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功臣程開甲:我與祖國在一起
來源中國軍網綜合
11月17日,「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2013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017年「八一勳章」獲得者程開甲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101歲。程開甲院士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我國核試驗科學技術的創建者和領路人。今天出版的《解放軍報》帶您了解這位功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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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甲:我與祖國在一起
於慶田
在一次空投核試驗中,試驗安全問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周恩來總理在聽取核試驗準備工作時,關切地問空軍司令員,安全問題如何?司令員說,這事程開甲同志考慮了,請他彙報。總理用詢問的目光看著程開甲同志。程開甲很有信心地表示:安全是完全可靠。
這位中低個兒、濃眉毛的教授,操著濃重的蘇南口音,盡量簡明扼要地向周總理談了安全和試驗方案。反覆詢問好幾次,周總理聽明白了,笑著讓程開甲學點兒普通話,因為他的地方口音很重。
程開甲,當時是南京大學教授,西北核技術研究所的所長。幾乎我國每一次核試驗,他都在試驗現場。鮮為人知的事業,造就了一批中華民族的無名英雄。程開甲就是其中的一個。
多年前的一個盛夏上午,筆者慕名拜訪了程開甲教授。
話題依然從口音說起,程開甲笑道:「我的講話不知你們能否聽懂。周總理生前交給我的事可以說都完成了。唯獨這個口音,說起來很遺憾,恐怕難改了。」
校長高興地對班上同學說:「你們要學習程開甲的刻苦精神。」
程開甲,1918年生於江蘇省吳江縣盛澤鎮一個商人的家庭里。祖父做生意,歷盡坎坷,賺了些錢。父親要他考舉人、做官,結果他連個秀才也未考取。程開甲七歲時,父親去世,母親被逼迫離家。從此,他開始了沒有親生父母疼愛的少年生活。
讀私塾,沒有輔導,中文底子薄。因家境敗落,小學畢業時,程開甲想考花錢少的嘉興二中,結果不爭氣,兩年未考取。最後,他進入秀州中學。
秀州中學也是嘉興頗有名氣的教會學校。從這裡畢業的學生有李政道、陳省身、顧功敘這樣的科學家,也有鄭三生那樣的革命軍人。秀州中學的一本《校慶專輯》中,對程開甲有這樣的記載:「剛上學時,程開甲同學成績平平,第二學期開始,情況就變化了。初中畢業時他已名列前茅。」
程教授回憶說,學習雖然也有捷徑,但最根本的還是靠刻苦、勤奮。至今他還記得愛因斯坦的話:「1%是靈感」「靈感還是經驗的綜合。」他說,在樓梯燈下看書,在廁所里看書,他都干過,夜裡經常學習到十一二點。圓周率,他背得過60多位;乘方表,他背得滾瓜爛熟;立方表,他至今記憶猶新;地圖,自己繪製;英語百詞比賽,他獲得第一。甚至《林雨堂英語》他從頭到尾背得下來。有一次,英語教師病了,校長顧惠人代課,讓程開甲回答問題,結果他對答如流,連以前講過的都能複述如初。校長高興地對班上同學說:「你們要學習程開甲的刻苦精神。」
程開甲在初三時英語學習雖然成績不錯,但口語不好,參加講演比賽剛上台講兩句,便卡殼了,紅著臉下台。從此,他下決心要爭這口氣。讀、寫、背並舉,特別要突破朗讀、背誦、會話關。結果,高中時,英語演講比賽在全校獲第一名,而且在全省教會中學背誦比賽中出人意外地奪取冠軍,為母校增光。
高中畢業,程開甲報考兩所學校:一是上海交通大學,二是浙江大學。結果都錄取了。剛考試完,程開甲從上海回到家鄉,結果「八·一三」事件發生了,日本侵略上海。由於經濟原因,因為考取了浙江大學公費生,他就去浙江大學報到。
上了浙大,抗戰開始,程開甲跟隨學校輾轉流亡到大後方。大學一年級時,他們在西天目山一個大廟中上課。第一學期沒完,上海失陷,日本人入侵南京。於是浙江大學從建德集中,遷到江西吉安。從此開始了長時期的「流動大學」生活。
在吉安上課兩周,又遷到泰和上了七八個月課。到1939年初,又遷到廣西柳州北部的宜山。1940年春,又離開宜山到遵義,在遵義蹲了一年半時間。1941年秋,又從遵義搬到西北部的湄潭。就在這年秋天,程開甲畢業。
在一年級的第二學期,程開甲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
公費一度發不下錢來,已經山窮水盡,到泰和時,他甚至連蔬菜都吃不上。有些同學看程開甲的生活太苦了,在一個星期天,請他吃了一頓葷菜。結果,長期沒有油水的程開甲,肚子承受不了,由腸炎轉成了痢疾。
