任公已經成了保皇黨了。我們心裡很鄙視他，但卻喜歡他的著書。他著的《義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這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崙、俾斯麥之餘，便是崇拜的加富爾、加里波蒂、馬志尼了」；「平心而論，梁任公的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的時候，他負戴著的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銳氣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二十多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他們所不同的，只是後者的主張要經過一次狹義的民族革命，前者以為這是不必要的破壞罷了。他們都是醉心資本主義的人，都是資本制度國家的敬仰者，都在主張立憲。同樣的立憲，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並沒有兩樣的。」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梁啟超的影響畢竟是多方面的，毛、郭的回憶無疑更多地強調了梁啟超思想影響的積極方面，而且側重於梁啟超一生中最輝煌的那些年代。事實上，正如梁啟超自己所評價的那樣，他是一個「流質善變」的人，往往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故而如果僅僅看到梁氏思想影響的積極方面，恐怕並沒有描繪出梁啟超思想品格的真實面目。
甚至如嚴復所說的那樣：「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有為]、梁[啟超]師弟。顧眾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嚴復這種低調乃至反調評估或失偏頗，但他無疑向我們提出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那就是梁啟超畢生數變的真實心跡何在？這種變化究竟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佔有何種地位和意義？
對中國命運的焦灼關懷
梁啟超的出現是近代中國特殊環境下的特有現象。換言之，如果不發生近代中國那一系列急劇性的政治變化，準確地說，如果不是出現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當然如果不是中國慘敗，那麼不論梁啟超天生具有怎樣的反叛精神，他最終都不能逃脫中國傳統知識人的一般成長道路——通過科舉踏入仕途。
然而，1894年在近代中國，乃至數千年中國歷史上委實重要，它不僅由此宣布清政府辛苦經營達三十年之久的洋務運動徹底破產，而且意味著中國數千年來相對獨立，相對優趨的發展優勢已一去而不復返，中國不但要被迫捲入世界一體化發展潮流，而且極有可能在一個相當長時期里不得不處於一個屈辱的弱勢地位。尤有甚者，伴隨著1894年的災難，三十年前開始追隨慈禧太后的一批政治領袖、學界名人必將成為歷史陳跡，不得不逐步讓位於一代新人。我們看到，在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開始的二十年中最為活躍的那批政治領袖、學界領袖，幾乎無一例外都與1894年甲午巨變有或深或淺的關係。
1894年甲午巨變，尤其是清政府當道者的昏庸無能，對年僅二十二歲的梁啟超來說無疑形成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他的愛國主義情緒和極其強烈的憂患意識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油然而生。他在此時所作的一首詩中寫道：
奇士在世間，即造一世福。
履崇與處庳，所願乃各足。
新義鑿沌竅，大聲振聾俗。
數賢一振臂，萬夫論相屬。
人才有風氣，盛衰關全局。
去去復奚為，芳草江南緣。
采掇當及時，無為自窮蹙。
於是，他徹底放棄他的祖父輩屬望甚高的科舉考試，轉而追隨他的老師康有為，為中國命運、前途奔走呼號，「已漸有慷慨激昂之態」。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其直接後果是巨額戰爭賠款和割讓台灣。因而當《馬關條約》的內容傳來時，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等人最直接的反應便是調動輿論，試圖以中國傳統社會知識人集體上書的形式，壓迫或者說是支持清政府拒簽對日和約，「力言台灣萬不可割」。然而清政府此時面對日本畢竟不同於往昔那些屈從於中華帝國的「蠻夷之邦」，因此，儘管有康、梁這樣一大批熱血知識人無保留地支持，清政府也不得不在《馬關和約》上簽字畫押。
清政府的昏聵無能、軟弱乏力，既在梁啟超意料之外，也在其預料之中。因為早在1892年他就相當清楚地意識到，中國之弱的根本原因不是來自其他方面，而根源於中國人數百年的閉塞愚昧。
他說：「啟超半年以來，讀書山中，每與諸同志縱論世變，退息慮而熟思之。竊以為今日時事，非俟鐵路大興之後，則凡百無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國人士，寡聞淺見，專己守殘數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無知覺。創一新學，則沮撓不遺餘力，見一通人，則詆排有如仇讎，此其故皆坐不興鐵路。鐵路既興之後，耳目一新，故見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經國之道之所在，則不待大聲疾呼，自能變易，則必無詆排，必無沮撓，然後餘事可以保舉，而大局可以有為。」
