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薩拉·沃特斯說，「女同性戀故事只是人類故事，與每個人都相關」｜訪談錄
2002 年，對當時 36 歲的英國作家薩拉·沃特斯（Sarah Waters）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薩拉·沃特斯於 1998 年出版的第一本以維多利亞時代為故事背景的女同性戀小說《輕舔絲絨》（Tipping the Velvet），被 BBC 改編成三集電視劇《南茜的情史》。
「我當時是全職投入寫作，偶爾兼職接一些教學工作，不過 2000 年幾乎就沒有了，所以那個時候真沒什麼錢……是一直到 2002 年我的人生才出現了改變。」 薩拉·沃特斯說。
《南茜的情史》電視劇劇照
《輕舔絲絨》剛出版時，初版發行量大約是 5000 多本，由於涉及女同性戀的題材，新鮮大膽，很快就受到關注，倫敦市區里設有同性戀書籍專櫃的書店裡也都推薦了此書。
那一年，薩拉·沃特斯被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選為年度青年作家；《紐約時報》與《圖書館雜誌》把《輕舔絲絨》選為年度最佳圖書之一。對於一個初試啼聲的新手作家來說，這樣的成績，還是相當不錯的。
但薩拉·沃特斯並沒能預料到，四年後 《輕舔絲絨》會被 BBC 改編成電視劇，一舉讓她的故事和知名度，從小眾推向了大眾，包括向來不是「讀者」的母親。
「（電視劇）竟然讓我媽媽說出 『假陽具』 這個辭彙，我當下想那應該算得上成功了。」薩拉·沃特斯曾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說。
接下來的十幾年間，薩拉·沃特斯陸續創作其他具有影響力的小說，至今累積 6 本小說，其中 5 本都是以女同性戀作為主題的創作。這些小說也讓她三度入圍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
在所有作品當中，最為人所知的還是 「維多利亞三部曲」：《輕舔絲絨》《靈契》《指匠》。它們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之所以稱為三部曲只是因為故事背景都是設置在維多利亞時期。
薩拉·沃特斯的故事裡除了刺激大膽的話題，複雜曲折的情節讓她逐漸受到影視公司的青睞。除了《輕舔絲絨》獲得改編，2009 年出版的《指匠》也在 2014 年被韓國導演朴贊郁改編成電影《小姐》，電影中把維多利亞時期替換成日本殖民統治朝鮮時期。此片更獲得第 69 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的提名。
以同性戀為主題的電影、電視開始成為一種主流，「同性戀愛正在變得越來越流行，尤其某些電影比書籍更受歡迎——像《阿黛爾的生活》，《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它們都是主流的成功之作。這是因為男女同性戀角色能以複雜、多面向的角色出現在主流作品之中，並承載宏大、感人的故事」，薩拉·沃特斯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事實上，「維多利亞三部曲」 的故事之所以好看、精彩，其故事背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們對那個時期的生活方式產生好奇。
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 era）一般是指 1851 年至 1901 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在位的時間，這是英國史上最強盛的一段時期，他們夾帶著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造就殖民地遍布全球的 「日不落帝國」。
一旦社會進入快速發展，必然會伴隨變遷，有一股新的思潮正在蠢蠢欲動，其中一些是關乎性別、情慾、知識、權利的解放。
《輕舔絲絨》的書名來自維多利亞時期一個隱晦的色情俚語，形容口交。
這個故事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一名來自英國濱海小鎮惠特斯特布爾的少女南希，某天到劇場看戲時，被來自費佛沙姆的男裝麗人姬蒂·巴特勒給深深吸引，南希無法形容那種悸動來自於哪裡，於是她開始每天獨自前往劇場看演出。兩人相識之後，南希追隨姬蒂·巴特勒一起到了倫敦，開啟了音樂廳男裝麗人的身份，這段期間她們歷經相愛與分離。最終遭遇愛人的背叛之後，南希又換了個身份，成了倫敦街頭「男妓」。這一切就從在巷弄里幫一名軍官口交開始。
在一個守舊的年代，南希的際遇顯得離經叛道，正因如此，讀者可以跟隨南希的視角，窺見禁忌之下的同性情慾，同時成為遊走城市地景邊緣的漫遊者，觀察不同階層的人在城市裡的真實生存樣貌。
「我對維多利亞時期感興趣，是因為許多現代概念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例如性傾向、同性戀、異性戀，我在寫博士論文時，所做的許多研究，對我的小說寫作都很有幫助，同時，我也閱讀了許多當時的新聞報道和書籍文章，例如，當時的記者和社會學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曾去街頭採訪許多人，記錄們的生活，雖然他的記錄往往訴諸中產階級的視角。」 薩拉·沃特斯去年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道。
