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郭靖黃蓉的襄陽保衛戰，原來真實歷史是這樣的

文史 11-22

原標題：沒有郭靖黃蓉的襄陽保衛戰，原來真實歷史是這樣的

在金庸筆下的多部武俠小說中，都曾以蒙古南侵，中原武林人士奮起抵抗為歷史背景。在「射鵰三部曲」中，楊過曾將蒙古大汗蒙哥擊殺；郭靖夫婦在襄陽抵抗蒙古軍隊長達數十年，最後於城破之際雙雙殉難。真實的歷史上，沒有郭靖黃蓉的南宋襄陽保衛戰同樣壯烈。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襄陽之戰究竟是怎樣的呢？

有些事情是沒得商量的，對忽必烈來說，征服南宋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經試過一次，但失敗了。忽必烈和他祖父一樣，不會因失敗而氣餒，在平定李璮之亂後的1268年，他重新回到對宋戰爭上來了。這是一個艱難的挑戰。南宋境內河流縱橫、城市棋布，而蒙古和北中國大部分卻不是這樣的。

元世祖忽必烈

關鍵是長江天險，其下游坐落著宋都杭州，所以，任何一次進軍都必須沿江而下。長江由西向東流淌，忽必烈軍則從北面攻來，但蒙—宋邊界中段正好有條重要支流漢江，它向南奔流，形成一條河路，直通長江下游和杭州。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了。漢江的關鍵所在是襄陽城（襄陽有各種不同的拼寫方式：馬可?波羅寫成Saianfu，拉施都丁寫成Sayan-fu，在離拼音時代更近的時候寫成Hsiang-yang），它位於漢江和其他兩條河流的交匯處，北距長江二百五十公里。今天，襄陽與對岸的姊妹城市樊城構成大城市襄樊（2010年底，襄樊地級市改名為襄陽地級市——譯者注）。在忽必烈時代，襄陽是築有護城壕的要塞城市，處於十字路口的重要貿易中心，人口二十萬，通過浮橋連接樊城。任何一支沿江南下的軍隊都必須拔掉襄陽。

《神鵰俠侶》劇照

這一點對南北雙方來說都是常識，因為襄陽此前兩度成為首要目標，一次是1206—1207年的金宋戰爭，一次是1235—1241年的窩闊台對宋戰爭。儘管它兩次都沒有失守，但在1236年卻投降蒙古人，蒙古人經過短期佔領後就北撤了。所以，襄陽習慣了遭受攻擊，並一直忙於重建防務。它有數段約六七米高的堅固石牆，全長六公里，建在約一公里寬的險峻方地上；六扇城門中有三扇直面河流，在洪水期，河流就是一條半公里寬的高速交通補給線，且因水太深而無法涉過；當冬天水位降低時，它就變成了一座結冰河道與沙堤構成的迷宮；由河流灌注的護城壕達九十米寬；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攻擊者不可能足夠靠近城市，並用雲梯和塔樓襲擊城牆或暗中破壞。

在這個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以至忽必烈取得了最偉大的功績：締造一個統一的中國，奠定今日中國的大部分邊界。

1268年初，襄陽攻城戰開始，這些武器阻止了阿術的進軍，戰爭演變成一部為期五年的史詩，一場中國的特洛伊戰爭。遺憾的是，當地沒有荷馬這樣的人把攻城戰編寫成史詩篇章，因此，戰役高潮前的細節很少。

要完全封鎖襄陽仍需更多的船隻，於是，在忽必烈的水軍統領劉整的監督下，用數月時間造出了五百艘戰船。經過一個夏天，蒙古人在漢江下游兩岸築起堡壘，轟擊運送補給的宋船。當冬天再次來臨時，阿術渡江將攻城戰擴展至樊城。宋人的一次突圍行動以災難告終：數百人被俘後斬首。之後，足以活命的給養送到，所以漢人固守不動。1269年春，忽必烈另派二萬軍隊增強攻城大軍的力量。8月，在經歷十八個月的突擊和觀望之後，三千宋船沿漢江而上攻擊蒙古人的新堡壘，但被擊退，損失了二千人和五十艘戰船。忽必烈的將領們另需七萬軍隊和更多船隻。同樣地，宋朝情報員把命令和密封在蠟丸里的銀兩、家書偷偷帶入城內，安定了守城宋人的軍心，使他們決心抵抗到底。