基於此種認識，梁啟超對「公車上書」的失敗並不感到十分意外，此次失敗不僅沒有減弱他的愛國熱情、憂患意識，恰恰相反，更增強了他的歷史責任感、時代使命感。於是在1895年7月，梁啟超便積極協助康有為在京師創辦強學會，刊行《中外紀聞》，期望以此提倡新學，開通風氣，「冀輸入世界之智識於我國民，且於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故而我們看到，強學會的性質確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實兼有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
強學會的宗旨無疑是為了愛國、強國，因此在它成立之後便獲得了迅速發展，不僅贏得了那些關心國事一般士人的支持、參與，而且吸引了相當一批朝中開明官僚的理解、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強學會領導人好自為之、審時度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人，那麼強學會便極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的「思想庫」或策源地。然而不幸的是，強學會主要領導人畢竟沒有足夠的政治經驗，不僅強學會內部管理混亂，人員龐雜，而且由於強學會領導人具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完全憑個人好惡品評朝中人物，並主觀地將朝中人物區分為主張改革的所謂「帝黨」，和主張保守的所謂「後黨」，對前者竭力拉攏與親近，對後者則竭力貶低乃至拒絕入會。正是這種幼稚的政治理念，不僅引起了那些被拒絕入會者的強烈反感，而且實際上由此註定了強學會的命運和康、梁終其一生政治生涯的悲劇性結局的思想根源。換句話說，如果康、梁等人當時好自為之，不過份介入統治層的內部鬥爭，那麼，不但強學會的結局要好些，而且康、梁本人也必將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然而，真實的歷史畢竟不如後來者出自良好願望的假設那樣美好。曾經參與其事的汪大燮、吳樵等人在當時就已清楚地看到：「強學書局自十月開設之後，口舌甚多」，內部爭鬥不休，「強學會被康長素糟壞，致有浮言。」尤其是當朝中大臣李鴻章因捐金入會被拒之後，強學會的負責人又向劉坤一函索五千金。這便不僅觸怒了李鴻章，致使李鴻章出使俄國前發誓：「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成官否？」於是，李鴻章兒女親家、御史楊崇伊便「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孫，欲藉此以興大獄，遽以聚黨入奏。朝旨並不交查，遽封禁。」轟動一時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轉眼間成為過眼煙雲，梁啟超的救國理想不能不由此而受到強烈刺激，其憂患意識也不能不由此而加強。
變法維新的倡言者
強學會與《中外紀聞》的失敗對梁啟超來說應是一次不小的打擊，他雖然後來從不詳談這次失敗的真實原因，但他在後來的行動中確實注意到這次失敗的教訓。他在此次事件不久致汪康年的一封信談到他的感想和未來打算，於此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沉重心情與思想變化。他說：「時局之變，千幻百詭，哀何可言！黃門以言事伏誅，學士以黨人受錮，一切情節，想鐵樵、伯唐書中詳之，無事瑣縷。南北兩局，一坏於小人，一坏於君子，舉未數月，已成前塵。此自中國氣運，復何言哉！此間雖已復開，然麕入無賴，賢者羞之，腥羶之地，不復可以居也。兄在滬，能創報館甚善，此吾兄數年之志，而中國一線之路，特天之所廢，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當唯命所適。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氣最盛，陳[寶箴]右帥適在其地，或者天猶未絕中國乎。若報館不成，弟擬就之。……事變太亟，而我輩所欲為之事，無一能就，動念灰心，如何如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梁啟超雖然對時局劇變業已灰心，但並未喪志，並未消沉，而是期望在已有經驗教訓基礎上再行起步，開創一片新天地。在某種意義上說，梁啟超這種判斷與考慮，猶如一個多情的單相戀者，儘管清王朝並未怎樣偏愛他，但他依然戀戀不捨，寄予無限深情，他所要從事的活動，便依然是為了清王朝的復興與繁榮。這是近代以來相當一部分中國知識人的共有現象。
鑒於此種考量，加上某些機緣巧合，梁啟超於1896年3月離京赴滬，參與創辦《時務報》，並擔任總撰述，「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弊之法，歸於廢科舉、興學校，亦時時發『民權論』，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儘管如此，梁啟超依然從《時務報》獲得空前名氣，一時間成為舉國注目的維新人物。胡思敬後來回憶說：「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就連後來對梁啟超的作用甚不以為然的嚴復也不能不承認：「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成為中國近代輿論界的精神領袖。
不過，當我們仔細檢查梁啟超在《時務報》時期的文字，不難發現其思想深度在本質上並未超越乃師康有為所發明的《公羊》「三世說」，而是以三世說為指導，強調目前的中國只能通過變法改革而求生存，他寫道：「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所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對於前此三十餘年清政府洋務新政，梁啟超以為只變其表，未變其里，非真能變也；而他所期望的變法維新，是知其本原之害的徹底措施。