病中準備考試,程開甲瘦了,瘦得皮包骨頭。但他依然支撐著,參加了學期考試,教師們十分關心愛護著他。搬遷時,同學們嫌麻煩都扔掉一些書,而程開甲卻不肯扔。他瘦小的個子,經常背一個大行李包,裡面裝有許多的書。有一次搬遷,他和同學搭上了一個露天的貨車,三天三夜不能坐,不能躺,基本上是蹲著睡覺。「別的可以扔掉,書可捨不得」,這就是老同學對當年程開甲的回憶。然而,最後遷移到宜山時,一把火把程開甲多年積累的書全部燒光了。程教授至今回憶起這件往事,還心疼地說:「多少知識付之一炬,可惜啊!」然而,當時也是無可奈何!粵漢鐵路以東不能再待下去,必須再往西撤。
陳建功當時在浙大任教,上函數論課。三年級時,程開甲聽陳建功教授的函數論,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向老師提出一些鑽研很深的問題,老師很高興,鼓勵他寫成論文。結果,他和陳建功教授合作寫出一篇研究論文,寄給英國的數學教授 Tisehmash發表。
到四年級,他開始寫畢業論文,1941年秋畢業留校任助教。這時,他結婚了。夫人高耀珊女士是一位賢惠勤儉的傳統女性。在長期的婚姻生活中,她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整個家庭和程開甲,使丈夫有足夠的精力埋頭科學技術事業。
程開甲(後排左一)在英國留學時留影。
站在碼頭上,他情不自禁地喊:祖國啊!我終於回來了!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英國著名科學家裡約瑟先生來華訪問。他在浙江大學作報告,講生物物理學。竺可楨、王淦昌等請他向英國推薦留學生。
1945年,程開甲在里約瑟先生的幫助下,得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可去英國艾丁堡大學留學。通過選拔之後,他告別愛人高耀珊和女兒,於1946年10月乘飛機到倫敦。
1946年10月,程開甲開始在艾丁堡大學數學物理系讀書,成為波恩教授的一位研究生。程開甲在這裡系統地學到了當代物理學的許多先進知識,特別是不同觀點的爭論。波恩教授當時與愛因斯坦是好友,二人經常通信。波恩教授在學術觀點上與愛因斯坦經常爭論,包括哲學思想,有時觀點針鋒相對。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始終是不相信的。
波恩認為,量子力學之所以對,在於它揭示微觀世界。當Planck揭示出「量子」學說時,許多物理學家都說他是「瘋子」,說這絕不是物理「DasystKaimphgimk」。然而波恩對此堅信不疑,並寫了一本名為《概率和因果論》的書,他相信自己的認識是對的。後來在50年代,波恩教授獲諾貝爾獎,就是為表彰他對量子力學概率論發展作出的貢獻。
波恩教授的學生,有許多成為著名科學家:愛論斯脫,奧本·海默,中國的彭桓武、程開甲,德國的福克斯等。關於原子彈壓縮內爆的理論,就是福克斯提出來的。
在留學期間,使程開甲最受刺激的還是被外國人歧視。最令人氣憤的是,有一次,一位英國牧師問程開甲:「你喜歡不喜歡猴子?」
聰明的程開甲一聽這話裡有話。因為英文中「喜歡不喜歡」和「像不像」是同一個詞(Like),這話等於說「你像不像猴子」,於是程開甲回答說:「無可奉告。」
房東老太太很欣賞程開甲這個巧妙的回答,對他連連稱讚。
程開甲痛恨那些歧視中國的外國人,一心想多學點技術,將來報效祖國。於是,他忍辱負重,孜孜不倦,買了一些金屬學方面的書來看,認為回國後可能有用,這就是回國後開展金屬物理和固體物理研究工作的萌芽。
1949年,程開甲在艾丁堡大學畢業了,留校任研究員。工資700英鎊。這在當時是一很可觀的數字。第一次領這麼多工資,程開甲高興極了,首先想到了在中國的妻子、女兒。他來到商店,想用支票為夫人購買一件皮大衣,共花17英鎊。然而,老闆不相信這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人會有這麼多錢,打電話問銀行:這個中國人能有那麼多錢?怎麼有700英鎊支票?銀行鄭重告訴商店老闆,這位先生是艾丁堡大學的中國籍研究員!程開甲取了皮大衣,大搖大擺地走出商店。
國內解放軍渡長江南下的消息傳到英國。南京解放時,英國船紫金號不聽從解放軍勸說警告,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火打擊。這件事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英國人指著程開甲等人,如夢初醒地說:「你們中國人還敢打我們呀!」
程開甲心中無限感慨:「我們中國人也有這一天!」
把妻子、孩子接到英國來?並不是沒有考慮過。波恩教授也曾建議他把妻子接來英國。有的同學已經把老婆孩子接來了,還有的連父母也接來了。但程開甲親眼看到:寄人籬下的生活,被人瞧不起,心裡非常難過。儘管當時他對共產黨、共產主義陌生得很,但他還是相信回到家鄉,報效祖國,是根本的出路。
