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學者：歐洲應在中美俄間找到新支點
參考消息網11月22日報道德國《國際政治》雙月刊11-12月號發表專訪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外交未來」項目創始合伙人、跨大西洋關係專家凱瑟琳·克盧弗·阿什布魯克的文章《「歐洲需要更強的回答」》稱，支撐美國聯合全世界盟友和夥伴的基礎是過去塑造的一套價值規範。而現在，美國有了一位質疑所有這些及其基本的結構的總統。歐洲必須進一步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三角中回答世界權力分配帶來的真正長期威脅或基本地緣戰略問題，更多地設法維護自身安全，同時在這些角柱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西方正在經歷價值觀決裂
《國際政治》雙月刊記者馬丁·比亞韋茨基問：克盧弗女士，美國外交政策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凱瑟琳·克盧弗答：我們正在經歷與一種價值規範的明顯決裂，它是西方世界70年和平以及維持當前國際格局的機制的基礎。而這一規範又基於民主和自由貿易價值觀、人權和自由權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些要素成為現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框架，取代了自美國成立以來一直作為指導思想的孤立主義。隨著特朗普上台，孤立主義腔調重返白宮。不僅如此，這些價值觀和機制被主動否定。因此日益出現的是「美國獨行」而非「美國優先」。這是與70年來一直宣傳西方集體安全和繁榮的現代美國外交政策基本理念的最明顯決裂。
問：特朗普令全球所有人吃驚。歐洲人能否預見到他是這樣一個人？
答：唐納德·特朗普1987年曾以個人名義花費近10萬美元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條廣告，闡釋自己的外交基本立場——美國將遭到其他國家，特別是國際合作夥伴的無恥利用。這種腔調也反映在了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和在聯合國的兩次講話中。2017年夏，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和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加里·科恩在《華爾街日報》上將世界描述為一個以捍衛個人利益為指導思想、相互對抗的競技場。這一觀點對特朗普影響有多大，從美國的貿易政策、放棄在伊朗核協議中承擔多邊責任和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事件中就可看出。
問：這是相較於奧巴馬政府最大的突破之一嗎？
答：是的。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俄羅斯等大國蓬勃發展並挑戰美國的領導角色，美國的巨大優勢在於聯合全世界的盟友和夥伴。但支撐它的是在世界上塑造美國並使其成為一個霸權國家的價值規範。而現在，我們有了一位質疑所有這些及其基本的結構的總統。這才是真正的突破。
倡建「G9」接過美國權杖
問：歐洲應做哪些準備？
答：歐洲必須加速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制定更強和更好的答案。什麼是一體化且連貫的對華戰略？俄羅斯和中國靠攏有何後果？必須進一步在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三角中回答世界權力分配帶來的真正長期威脅或基本地緣戰略問題。歐盟必須更多地設法維護自身安全，同時在這些角柱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問：對於德國政府應在發生如此徹底變革的跨大西洋關係中採取何種態度，您有什麼建議？
答：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說得很對，我們必須對多邊主義進行反思。不久前，芝加哥外交學會的伊沃·達爾德和詹姆斯·林賽提出，一個新的G9（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歐盟其餘國家、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應在捍衛民主價值和國際機構方面以及在貿易政策中接過美國的權杖。達爾德和林賽認為，這九個國家和地區必須將合作制度化，例如在防務領域，以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我建議德國政府如外長馬斯所建議，在世界上更加靈活行事。
歐洲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
問：設想一下後特朗普時代，您認為跨大西洋關係將永久改變，還是可能出現「恢復正常」？
答：我根本不再寄希望於「恢復正常」。跨大西洋關係從喬治·W·布希擔任總統開始就已發生變化。布希試圖通過伊拉克戰爭分裂歐洲。或者您回想一下，在奧巴馬第一個總統任期，更受美國政府重視的是轉向亞洲和重啟對俄關係，而非維護與歐洲夥伴的關係。直到克里米亞事件和俄羅斯對北約夥伴採取敵對行動後，形勢才迅速改變並促使奧巴馬政府向歐洲夥伴，特別是安格拉·默克爾靠攏。
問：所以說跨大西洋關係受到威脅並非新問題？
答：是的。我們已很長時間沒有問自己，我們的共同價值觀到底是如何定義的。否則我們或許早就能看到美國和歐洲大陸已相隔多遠。我們不應浪費當前的危機，而應務實地予以正視。
問：您對跨大西洋關係未來有何期待？
答：從長期看，如果在軍事層面或也在諸如與日本或加拿大的貿易協定層面持續投資歐洲聯盟，被歐洲視為弱點的現實情況可能會變成長處。由此一來，歐洲可以重新與美國平起平坐。為此，歐洲領導層亟須拿出政治意願和資源。鑒於當前世界形勢，西方的未來有賴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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