在某種意義上說，梁啟超此時的變法主張較洋務新政確實來得深刻，因為他畢竟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並不僅僅在於器械等形而下的東西不如人，而是在制度層面存在某些更為深刻的原因。故而他較洋務新政倡言者更進一步，主張要變革必須從制度層面始，以制度改革培養造就一代新人，這樣或許能使中國發生質的變化和巨躍。「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或許正是基於這種分析，梁啟超在1897年10月應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之聘，離開《時務報》館，就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以身體力行培養了一批新人才，為後來百日維新以及梁啟超畢生事業作了幹部方面的準備。他在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寫道：「啟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札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鍔稱高才生焉。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嘩。」顯而易見，梁啟超此時思想較《時務報》時期更進一步，已多少拋棄了對清王朝單相思戀情，而對之進行較為直接的攻擊，乃至倡言革命了。
梁啟超的思想如果循此路線繼續發展，那麼不僅他個人後來的歷史將要重寫，而且甚者有可能影響後來中國政局的變化。然而梁啟超並沒有沿著這條思維路向走下去，而是走到半路嘎然而止，又回到怎樣支持清政府實行自我改革的道路上來了。戊戌（1898）二月，梁啟超再度入京，適值俄國人索要旅順、大連灣事件起，於是梁啟超又聯合各省公車「於三月初六日上書都察院，力陳旅、大之不可割」，並建議清政府「與其割要地於強俄，以致瓜分之立見，孰若求公保於各國，然後變法以圖存，天下存亡在此一舉。」勸清政府以拒俄為契機，變法圖存，或許有助於清廷擺脫困境。
這封言辭懇切的上書仍然未能送達清廷高層統治者，但其所揭示的那些事實和道理無疑也是清廷統治者此時最為關心的。戊戌正月初三，光緒帝「遂命王大臣延康有為於總署，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並令如有所見，及有著述論政治者，可以總署進呈。於是其[康有為]書卒得達。皇上覽之，肅然動容，指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而語軍機大臣，曰非忠肝義膽，不顧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於朕前乎？嘆息者久之。」康有為的變法主張終於贏得了清廷最高統治者的認同，梁啟超數年來追隨乃師所倡言的變法維新事業終於有了實踐的機會。
通往現代之路
康有為那些振奮人心的著作深深地打動了光緒皇帝的心，「上置御案，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日讀康書，知之更深。於時皇上久欲召見康有為，而為恭親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親王薨，翁同龢謀於上決計變法，開制度局而議其宜，選康有為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後來被稱為「百日維新」或「戊戌維新」的這場政治改革運動至此便轟轟烈烈正式開始。
作為康有為得意門生及第一大弟子，梁啟超在百日維新過程中發揮了至為重要的助手作用，並曾獲得光緒帝召見，當面討論提倡西學及設立學校等問題。然而，或許由於康、梁鋒芒太露，「規模太大，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或許看在梁啟超畢竟過於年輕，總之，在百日維新全過程，梁啟超不僅沒有獲得什麼重要職務，而且其真正發揮的作用也甚為有限。儘管如此，當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仍被清廷列為國事要犯而通緝。不得已，他只好求助日本駐華使館，在日人庇護下倉惶出逃，開始他為時十餘年的流亡生涯。
百日維新失敗，對梁啟超來說當然是一次致命打擊，經此痛苦歷程，他的思想見解在此後也有些許顯著變化。一方面，他深為痛恨清廷內部的所謂保守派，以為大清江山遲早必將斷送在他們手裡。另一方面，他對他心目中假想的清廷聖主光緒帝一往情深，依然期望光緒帝有朝一日恢復實際權力後，重開中國改革與進步的新局面。因此，在他流亡生涯早期，不論是他的政治活動，還是他的理論宣傳，都十足地表明他是一個堅定的保皇黨人。他認為，中國數十年來之所以積弱不振，推其故，「其總因之重大者，在國民全體；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氏]一人。其遠因在數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來，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間」，而光緒帝無權。
梁啟超的分析或許不無道理，但其保皇理論的真實目的無疑如章太炎所準確揭示的那樣在於阻礙革命之發生。「嗚呼！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於革命而思以建立憲法易之者，為其聖明之主耳」！「嗚呼！梁子迫於忠愛之念，不及擇音，而忘理勢之所趣，其說之偏宕也亦甚矣。」