曾有評論形容薩拉·沃特斯的小說是 「新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致力於還原維多利亞時代的特殊性，並在那裡尋找當代文化的根源。
《小小陌生人》
薩拉·沃特斯的故事，確實很難一語貫穿，除了複雜轉折的情節，她筆下的主角（尤其女性）也必然會有一場兇險萬分的旅程，不管是來自社會結構的壓迫，或是受困於內心的認同與掙扎。但一段段驚險的故事中，貫穿主題依然是同性之愛，她們努力掙脫父權的窠臼，找出其他的生存可能性。小說結局或許走向悲傷，但依然傳達出舊時代的終結以及新價值的誕生的意義。
此外，薩拉·沃特斯對於性愛場景的描繪，也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她的娃娃臉，也很難讓人聯想起她筆下露骨、刺激的性愛情節。這種做法在文學小說中已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受到重視。但她小說里對情色的描繪，正好讓人們有機會討論，並重拾這項寫作藝術。
「男性的情色書中，會有不少對女同的描寫。但這些都是男人寫的，給男人看的。我就想，如果把這些描述從情色書中拿出來，取消男性視角，故事又會怎麼樣，這是我在《指匠》當中想探討的。」 薩拉·沃特斯說。
對於一些同樣從事同性戀書寫的作家來說，並不樂見媒體總將他們的作品貼上同志文學或是 「同性戀作家」 的標籤，因為那可能意味著，外界對作品理解的簡化、局限與框架。
作為一名女同性戀，薩拉·沃特斯一點都不排斥，她甚至很樂意外界以「女同作家」 的方式介紹她，儘管她知道單一化標籤，可能會犧牲掉作品的多元性，「我傾向在採訪中誇大女同性戀標籤，只因為我有這種天真的政治信仰，就是這個辭彙說多一點也都不為過」。
BBC 根據《指匠》改編的電視劇《指匠情挑》
時至今日，允許同性婚姻的英國社會對 LGBT 議題的開放程度，已和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但 1966 年出生的薩拉·沃特斯，成長過程中還是經歷過 「不友善的時期」，1980 年代，當她走在街上，依然會有路人對同性戀者惡言相向。
薩拉·沃特斯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在一個恐同的社會當中，我們常看到同性戀者被描繪成「其他人」——奇怪的或不健康的，或是邊緣人，而她想做的就是把女同性戀角色放在故事的中心——女同性戀故事只是人類故事，與每個人都相關。
當她創作第一本小說的時候，正好歷經女權主義運動的新轉折點：「第三波女性主義」。這是美國作家麗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她的文章《成為第三次浪潮》中所創造的。
第三波女性主義所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女同性戀。
在那十年間，女同性戀者通過不同的公開活動，讓人們意識到她們的存在。1997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學生們本周在布萊頓遊行，要求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平等。」全國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學生聯盟召集人 Cath Fletcher 表示：「我們希望未來的政府能出台全面的平等法律。」隔年，學生們再次發起了一場爭取同性戀男女權利的運動。
與此同時，薩拉·沃特斯在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的研究領域是 19 世紀晚期的男女同性戀文學，「就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關於男女同性戀的歷史小說——我才開始想要嘗試寫一本自己的小說。」她補充若沒有這波運動浪潮，「我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名作家」。
薩拉·沃特斯也認為當一個社會即將改變之際，那股因對社會不滿而產生的憤怒與使命感，或許正是同性戀文學的活力所在，「最好的環境是，允許同性戀作家，同性戀社區，對自己感到強大和自信，同時內心有股憤怒與使命感，例如上個世紀 90 年代的英國，就因為這個原因出現了一些偉大的女同性戀小說。」
今年七月，薩拉·沃特斯於 2014 年所出版的小說《房客》於中國發行簡體中文版。故事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原先生長在富裕家庭的弗朗西絲·雷，由於父親與兄弟在戰爭期間死亡，家庭頓失經濟支柱，為了維持體面的生活，她與母親將房子的二樓出租給另一個家庭，年輕的巴伯夫婦搬了進來。弗朗西絲·雷與莉蓮·巴伯在一棟房子里，從陌生到產生愛情，兩人在屋裡的秘密隨著周邊人的起疑而有了改變，最終甚至意外引發一場犯罪事件，造成悲劇。
以下節錄薩拉·沃特斯跟《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聊聊她最近的作品《房客》，以及同性戀文學的發展狀況：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S：薩拉·沃特斯
