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貞觀長歌》到《大秦帝國》，不斷亢奮的盛世想像
劉復生
八十二集電視劇《貞觀長歌》2007年播出，同期推出長篇小說版本，較之《漢武大帝》立意又深入了一層。雖然內外問題仍是重要議題，卻已不再只是注重武功，而更留意在天下秩序上著力。它不再像《漢武大帝》那樣強調他者的異己性，而是將他者收納在以我為主體建立的新秩序中。「貞觀長歌」唱響的是復調的合唱，唐帝國由是成為容納內部多樣性的多元一體的「跨體系社會」。
《貞觀長歌》對《漢武大帝》所代表的「文明論」進行了批評和修正。「文明論」其實是一種反向的東方主義論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對突厥的關係上，唐太宗兩手都抓，兩手都硬，以武力為基礎，卻不只是以強力壓人，而是見好就收，以德服人。為解草原百姓的災荒，太宗特許讓突厥人移向內地。終於，各族尊太宗為天可汗。
小說寫到了富於戲劇性的一幕：唐軍俘獲了突厥將軍阿史那思摩，當他試圖自盡時，太宗上前以手執劍刃，不顧滿手鮮血，救下阿史那思摩，並讚美他的勇氣和人格，不料他的侄兒阿史那忠突然衝出，將劍刺入太宗的腹部。面對群臣處死阿史那思摩叔侄的提議，太宗忍痛勸阻，力主放了兩人。之後，在突厥真珠可汗夷男命阿思那思摩率軍與唐朝為敵時，他堅辭不受，夷男指責他背叛祖宗，阿史那思摩說：
「自晉以降，天下分崩離析，長城內外先後有五胡十六國，幾百年戰亂不止息，讓中原百姓顛沛流離，也讓草原一片凋敝。尤其頡利治下，天災人禍相連。阿史那氏已到了亡種邊緣。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國家統一是大勢所趨，只有統一才能兵戈休止，天下生靈才有喘息的機會呀！」
《漢武大帝》雖然講述的年代是獨尊儒術的時期，我們卻看到了一派法家作風，董仲舒的形象很是尷尬。《貞觀長歌》倒是雜王霸而用之。這不關歷史事，是文本的意識形態使然。
《貞觀長歌》在器局和精神氣象上顯得更為宏大。或許與此相關，在藝術修辭或風格等形式層面上，相比於《漢武大帝》，它也表現出不同的風度。《漢武大帝》顯得有些局促，滿篇流露出在外敵壓迫下，為生存而戰的緊迫感和捍衛華夏文明的焦慮感，在敘事上因而也缺少了從容優雅的風致。滿篇軍國大事，少見兒女情長，縱使深宮閨閣，也心憂國是，無餘裕效張敞畫眉，電視劇五十八集，居然騰不出閑墨多說說金屋藏嬌與長門宮怨。中流而歌《秋風辭》的茂陵劉郎竟然是像雍正一樣的工作狂，這未免太煞風景。相較之下，八十二集的《貞觀長歌》則要紆緩雍容得多，雅人深致，更多文明中國的典麗氣象和上國風度。少了金戈鐵馬的塞外之音，多了些長歌曼舞的人間風情。少了些夷夏對立，血肉相搏的矢石交攻，多了些懷柔遠人的好言相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化干戈為玉帛，四海一家，太宗「天可汗」一曲貞觀長歌，四夷起舞，萬國來朝。最重要的，《貞觀長歌》不再把對突厥的關係放在首位，四海一家更像是國力強盛，武備充足之後文明鼎盛的一個自然結果。這才是對文化自信的最好的表達方式。
《貞觀長歌》借大唐為未來給出了一個「天下主義」願景。雖然遙遠，想想也不是壞事。
相對於二月河，文明中國的歷史敘述，似乎更加註重對君王德性的正面表現，有意要突顯偉大君王作為正常人的一面，尤其是《貞觀長歌》中的唐太宗形象，父女情深，齊家治國寬嚴相濟，推己及人，使愛民有了更深刻的人性基礎。這種寫法，倒是延續了八十年代「啟蒙主義」和九十年代「主旋律」大片對革命家的表意慣例。在八十年代，為了正面表現一個君主，必須突出他的「人性」，強調他因為履行君主之責而陷入痛苦和懺悔，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引發讀者的同情和認同。在九十年代以後，這些感傷主義的矯情裝飾和孱弱蒼白的啟蒙人性觀已經難得一見。即使《貞觀長歌》中的唐太宗，君王權謀仍是主導性的，為了國家，雖對手足妻子亦不容情，玄武之變，對兄弟痛下殺手，也是勢所必至。