章太炎的批評擊中了梁啟超的思想要害，在某種程度上說也促進了梁啟超思想的變化與發展。我們看到，梁啟超在此之後確曾一度討論並主張排滿與革命，以為只有儘早進行一次較為徹底的破壞，才能真正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廓清障礙，奠定基礎。他在1902年寫給乃師康有為的一封信中說：「至民主、排滿、保教等義真有難言者。弟子今日若面從先生之誡，他日亦必不能實行也，故不如披心瀝膽一論之。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弟子所見，謂無以易此矣。滿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決不能行其志也。」梁啟超在這裡雖然對革命、排滿的真實含義不甚了了，但他從此後確實很少再言保皇救國了。
這樣說，當然並不意味著梁啟超已對革命黨人的主張產生認同。事實上，即使在他的政治主張最為激進時，他革命、排滿的內涵依然與革命黨人的主張存在較大差異。也就是說，他一方面脫離康有為過份保守的保皇救國論，「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因政治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進步的障礙時，便只有藉助於革命的破壞手段推倒重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就此而言，梁啟超的思想已明顯脫離舊有軌轍，而比較靠攏革命黨人。但是另一方面，「啟超亦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虀，持論稍變矣。」尤其是「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為人刦持，或至亡國。……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1903-1904）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顯而易見，梁啟超的這一主張雖然靠近革命黨，但又和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有著本質區別、絕大差異。
正因為這樣，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之初那幾年裡，梁啟超事實上受到保皇黨人和革命黨人雙重夾擊，前者以為其過於激進，後者則斥其為清廷的走狗，過於反動和保守。然而，如果我們不以先入為主的偏見重新評估梁啟超此時的政治主張，我們不難發現他之所以受到革命與保守的雙重夾擊，無疑是他看到了二者的弱點而竭力修補之，並期望從二者的夾縫中走出一條「第三條道路」來，而這一點可能正是梁氏思想價值之所在。
梁啟超試圖從保守與革命之間走出第三條道路，毫無疑問，他的人文關懷並不在於清廷的存廢，而在於如何才能使中國步入現代化道路，構建現代國家。在他看來，保守的主張固不足取，但過於激進的革命主張也可能適得其反。他說：「中國今日，固號稱專制君主國也，於此而欲易以共和立憲制，則必先以革命，然革命絕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制。」梁啟超的這一判斷粗看起來不僅武斷，而且不甚合乎情理，但反觀辛亥革命後若干年政治實踐，我們又不能不承認確被梁啟超不幸而言中。
共和革命既然不合乎當時的中國實際，舊的君主專制也存在許多流弊，那麼中國的出路何在呢？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唯一出路就在於從二者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簡言之，中國今日當以「開明專制」為立憲制之預備，並以此走完「過渡時代」，然後方能使中國穩步踏上現代化的康庄大道。他強調：「吾以為開明專制者，絕非新經濟破壞之後所能行也。惟中央政府以固有之權力，循序漸進以實行之，其庶可致。若新經濟破壞後，則欲專制者，勢不可不假強大之武力，以擁護其未定之地位，故舍立君主以外，實無可以得之之理由，否則行武人專制政治而已，而此二者之危險，皆不可思議。論者其亦有見於此否耶？吾謂暴動後之開明專制，必須經一度極棼擾、極慘酷之結果，如法國之恐怖時代者，及人心極倦之後，有如拿破崙者出焉，然後開明專制乃可期耳。然此果為國家之福耶？抑國家之禍耶？願愛國之士平心察之。」
從擁袁到反袁
梁啟超的擔心並非全無道理的無的放矢，辛亥革命後直至三十年代的事實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此種判斷的正確性。然而，歷史的發展從來不依人們的善良願望為唯一憑藉，尤其是當人們並沒有看見歷史發展的最終惡果時，他們的追求當然是「取法乎上」，——儘管這個「上」僅僅是口號性的。因此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迷惑於口號或提法的先進與落後方面。由於君主立憲不如民主共和先進，人們便選擇了民主共和；由於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人們便選擇了社會主義。而對這些選擇是否真的合乎中國國情，是否必然帶來更好的後果，人們並不十分計較。於是乎我們看到，正當梁啟超喋喋不休地倡言開明專制、過渡時代，並以新道德、新倫理啟迪民眾，以便為將來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礎的時候，中國歷史發展實際上已掀開新的一頁，1911年中國大革命實際上已宣布梁啟超的理論與追求基本破產，中國的未來與發展便不能不轉入另一條軌道。
對於辛亥革命的突然發生，梁啟超並非全無心理上的準備。他之所以在清王朝最後幾年不計前嫌，以流亡者的身份竭力襄助清廷的立憲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革命將要到來的預感。據徐佛蘇後來回憶：「雖然，梁[啟超]先生仍不滿意清廷縮短立憲期限之舉，曾函勉余及孫洪伊諸君，謂吾輩同志為預防全國革命流血慘禍起見，勸告各省法團向政府和平請願，……不料吾輩要求聲嘶氣絕，而政府毫無容納之誠意。……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諭，勒令代表等出京還里。」