Q：《房客》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與您過去的幾本小說不太相同，不同的時代背景對您的寫作風格起了怎樣的影響？
S：確實有不小的改變，因為我希望能符合故事背景的時代氛圍。我的前三部小說的故事背景都設置在維多利亞時期，寫作風格也跟著這個時代而擴張——更吸引人。接下來的兩部小說，則把故事設定在 1940 年代，寫作風格自然就變得更加拘謹。
《房客》的故事背景設定在 1922 年，這是英國歷史上非常迷人的一個時期，因為這段期間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比方說階級關係、性別角色。儘管這部小說的結尾終究以一個傳統風格的結尾，但故事當中隱含著許多非傳統的內容。我希望一開始看似嚴格遵守家庭、中產階級小說傳統，然後轉向激情和暴力。
Q：「Paying Guests」這本書名的靈感來自哪裡？
S：「付費客人」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委婉說法——這個短語曾經被貧窮的中產階級使用，他們不得不出租家中的房間來賺錢，但卻無法使用（較低階層的）術語「房客」。它符合這本書的行動——但它確實是一個矛盾的短語，不是嗎？「客人」怎麼能「付錢」呢？所以這種緊張感也很合適。
Q：您認為《房客》是一本犯罪小說、愛情小說還是一本歷史小說？
S：我想三種都是，但首先它是一個愛情故事，是一個因為犯罪事件而變得複雜的愛情故事。
Q：如果是愛情小說，這也個相當悲傷的故事，裡面有著對人性的失落，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
S： 這確實是個悲傷的故事。兩位主角弗朗西絲和莉蓮最終走向悲劇，而次要角色也受到傷害，甚至是在這本小說的故事開始之前便已受傷卻無法復原。
《房客》當中的犯罪事件，確實考驗著弗朗西絲與莉蓮之間的愛情，並將兩人推向崩潰邊緣：我們看到他們做了一些不太體面的事情，因為害怕而變得偏執。但小說中也有勇敢和高貴的時刻。我試著帶著同情去寫作，甚至是關於軟弱和懦弱。我不相信壞人——只相信在困境中的人。所以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充滿了希望。
Q：我注意到您的小說中總重要的場景設置，像是標誌性的 「大房子」，您能以《房客》為例，談談您如何在小說中建立一個好的場景，讓場景與故事兩者相輔相成？
S： 是的，在我的小說當中，時常會有一些經典的建築物，它們幾乎自成角色。這些建築包括監獄、收容所以及鄉間別墅。不過《房客》里的建築物規模，跟其他相比就顯得小很多，它是一棟位在郊區的別墅，有一座小型的花園。
這棟房子內部卻被劃分成兩個家庭空間，因此創造出各種故事發展的可能：你如何與陌生人共享家庭空間？彼此會在房裡的哪個地方碰面？透過卧室的牆壁，你可能會無意聽到什麼？又或者從半開著的門裡瞥見什麼？
當秘密和謊言添加其中——禁止的激情，一段不正當的戀情——事情會變得更有趣。我特別著迷於閾值——通過誰能跨過它們，在何時、如何跨越，以及當它們以意想不到或顛覆的方式被打破時會發生什麼。
Q：在您所創作的角色當中，有最喜歡的一個嗎？
S： 很難只選一個。我非常喜歡《房客》里的弗朗西絲和莉蓮——尤其是弗朗西絲，她很獨立。但我也可以對《小小陌生人》中的卡羅琳說同樣的話，對《守夜》中的布奇女主人公凱說同樣的話。我想那三個角色是近親。
Q：綜觀您六部小說中的女同性戀角色，您有什麼是特別想向讀者傳達的嗎？
S： 我其實沒有太多想一起傳達的概念，而且也不是所有女同性戀者角色都是令人欽佩的，但我認為這才是重點所在，真的！在恐同的社會中，我們習慣於看到同性戀者被描繪成「其他人」——奇怪的或不健康的，或在「真實」故事邊緣被邊緣化的人物。但我一直想把女同性戀角色放在我故事的中心——堅持女同性戀故事只是人類故事，與每個人都相關。所以我的主角的性取向很重要，但也不太重要。他們的人生旅程會因為他們是同性戀這一事實而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遇到的障礙，他們經歷的情感——慾望、失去、背叛、挫折——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Q：在您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之前，女同性戀女性主義運動達到了高潮，它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
S： 當然。我甚至認為沒有這樣的運動浪潮，我不可能成為一名作家，因為我的寫作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我的閱讀，我開始寫作是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當時正是英國女權主義、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小說的鼎盛時期。我讀了很多感覺非常刺激和大膽的小說——出櫃小說、女同性戀科幻小說、女同性戀驚悚小說、言情小說和歷史小說——我心想，「我想寫一本這樣的小說」。這促使我開始著手《輕舔絲絨》，這部小說充滿了樂趣和活力，因為它有著膽大妄為和冒險的特色。
Q：您是否有注意到近年來英國同性戀文學的變化?