從二月河以來，不合世俗道德人情的冷酷已是君王的必備品質。在野蠻的現代世界，八十年代以西方文化為普世主義標準的美好世界圖景已經不復存在，進化論的現代化發展遠景也已經黯淡，人類社會重回叢林狀態，民族國家恢復了它的利維坦本性。對內終結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建立秩序，對外守衛共同體的安全，爭取更大的共同利益，成為國家存在的最高理由。即使文明中國的儒家天下主義者也要在這一前提下思考民族命運和人類未來，並認作據亂世「實與文不與」的不得已選擇。作為主權者的帝王已經不必甚至不能再以常人道德要求，不管是「新權威主義」版本中維持國內秩序的帝王，還是守衛文明共同體安全並重建天下秩序的君主，都必須把政治責任放在首位，而不必要求尋常道德。君王的德性不同於常人的德性，關於這一點，馬基雅維利已經說得無比清晰。九十年代以來的歷史小說呼喚的帝王，是把共同體命運當作天職的實幹家，期待這些政治成熟的民族精英承擔起歷史抱負和世界責任。
歷史小說中的君主都是絕對的主權者，他們超越一切規則，一切的程序正義，不公開決策過程，合法地壟斷暴力和律法，蔑視法條主義。電視劇《漢武大帝》第四十四集，為了深入大漠追擊匈奴，武帝向治粟都尉桑弘羊要金二十萬斤，桑弘羊問用途，武帝說，這是秘密，暫不公開。接著廷尉張湯奏對李廣治軍違反司法程序，武帝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你們這些文吏就是不懂得治軍之道，怎麼能拘泥於文法呢？李廣當然有臨機決斷之權，你們不要用和平的法律去限制他。
小說家們似乎在提醒我們，政治的根本問題，是權力掌握在誰的手中，以及君主代表了誰。最要害的，不是用越來越複雜的規則和制度去約束假定的壞人，而是去找到或培育具有政治德性的人，能夠承擔共同體政治責任的人，能夠保衛和傳承「文明」的人。如果說某些制度還有意義，也只在於它有時能幫助我們發現這樣的人。而能否找到這樣的人呢，德配位是否有機會實現呢？馬基雅維利說得好，這要看運氣。正如《漢武大帝》和《康熙大帝》所講述的故事那樣，劉徹和玄燁這兩個天才少年能夠登上皇位，承擔天命，成為成就鴻業的偉大君主，只是機緣巧合，歷史造化。如果不是薄皇后犯下一系列低級錯誤被廢，太子劉榮就可能正常繼承大統，膠東王劉徹哪來的機會？三阿哥玄燁只是不受寵的貴妃佟佳氏所出，如果不是幼年患過天花，估計也很難被選中。
《漢武大帝》故事處理得相對簡單，困擾劉徹的最主要問題，前期是如何大權獨攬，此後心心念念便只是如何打匈奴。而《貞觀長歌》則觸及了更深層的政治問題，對於李世民來說，強化皇權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事，這隻在故事初始讓他勞了點神；突厥雖然在早期給國家安全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但很快就不再是什麼了不起的威脅。那麼，李世民最難以釋懷的是什麼呢？是繼承人問題。這是大問題，根本問題，也是讓偉大的君主無所著力的難題。無獨有偶，二月河筆下最聖明的君主康熙，晚年也遭遇了同樣的痛苦，整個第四部《亂起蕭牆》就講述立儲之艱難曲折。如果我們跳出文本的話，就會自然想到，漢武帝晚年何嘗又不是如此？只不過《漢武大帝》只忙著處理漢匈關係和夷夏之辨，無暇顧及這個大題目了。
歷史小說對現代民主不屑一顧，它當然也不會像1950—1970年代的歷史敘事那樣，相信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唯一動力。當下的歷史小說深刻在這裡，問題也在這裡。
結語