清廷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梁啟超對此並非全無了解。事實上，如果僅從感情而言，梁啟超對清廷及滿洲貴族的痛恨並不在革命黨人之下，也就是說，他本可以此為契機，襄助革命黨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然而，梁啟超並沒有這樣做，甚至在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依然沒有完全拋棄清廷的想法。他認為，「天禍中國，糜爛遂至今日，夫復何言？使革黨而可以奠國家於治安，則吾黨袖手以聽其所為，亦復何恤，無奈其必不能也。……要之，秩序一破之後，無論何人莫能統一之，全國鼎沸，非數年不能戡定。今各國環伺，安容有數年之騷亂，其究也，率歸外國享漁人之利已耳。……故革命軍殺盡滿人之時，即中國瓜分之時也。夫痛恨滿人之心，吾輩又豈讓革黨？而無如此附骨之疽，驟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暫借為過渡，但使立憲實行，政權全歸國會，則皇帝不過坐支乾修之廢物耳。國勢既定，存之廢之，無關大計，豈慮其長能為虐哉？吾黨所堅持立憲主義者，凡以此也。」這就是梁啟超此時提出「虛君共和」主張的真實用意。
由於國內政治形勢發展太快，梁啟超「虛君共和」主張未及實行，清廷便無心戀戰，宣布退位。面對此種情況，梁啟超審時度勢，及時調整了戰略，決定全力支持袁世凱恢復秩序，使中國儘快步入正常發展的軌道。如果就其思想淵源來說，梁啟超的這一調整實際上就是他在《開明專制論》中所談到過的等而下之的方案。換言之，梁啟超認為此時的中國必須儘快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儘快使中國納入建設的軌道。然而從當時國內已有政治勢力的基本情況來說，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雖為一強有力的政黨，但在梁啟超看來則明顯不具備領導中國從事建設的力量，而具備此種力量的當推舊官僚出身的袁世凱。梁啟超說：「吾自信，項城若能與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今當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並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實也。吾自問，對於圖治方針，可以獻替於項城者不少；然為今日計，則撥亂實為第一義，而圖治不過第二義。以撥亂論，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於是梁啟超便不計戊戌時與袁世凱的嫌隙舊賬，轉而支持袁世凱，「當時很有點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
應該說，梁啟超對袁世凱是一片赤誠，他之所以如此擁戴袁世凱，完全是出於對國家整體利益的考慮。但是在他們合作的那幾年中，袁世凱對梁啟超的態度則不然，他不僅對梁的建議極少採納，而且往往採取虛與委蛇的策略，使梁深感「各種計劃均成空想，沒有一件能夠實行出來。」尤其是當袁世凱一意孤行，決定以復辟帝制來加強統治地位的時候，梁、袁之間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要爆發。梁啟超後來回憶道：「我們在這幾個月裡頭，天天和袁世凱勾心鬥角，把我們一群心直口直的書生，也能成很深的城府。」不僅二人的分裂勢不必免，而且二者之間勢必有一勝一敗。
在帝制運動發生之初，袁世凱並無意對梁進行隱瞞。據梁啟超說，1915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則楊度先在焉，談次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求我贊同意。余為陳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語既格格不入，余知禍將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來往於廣東、上海間。」計劃以武力阻止袁世凱的帝制復辟。
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復辟，就其本意而言，並不是站在共和的立場上反對帝制，而是如他自己所說主要擔心「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他在勸袁世凱懸崖勒馬、急流勇退的一封信中寫道：「啟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曆數隨我大總統而斬。」他在那篇反對帝制的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更明確地說：「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而於其他國體，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也就是說，梁啟超之所以反對帝制，完全在於他擔心可能由此而引發內爭或外亂。顯而易見，這種思想依然是他早先就提出的基本原則，對於國體主張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
如此來說，梁啟超反對帝制復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含有愛護、支持袁世凱的意思，但是袁世凱主意已定，帝制復辟的鬧劇已不可避免，那麼梁啟超便只有一條武力反袁的道路可供選擇。
致力於文化復興