S： 我認為，近年來英國社會中同性戀人群發生了巨大的正向變化，但也因此「同性戀文學」可能比以前更缺乏凝聚力，這是自相矛盾的。同性戀作家不再像以前感到急迫性，必須講述同性戀故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同性戀故事已存在於主流之中，但在二十年前這一切仍未發生。出於同樣的原因，非同性戀作家更願意在他們的作品中加入同性戀情節和角色。因此，「同性戀故事」現在更加多樣化，不那麼容易被貼上標籤。
Q：您認為一個社會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才能擁有好的同性戀文學?
S：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本能地會認為，要創作出好的同性戀文學（或者事實上，任何類型的優秀文學），都必須在一個開放、健康、包容多樣性的社會……但是在英國，很多優秀的同性戀作品都是在壓抑的時期所創作出來的，那時候的同性戀作品，根本不可能公開，還必須經過嚴格的編碼（比如說，奧斯卡·王爾德的一些書和劇作）。也許最好的環境是，允許同性戀作家，同性戀社區，對自己感到強大和自信，同時內心有股憤怒與使命感，例如上世紀 90 年代的英國，就因為這個原因出現了一些偉大的女同性戀小說。
Q：您認為 LGBT 群體的個人，應該如何在公共平台上講述個人的故事?
S： 就像其他人一樣：誠實、細心、有尊嚴、有同情心、尊重他人的意見——如果可能的話，也要有自己的風格。我的意思是，不要重複陳詞濫調，而是努力讓語言顯得緊迫而清新。
Q：人們對同性戀文學最常出現的誤解是什麼？
S： 第一，以為它是「小眾」，而且只對同性戀者有興趣，但當你看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科爾姆·托賓（Colm Toibin）、阿里·史密斯（Ali Smith）、邁克爾·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等偉大的同性戀作家的小說時，你會立即意識到這是多大的錯誤——這些小說觸及、吸引了大批的讀者。第二，以為只與性有關，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這樣的作家寫關於性的文章時，他的文筆如此之好，如此精準，把性變成了重要而非凡的議題。
Ｑ：您目前有特別在意的社會議題，或是女權運動的議題嗎？
S： 這個世界此時此刻正陷入可怕的困境。在歐洲和美國，我們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反移民的議程——這非常令人擔憂。更不用說氣候變化了……但女權運動，至少在英國，似乎正在蓬勃發展，這很好。像 MeToo 運動則突顯出一個長久以來，沒受過挑戰的性別歧視傳統——彷佛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女人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如今終於被揭露這是不可接受的。我認為這非常棒，非常鼓舞人心。
Q：您最近在忙什麼，有什麼變化?
S：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一直在努力寫一部新小說。我現在已經完成了大約四分之三的寫作過程，寫作過程非常有趣——非常緩慢，過程中有很多事情必須釐清。你可能會想，寫了六部小說後，我覺得第七部更容易，但每一部都帶來了新的挑戰。但這樣很好。它讓我保持警覺——讓寫作過程保持活力。
題圖來自文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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