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僵局呢？有位蒙古將軍告訴忽必烈，軍隊需要更好的大炮。在1215年北京攻城戰後，蒙古人獲得了相關技術和專門部隊，已經擁有投石車、拋石機、火弩炮等多種大炮。問題在於面對襄陽的護城壕和石牆，蒙古—漢式大炮完全沒有足夠的射程和威力。

忽必烈聽說了問題所在，也找到了解決方法：一件連中國都前所未見的攻城器械。他知道，帝國最棒的攻城器械設計師在六千公里外的波斯，因為他曾經見過兄弟旭烈兀在1258年寫的巴格達攻城戰報告。旭烈兀擁有破牆彈射器，牽引拋石機做不到那一點，他擁有的是一種不同類型的機器。

它們叫配重式拋石機，是那個時代的重型炮，裝滿鎮重物（通常是岩石）的箱子取代了牽拉繩索的人力，優點在於鎮重物重量巨大，臂桿加長，飛物更重，投射器變大，射程更遠，準確性提高。

配重式拋石機出現在12世紀的中東，大概1200年的時候，十字軍遭遇過它們，不久以後傳到歐洲。信息交流是雙向的，這些機器在歐洲和伊斯蘭世界都發展成專門裝置，不僅破壞城牆，而且粉碎陰謀、影響戰略，並讓它們的工程師出名（所以，這些人有充分理由從不記載他們的秘密）。到了15世紀末，配重式拋石機過時了，被火藥炸飛了，畢竟，它們是木製的。

今天，「拋石機」愛好者形成了一種國際亞文化，他們已經破解這些巨型機器的秘密。他們都熱情地——很多人著迷、有些人偏執——把理論科學、歷史和實踐結合起來，獻身於一項事業：不使用炸藥而將大型重物儘可能拋遠。在1990年代，一個三十噸位的拋石機拋射了半打汽車、六十架鋼琴和許多死豬，以致惡名遠揚。網上提到過「托爾」（Thor）（北歐神話中的雷神——譯者注）計劃：一個裝有一百英寸臂桿的二十五噸位配重裝置，可能像戰神投擲霹靂一樣投擲別克車。至筆者撰寫本書之時，「托爾」依然是個夢。

我能理解他們煥發的激情。在走訪南威爾士的卡菲利城堡時，我也使用過這種拋石機。被壓制的能量一旦釋放，就會產生一種美感，因為它只包含經過精心安排的自然元素——木頭、鐵、岩石、繩索、重力。猛拉觸發器，放開臂桿，配重物落下，臂桿升起，投射器連帶飛物緊隨其後。只有響聲是柔和的，像一次巨大的呼氣聲：來自油軸的颯颯聲和臂桿的嗖嗖聲。整個過程都是慢動作，非常唯美。飛物拋出，就這樣完好無損地著陸了。然後，這個「大怪獸」帶著一絲滿意的聲音重新安靜下來——配重物來回搖擺的嘆息聲、裡面重石重新排列的沉悶聲、空投射器碰到活動臂桿的撞擊聲。

因此，我們知道忽必烈尋求的東西是什麼，而他明白弄到那個東西是可能的。這不過是個「連點成線」的問題。由一個家族全面經營一個帝國，而帝國又靠洲際交通網路連在一起，沒有什麼能更好地顯示這種優勢了。忽必烈的信件通過驛馬快遞發了出去，五周之後，信件出現在波斯北部的大不里士，這是忽必烈侄子阿八哈的汗廷所在，1265年旭烈兀去世後，其子阿八哈成為波斯統治者。阿八哈手上有幾位工程師製造了配重式拋石機，運用於多場攻城戰：巴格達、阿勒頗、大馬士革、敘利亞的十字軍城堡。他可以抽調兩人，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1271年末，兩人攜家人到達上都，得到一套過冬的官舍。

第二年春，在向皇帝演示了這種裝置的原理後，兩人——加上亦思馬因正試圖培養成自己接班人的兒子——發現已身處戰場，他們凝望著襄陽的堅固城牆、護城壕、寬闊的河流和對岸的姊妹城市樊城。

亦思馬因的機器可能是當場製造，應該有四十噸重、近二十米高。這裡還有很多變數，比如，配重物在乾濕氣候中的準確重量、木軸之間潤滑油溫度的影響、製作臂桿的合適木材、一百公斤從當地石場開採的飛物的形狀。