袁世凱帝制自為激起了舉國反對，眾叛親離，袁世凱很快便失敗身亡。經此事變強烈刺激，梁啟超雖然一時榮戴「再造共和」功臣的美名，但他實在高興不起來。恰恰相反，使他時時感到不安的依然是如何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以便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礎。因此我們看到，梁啟超在護國戰爭結束之後直到他生命結束的那些年裡，他雖然並沒有完全忘卻現實政治，不時就重大政治問題發表意見，但他的主要精力確已轉移，確如他自己所說，「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
基於此種信念，梁啟超在徹底擺脫政界的生活之後，便潛心於講學、著述和遊歷，並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績。詳細論述梁啟超晚年的學術成績，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的興趣只在於梁啟超晚年那些學術活動的目的和心跡。
我們知道，在近代中國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伴隨著中國政治改革、社會進步的艱難步履，人們的怨氣逐漸地聚集在中國文化方面。相當一部分先知先覺逐漸地意識到，要推動中國大踏步地前進，要使中國儘早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看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積極引進外來文化，並以外來的先進文化改造中國舊文化，重建新的民族文化體系。
對於這一具有「西化」傾向的文化革新運動，梁啟超實在是一位始終與聞並積極推動的重要人物，他雖然較早地意識到中西文化的互補性，強調二者的通融性及相互結合的可能性，但當政治發展阻礙社會的進步時，他也毫無另外地將之歸因於中國的舊文化。比如他早在1896年就指出：「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雖庠序如林，逢掖如鯽，適以蠧國，無救危亡。」以中西文化的結合作為解救中國的出路之一。但當中國政治改革的推行遇到困難，張之洞重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且「舉國以為至言」的時候，梁啟超則極為憤慨，起而反對。他說：「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1898）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于海內，其聲價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彌勒約翰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囁囁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但是到了梁啟超自己擺脫了政治，而潛心於中西文化問題的研究，尤其是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強烈刺激後，他對中西文化的根本態度不僅和自己畢生主張大相徑庭，而且實在說來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還要落後。他在實地考察歐洲的情況之後說：「此次歐遊，為時短而歷地多，故觀察亦不甚透徹，所帶來之土產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即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此次游歐所得止此。何因能致此，則因觀察歐洲百年來所以進步之故，而中國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對於此且有所感想。考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這不僅否認了自己畢生的追求和信念，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意味著近代中國大半個世紀以來的種種追求都值得懷疑，中國一味效法西方可能是一條不同的路。
在一定意義上說，梁啟超的這種反省甚有理論價值，因為它實際上意味著中國人已意識到，現代化是一個不斷的運動過程，並不存在著唯一的西方經典模式或經典道路。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即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先發展國家」已有經驗教訓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則要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出一套合乎實際的發展路線，既不能無視西方先發國家的經驗教訓和已有成就，更不能盲目模仿、照搬照套。就此而言，梁啟超的這種反省毫無疑問具有積極的價值。
不過，我們對於梁啟超的這一思想見解也不宜評價過高。事實上，我們承認梁氏這一思想見解的出發點無疑是正確的，但由此正確的出發點而導出的結論則不免落入舊的巢臼，帶有濃厚的守舊色彩。第一個問題是，西方先發國家的經典模式不足以效法，那麼，這是指西方經典模式的整體呢？還是局部？顯然梁啟超的意思在於後者，那麼我們必然進一步追問，既然是局部，那麼局部又是指的什麼東西？對此，梁啟超曾明確地回答，那就是科學萬能之迷夢的徹底破產。他說：「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人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他雖然再三提醒讀者不要誤會並聲明自己決非「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不管怎麼說，梁啟超看到了唯科學主義的局限性，這一點似乎並無大錯。問題在於，是否能因為科學的局限性而從根本上否認科學的進步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推動作用呢？是否意味著中國人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劇而放棄科學的進步與追求呢？換言之，儘管科學主義在西方近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已充分證明不是萬能的，那麼中國在科學還未發達之前是否就要加以防範或預設屏障呢？梁啟超雖然對此沒有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但其內心深處無疑是傾向於肯定的。
