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勒龐的巔峰之作——《群體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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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心理研究》是社會心理學領域的扛鼎之作，自問世以來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一版再版。本書觀點鮮明而尖銳，語言流暢明晰，書中還引用了大量生動有趣的事例，與理論分析相得益彰，具有極強的可讀性。

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法國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心理學家之一，群體心理學創始人。早年學醫，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遊歷歐洲、北非和亞洲等地，寫有多本人類學和考古學著作。1884年開始研究群體心理學，其著作對西奧多·羅斯福、墨索里尼、弗洛伊德、希特勒等不同人物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群體心理研究》是他影響最大的著作。

精彩書摘

為當前中產階級代言的作家們，最全面地詮釋了該階級那些稍顯狹隘的觀念、有點短淺的目光、略帶粗陋的懷疑論以及有時稍微過分的自私自利。他們在群體這股全新的、在其眼皮底下發展起來的勢力面前，十分恐慌。為了理清腦海里的那團亂麻，他們轉向過去曾極度藐視的教會倫理，向它發出絕望的呼救。他們對我們說科學已經破產，懺悔著重歸羅馬教廷，提醒我們那些天啟真理的教誨。然而這批新信徒忘了一切為時已晚。即使神恩真會顯靈，它對群體思想也無法施加如對新信徒一般的同等效力。因為群體對新信徒念茲在茲之事，不甚關心。今天，群體捨棄了他們的佈道者昨天已捨棄的神靈，並幫著毀滅。沒有任何一種力量，神力也好人力也好，能讓水流倒回源頭。

科學並未破產。當前思想界一團亂麻的局面，以及在此之中不斷壯大的群體勢力，都與它無關。科學向我們許諾真理，或者至少讓我們獲得認知能力，以理解有關的各種知識。但它從未向我們許諾和平與幸福。科學對人類的情感體驗漠不關心，它並不能體會人類的哀訴。應當由我們竭盡全力去與科學共處。因為被它祛除之後，眾魅復返無望。

那些在每個民族都能輕易見到的普遍現象，向我們展示了群體勢力的迅猛壯大，不容我們臆想這種壯大將會很快停止。無論它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我們都要逆來順受。

任何反對的論調都是無用的。誠然，群體的出現可能意味著西方文明已走向最後階段，它也可能全面倒退到混亂的無政府狀態。這樣的倒退似乎在每一個新社會誕生之前都會發生。然而，我們如何才能阻止它呢？

迄今為止，徹底摧毀殘舊文明，一直都是群體所承擔的最明確的任務。實際上，群體並非直到今天才擔任該角色。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一種文明賴以生存的倫理道德失去威力時，最終讓該文明解體消失的正是無意識且殘暴，夠得上被稱為野蠻人的群體。文明能被創造和延續到現在，依靠的從來都不是群體，而是那一小部分知識貴族。群體只有破壞毀滅的力量。他們的統治永遠無異於野蠻時期。一種文明包含既定規則、規章制度、由本能到理性的過渡、對未來的先見之明，以及高水平的文化。群體自身則無時不在表明：僅僅依靠他們自己，是絕對無法具備這些條件的。他們也沒有能力來實現。群體那股只能起破壞作用的力量，讓他們起著與分解病體和屍體的微生物一樣的作用。當一棟文明的大廈被蟲蛀蟻噬搖搖欲墜時，往往是群體實現了它的最終崩塌。也恰在此時，群體顯現出了自己的主要作用；牆倒眾人推好像也在這一瞬間成為唯一的歷史規律。

我們的文明也會有此厄運嗎？這是我們需要擔心的事情，然而也是目前無法預知的事情。

無論厄運最終是否降臨，我們都應聽任自己去忍受群體的統治，因為這些鼠目寸光之輩的雙手，已經接二連三地推倒所有阻礙他們前行的障礙。

我們並不是很了解這些我們開始大費周章談論的群體。職業心理學家們因自身生活與他們關聯甚少，總是忽視他們，即便是研究他們，也只知道研究群體犯罪。誠然，群體中間有罪犯，但不乏正義之師和英勇之軍，以及諸多其他類型。群體的犯罪只是群體心理學研究領域裡一個特殊情況。僅僅研究這些罪行並不能讓我們對群體的心理結構了解更多，就好比我們不能單憑一個人的罪行就了解他的全部心理構成一樣。

可照實來說，世間所有的偉人，任一帝國或者宗教的開創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傑出的政治家，哪怕往小里講，人類所有小集體的小領袖，自始至終都是不自察的群體心理學家。他們從群體本質出發，本能地掌握了一套非常切實可行的對付群體的知識。正因為深諳此道，他們才能輕而易舉地成為掌權者。拿破崙不可思議地看透了他所統領之國民眾的心理，但他在有些時候卻完全曲解了從屬於其他族群的民眾的心思。正因為這種誤解，他在西班牙，尤其是俄國地區，發動了戰爭，並遭到抵抗，而這些抵抗最終造成了他的潰敗。

如今，掌控群體變得非常困難。政治家已不再意圖掌控群體，只求別太被牽著鼻子走。想要這麼做的話，群體心理學的知識是他們所能抓住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只有對群體心理學稍作深入研究，我們才能體會法律和制度在它面前幾乎無計可施；才會明白為何群體沒法產生自己的主張，只是被動接受那些植入自己腦海里的思想；才會知道那些純粹在理論上倡導的公平規則，並不能引導群體的行為。只有尋找到那些讓他們印象深刻或足以誘惑他們的法規，才能真正駕馭他們。假設國家需要徵收一種新稅，它是否應該選用一套在理論上最公平的方案呢？絕對不是。實際上，最不公正的方案恰恰是最適合群體的。如果這套方案還不怎麼公開透明，乍看之下，所徵稅額還最少，那麼它就會很容易被接受。這也是為什麼間接稅這種實際上過度徵收的稅種總能被群眾接受。群眾僅需每日為每種日常消費品支付少許，這不會干擾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也不會察覺到自己在交稅。若用另一種直接從工資或其他收入中按比例一次性徵收的方式取代間接稅，即便前者理論上比後者寬鬆十倍，民眾還是會一致反對。實際上，那筆若在一次性繳清時稅額相對大而嚇人的款項，取代了每日隱形上繳的稅金。需要繳納的總稅款，只有零星地攤在每一天才會顯得少。這種經濟手段證明群體缺乏一定的遠見。

以上的例子極其簡單，適用與否一目了然。像拿破崙這樣的心理學家對此心領神會。但立法者一旦忽視群體的本質，卻會對此視而不見。經驗還沒有豐富到教會他們：人們永遠不會按照純粹理性的指導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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