為了回國,他進行了許多默默地準備。要多搜集一些適合於新中國工業建設的書籍。甚至連《金屬物理學》這樣的書,他都奉為至寶,帶回國來,結果真的派上了用場:1952年院系調整後,程開甲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都用上了這本書。
英國,畢竟是程開甲獲得大量科學技術知識的地方。
要離開它,離開艾丁堡大學,離開波恩教授等導師和同學,還真有點戀戀不捨。然而,為了祖國,為了國內的妻子和孩子,他毅然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你了解問題了解得深。」這是波恩教授對程開甲臨別前一句評價性的話。
這話不是一般的評價。波恩教授治學很嚴,從不輕易表揚人。他知道程開甲敢於向權威挑戰,敢啃硬骨頭。當時研究超導理論,程開甲曾經和海森堡爭論,從愛丁堡大學到牛津,一直爭論到蘇黎世。
1950年8月的一天,程開甲乘坐的船開到香港碼頭。
他急不可待地從船上跳下來,站在碼頭上激動不已,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情不自禁地喊:祖國啊!我終於回來了!
他想乘船從香港去杭州,然而卻沒有買到去杭州的船票。那時東南沿海通航已有困難。無奈,他只好改乘火車,由香港經深圳、廣州去杭州。在香港,他把所有的外幣換成國幣,帶來的書籍物品又繳納了不少關稅。他所剩無幾,但心裡卻很高興,說是把錢交給了國家。
一路上,第一次坐著祖國暢通的火車(對比著抗戰中流亡的途中生活),看到可愛的祖國大地,農村、城市多麼熟悉,久別重逢分外親熱。一路上激動著、歌頌著。
來到杭州,他沒有先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兒,而是徑直來到母校——浙江大學。當浙江大學安排他留校任教,並擔任物理學副教授時,他才去探望久別的妻子和孩子。
闊別四年多的妻子終於盼回了自己的丈夫。離別時孩子還不會走路,如今已能夠快跑了,羞怯地喊這位陌生人「爸爸」。程開甲的眼眶濕潤了,抑制不住淚水流了下來。
從長年戰亂到走上太平的年代,妻子高耀珊帶著孩子吃了不少苦啊!他思念妻子,疼愛孩子,如今終於來到她們身邊……
從此,他開始了教學生涯。1952年院系調整他從浙江大學調到南京大學。
從此,他開始接觸共產黨,認識共產主義。程開甲教授不止一次地向筆者談到,他是一個思想「保守」、不輕易接受新事物的人;然而,一旦認識到它的正確性,那就會堅定不移地去追求,無私地去為之奮鬥。
程開甲在與科研人員探討技術問題。
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1956年入黨之後,程開甲對自己在各方面要求更高了。除了搞好教學、科研之外,他還盡量廣泛涉獵各種知識。他精通英語,懂德語,又開始學習俄語。在此期間,他培養和輔導了許多優秀的學生。後來,這些學生不少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
1959年2月國務院決定調程開甲參加搞原子彈。在一份歷史文獻上有這樣的記載:「1959年7月,二機部把核物理專家朱光亞從原子能所調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協助李覺、吳際霖抓科技組織與協調工作。1960年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准從全國選調陳能寬、龍文光、郭永懷、程開甲等105名高中級科技骨幹參加原子彈的研製。接著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等科學家先後調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他們和先期從原子能所調來的鄧稼先等會集在一起,壯大了核武器的研製隊伍,從根本上保證了原子彈研製工作的順利進行。」
程開甲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用化學炸藥引爆原子彈。於是他開始學習《高壓流體力學》。
程開甲在南京大學研究過費米·湯姆斯統計理論和固體物理關於高壓方程的理論,他分析了如何運用到高壓的原子彈實際,將設想變為可以理解和應用的科學計演算法,為闖過原子彈引爆的第一關作出了貢獻。
此後,程開甲又集中力量,研究衝擊波聚心問題,利用微擾方法得到化爆聚心精度的要求和可行性,取得可喜成果。
1962年秋,程開甲被調到國防科委工作。他雖然還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但主要是去核試驗基地組建核技術研究所,為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做技術準備。
把一個研究所建立在渺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程開甲在這裡一干就是20多年!