蒙古將領阿里海牙決定採取攻打樊城的間接戰術。在破壞浮橋、阻礙宋軍跨江運送補給後，亦思馬因像炮手那樣通過試射來精確調整他的裝置。然後，正如《元史》阿里海牙本傳所說，亦思馬因的回回炮（穆斯林弩炮）「擊破城牆……（從此）襄陽之援軍再也無法到達，樊城要塞乃拔」。這就造成了一種蒙古人經常面對的情況：為了迫使襄陽投降，必須毀滅樊城，大張旗鼓地毀滅，約三千宋兵和七千名其他人像牲畜一樣被割喉，積屍成堆，確保讓襄陽看到這場大屠殺。

但襄陽仍不投降，所以，亦思馬因拆卸了攻城器械，漂浮過河，在有效射程內重新組裝，據《元史》記載，他把它「置於襄陽城的東南方」。亦思馬因作為這項工藝品的主人，現在非常清楚地了解到這種機器的威力。我們得知，飛物重一百五十斤，不到一百公斤，但結果讓人震驚。用阿里海牙本傳的話來說，「一炮擊中其譙樓，響聲如雷霆，撼動全城，城中陷入一片混亂」。

《神鵰俠侶》劇照

緊接著是一場關於是否要進攻到底的爭論，如果這麼做，其結果當然又是一堆屍體，但這樣幾乎沒有戰略意義。阿里海牙有自己的主意。他親自來到襄陽城下，招呼守將呂文煥：「你以孤軍防守此城多年，」他喊道（可能通過一位譯員），「可如今連天空的鳥兒也飛不進去。我家主上非常欽佩你的忠誠，若降，則賜尊官厚祿。你可信之，我等絕不殺你。」「滿腹狐疑」的呂暫時猶豫不決，但最後相信了上述保證，於1273年3月17日開城投降。阿里海牙信守承諾，呂立刻成為宋人眼中的叛徒，接受了忽必烈給的要職，在隨後的戰鬥中，呂將證明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才。

對這次勝利的重要意義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它不僅在軍事上打開了通向南宋心臟地帶的道路，而且開始破壞南宋政府的運作。在杭州，丞相賈似道——忽必烈的宿敵、酷愛鬥蟋蟀的富豪政客——先前對宋帝隱瞞真相，因此，襄陽陷落的消息就像一顆穆林斯弩炮的炮彈一樣給宋廷以重創。忽必烈充滿感激地賞賜了兩位拋石機專家，阿老瓦丁成為總管——地方高級官員，此後在元朝當差三十年。亦思馬因獲賜約九公斤白銀，相當於一名工匠十年的收入，但他沒時間享用，因為一年後他就病故了。儘管如此，亦思馬因的工作還要繼續，他的兒子布伯承襲了父親的職位和專長，由此開始世代連任，幾乎延續到元朝結束為止。

恐慌佔據了杭州。上層人士突然之間驚醒，他們安逸文明的生活方式、儒雅的高談闊論、在西湖邊的野餐、悠久可敬的禮儀、輝煌的藝術作品受到了威脅。這是不可思議的，此前，中國歷史上從未有蠻族威脅到南方心臟地帶。此後災禍連連。宋度宗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死去，年僅三十四歲。接著，美麗的火山岩山脈天目山——杭州以西一天馬程可達——發生震動，引發毀滅性的山崩和洪水。這是一個凶兆，因為在漢語中，同樣的「崩」字表示兩種不同含義：山崩和帝王駕崩。各種災禍接踵而至，就像舊絲綢上的裂縫一樣不斷擴大，沒人能修補南宋這塊破布。天正在收回它授予宋朝的統治權。一個時代行將落幕。

（圖片：來自網路）

《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 約翰·曼著

本書是蒙元史研究領域中的一部重量級作品，是作者在研究、思考中國政區地理版圖的多元性、民族心理文化的整體性與蒙元歷史的緊密聯繫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研究文獻和實地考察而寫成。

在作者看來，如果想理解今日中國的政治一體性、版圖形態和民族心理，必須從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建立並維護的蒙元帝國開始。

書中主要講述了成吉思汗將鬆散的草原部落聯盟塑造為一個帝國的奮鬥歷程，和他最重要的繼承者忽必烈汗在奠定今日中國版圖方面的巨大貢獻，以及這一過程中在沿襲和擴展漢唐傳統的中央集權專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基礎上，充分調動源於內亞邊疆帝國國家建構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資源，對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所進行的一系列調整和塑造；揭示了成吉思汗和他創立的蒙元帝國對今日中國之形成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