威權主義鞏固了利益格局，也形成了社會發展和公共政策的路徑依賴。這可能會造成在既有發展模式下的社會危機深化，於是越發依賴威權體制。在列國相競的全球化時代，強化國家權力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體現寓封建於郡縣的精神，保持必要的張力，而不是一放就亂，一統就死？大開大闔，過猶不及。秦政本無錯，因統得過死，不給社會留空隙，以致二世而亡。
依靠現代民主與法治，恐怕也未必能解決問題。中國太大，內部多樣性複雜，眾聲喧嘩，一人一票，人以群分，各自為政，固然不行；整齊劃一，削足適履，一刀切，同樣難以奏效。中國之所以形成禮法並用的傳統，也是現實條件約束下的「憲制」選擇（借用蘇力的說法）。禮治有彈性，因時因地，有經有權；法家手段（注意，法家不是法治），照樣講究靈活性，不能一根筋。這就造成了「人治」，人治並非必然不好，只是對治理者的道德要求極高。[xiii]沒有宗教，就必須要有強大的道統支持。應該說，只要中國作為一個內部最複雜的大國這一前提不變，對德政或有德性的人治的嚮往就會存在，對文化傳統的歷史記憶就會被激活。通過「大帝」們的形象，讀者們其實有所寄託。人民呼喚的是擔綱民族共同體政治責任，有道統加持，有文明理想追求的主權者，不是只知守護集團利益的社會精英。這也正是黃宗羲的感嘆的由來：「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明夷待訪錄》）
現在看來，亨廷頓還是老辣的，他的判斷總是準確的，雖然解釋總是不怎麼對。「文明的衝突」不必提了，他所討論的「新威權主義」導致的「軟政權化」現象，也是提出了真問題。由於群眾的政治參與度低，代表性欠缺，政治合法性必然受到影響。單純依靠經濟發展和擴大總量來支撐合法性，難度越來越大。一是社會不公正的加劇將侵蝕「蛋糕擴大」的效果，「涓滴效應」越來越變成零和博弈。二是增長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增長的難度加大，也會面臨各種不確定性。所以，強化國家能力，如果不能提高實質性民主，促進公平，則國家能力建設早晚會逆轉為「軟政權」。另外，是否還有某種確定性的價值能為國家注入實質性正義？在既有所謂烏托邦方案被告別以後，「文明」能否為政治共同體的決斷提供正當性基礎？須知，任何一種保守主義論述都以某種等級製為前提，這在現代社會是否還能被接受？
建立「新經學」的道統——且不管這道統的政治內容和文明性質，又打通道統和政治實踐的阻隔，並貫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凝聚國家，克服利益分化，對內建立公正秩序，對外開出普遍性的價值正當性，這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這些問題還都遠沒有得到有效回答，更談不上形成共識。現在仍然處在一個晦暗不明的虛無主義時刻。在有些人看來，克服新戰國時代的內外挑戰，必建立外部的利益迴流通道。價值問題可以不做理會，緊迫的現實處境亟待應對。在全球化的花樣翻新的金融創新和加槓桿操作背後，表面的繁榮是以透支實體經濟的現實和未來為代價的，要維持這樣的遊戲不崩盤，必須要有外部的供血和補償，美國的發展模式一時也離不開海外的利潤迴流作支撐。我們是否可以師夷長技，乾脆懸置價值問題，先折返回現代「大國崛起」的老路？然而，這只不過是披掛著「文明」外衣的新型虛無主義而已。不過，繼續以威權建立「金鐵主義」強國，爭奪世界生存空間，這似乎已成為告別革命後某些「中產階級」的集體夢想。它也應和了全球保守主義右翼化的潮流。九十年代以來，《亮劍》《狼圖騰》正表達了這樣的歷史衝動。其實，《漢武大帝》已經在強調了「種族」了。
於是，歷史小說就有了《大秦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