當然，梁啟超的這種肯定並非直截了當，事實上，他在此後的歲月中也多次強調過科學或科學精神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承認科學雖然在西方近代歷史的發展中產生過負面效應，但科學本身只是有功而無罪，因此我們不應該摭拾歐美近代少數人的偏激之談來掩飾自己的固陋，更不能拒絕吸收西方科學中一切有益於我的東西，否則，「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承認科學或科學精神對於中國文化的重要補助作用。
然而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梁啟超張揚科學或科學精神對中國文化的補助作用，實際上便意味著他已回到他極其厭惡的「中體西用」的老路上。也就是說，他對科學作用的這種有限度承認，實際上意味著他在思想深處認為西方近代文化在整體上並不超過中國，中國可以大度地向西方學習科學，但在總體上則未必一定要重走西方的老路。於是由此便起問題的第二個方面，那中國只需在局部上學習西方，那麼中國從總體上說未來之路究在何方呢？
對於這第二個問題，梁啟超倒是有直截了當的回答。他在比較了中西政治、經濟、社會的傳統、差異之後強調：「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如政治本為民本主義，惜其止在反對方面，不在組織方面。社會制度，本為互助主義，亦惜止限於家庭方面，若變為積極，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歐]游，對於中國甚為樂觀，興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面著想，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對於自己，則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則前途誠未可量也。」很顯然，梁啟超的這種說法實在開啟了後來新儒家所竭力強調的「內聖外王」說之先河。
梁啟超既然相信中國固有之基礎最合乎世界之新潮，那麼他餘下的歲月當然便是要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復興。早在他本想去歐洲「求一點學問」的時候，便「聽到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反感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羨慕。」於是便飄飄然不知輕重，不僅真誠渴望「中國之文藝復興」，重現漢唐盛世的文明景觀，而且覺得中國人對於世界的未來文明有一種莫大的歷史責任。他認真地說：「近來西洋學者，許多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劑。
我仔細想來，我們實在有這個資格。……你想，先秦諸哲，隋唐諸師，豈不都是我們仁慈聖善的祖宗，積得好幾大宗遺產給我們嗎？我們不肖，不曾享用，如今倒要鬧學問饑荒了。就是文學美術各方面，我們又何嘗讓人？國中那些老輩，固步自封，說什麼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沉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麼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的好處。
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於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這是何等的樂觀與自信啊，過去的憂患意識已蕩然無存，幾乎完全換了一個人。於是我們看到梁啟超晚年所作的幾部重要著作：《清代學術概論》是為了與歐洲文藝復興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則是為了論證中國文化「在全人類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我先民所詒我之思想，雖或未成熟，或久中斷，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見不龜手之葯終無益於人國也。」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梁啟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均發生了巨大改變。當然，具有這些改變的，也並非梁啟超一個人，而是時代思潮。就其思想本質而言，梁啟超是以萬變應不變，或者說是以不變應萬變。變的是世界大勢；不變的是中庸、穩健，小步慢走，而不是急劇性的、顛覆性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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