有一次程開甲從西安出發,陪張愛萍、張震寰去核試驗場檢查工作。乘坐的伊爾-14飛機剛起飛20分鐘,一個發動機停車了。無奈只好冒險降落。西安正值大雨,雷電交加。用一個發動機,總算安全著陸了,機場人員為他們捏了一把汗。第二天另派一架飛機飛往蘭州。
上世紀70年代初,從內地請來了一位地質專家協助分析核試驗區的岩石情況,程開甲多次搬著梯子爬數百米高的石頭山。山上無草木、無水,全是風化的碎石。有一次,他蹬著梯子剛爬上去,一腳踏在流動的風化石上,摔了個大跟頭,險些掉下山崖。
平洞式地下核試驗爆炸成功兩年後,他和王淦昌、鄧稼先要進洞視察。有人把這洞稱為「虎穴」,他們偏要去虎穴追蹤;也有人把這洞稱作「死亡之海」,他們偏要去這「死海」中游泳。科學家總是有科學家的眼光和膽識。這平洞等於是通向原子彈爆心的地下通道。洞口,涼風習習。他們穿上防護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測量儀,便往爆心走去。沒走幾步,溫度升高了,一看溫度計已是攝氏40度。每個人都汗流浹背。他用手電筒指點著:「這是花崗岩,瞧,燒成了黝黑的琉璃體;這是石灰岩,碎石還在往下落;這下面是『鍋底』,是一個『空腔』,足有一個大禮堂那麼大的洞。」
三位科學家在洞內考察爆炸衝擊波在岩石內傳播的規律和後果;考察「當量」的理論值與實際值的差距;考察測量儀的安放位置是否得當……好久好久,科學家們從洞里出來了。人們見到,他們個個汗水濕透了衣衫。但是,他們卻泰然自若,談笑風生,為第一次進洞探險,獲取第一手材料而無比高興。
核試驗場流傳著許多程開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事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然而講述者卻是親眼所見。
一次核試驗前,程開甲住在核試驗場的一個帳篷里,經常工作到凌晨2點多。公務員任萬德負責他的衣食住行。那天晚上,程開甲和別人在討論一個重要參數的探測技術問題,任萬德把飯熱了4次,可程開甲一直沒來得及吃飯。凌晨,他把被子攤開準備睡覺,突然滾出來兩個蘋果。「哪來的蘋果?哎呀,我還沒吃飯,怪不得肚子在叫。」於是,程開甲拿起蘋果往嘴裡放,還沒吃完就睡著了。夜裡風沙很大,清晨起來,程開甲被子上蒙了一層細沙,嘴裡含著沒吃完的蘋果,沾滿了沙塵。
那一次,試驗準備工作一切就緒,周總理召集他和基地司令員一起去彙報準備工作情況。周總理詢問得很細緻,程開甲對答如流,從多大當量、多少探頭、測多少數據,到多大風速、有多大危害等等,他如數家珍,了解得一清二楚。臨近彙報完畢,周總理問了一句:「程開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齡?」程開甲突然愣住了,想了半天,居然很長時間沒有回答出周總理的提問。一個能把圓周率記住60多位數的人,居然記不住自己的年齡,這不是令人難以置信嗎?然而這卻是真的。
1984年,組織上調程開甲來北京工作,任國防科技委常任委員。他和老伴搬到北京,他的孩子們都留在了新疆。其實,程開甲捨不得新疆,把保密櫃、保密本及許多資料都留在研究所。他這樣說道:「我的科研基地還在新疆。」兩年後,在研究所工作的兒子提出要調回北京工作,然而程開甲說:「到北京有什麼好處?咱那個研究所很好嘛!別調了!」他的兒子曾在吉林大學上學。畢業分配時,有人建議程開甲向吉林大學校長、他的老朋友唐敖慶教授說一聲,把兒子分到北京來。然而,程開甲不肯。最後,還是把兒子分回到戈壁灘。這大概也是程開甲所期許的「子承父業」。
筆者曾問程開甲先生:您現在主要在考慮什麼?幹什麼呢?記得兩年前您就說過,「靠科學家的良心制止不了核武器競賽。除非經濟力量與政治、軍事、科技及其他力量結合起來,制止超級大國發動戰爭,否則無法消滅核戰爭的威脅」。
程開甲思考一下,回答說:「我現在研究的項目,實際上是如何摸索探求世界持久和平的理論。」「我在研究高壓物理、大功率微波、中微子問題、重新研究超導理論及其應用問題……爭取有朝一日能為祖國作出更多貢獻。」「我依然在探索。」
2017年7月28日,在人民軍隊迎來90歲生日之際,習主席親自將「八一勳章」頒授給他。
在程開甲百歲生日的時候,他說:「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