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後，傳統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與中央集權國家統治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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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制及其配套政策的推行，造就了廣泛的個體小農群體，為古代集權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社會基石，國家也獲得了對農業勞動力和農村社會的強力控制，經濟汲取能力與社會動員能力均有明顯提升。但小農經濟的天然脆弱性，又要求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由此決定了戰國時期小農與國家之間，具有共生互動關係。

授田制背景下，國家不僅要為農戶授田提供製度保障與政策支持，還要直接介入生產管理環節，並承擔相應責任。列國在農業生產中所承擔的管理責任，是全面而多樣的：首先，是田界管理。授田後，國家要安排定期核查、管理與適當調整，以保持小農授田後份地的穩定性。齊國實行「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的措施，「……口巧（考）參以為歲均，二歲而均計定，三歲而壹更賦田，十歲而民畢易其田，令皆受地美（惡)囗均之數也」（《銀雀山漢簡》)，使百姓授田等級的好壞與其所承擔的賦稅相匹配。

秦國法律規定，每年「秋八月，修封捋、正疆畔及受（除）千（阡）百（陌）之大草」（《青川木牘·更修為田律》）；同時，秦律還規定，「盜徙封」者（私自移動田界的人），要被施以「贖耐」的刑罰。所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國家在授田管理方面的權威地位和突出作用。

秦漢以後，傳統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與中央集權國家統治的加強

其次，是生產管理。政府一方面要按照時節，指導農民各項生產活動，同時還要對生產的各環節進行指導和監控。據《管子·國蓄》記載：「春以奉耕，夏以奉耘，未粗械器，種穆糧食，畢取贍於君。」而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秦律》中，有《倉律》一種，甚至規定「種：稻、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一斗，黍、苔畝大半斗，叔（菽）畝半斗。利田疇，其有不盡此數者，可毆(也）。其有本者，稱議種之」。還有《既苑律》一種，規定要定期評比耕牛，加以賞罰。此外，《秦律》中還有向農民出借鐵制農具，因其破損而核准報銷的律文。

國家還要承擔協調農業生產過程、推廣新的耕作技術及生產手段、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等任務，採取措施確保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行。這說明，戰國授田制背景下，國家對農業生產活動的直接介入和有效組織，是維繫小農生產活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第三，是社會保障。小農生產本身的脆弱性，還需要國家提供有效的社會保障。屢見於戰國文獻中的「貸民」「振困」、減免租賦、假田公田、貸民種食等方面的記載，均體現了國家對小農生產救助及保護的職能。

戰國授田制，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國家土地所有制模式。有學者認為：授田制的實質，乃是一種「國家份地農分耕定產承包責任制」。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隨著這種分耕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中國傳統農業的耕作方式，由原來的村社共同體成員共同勞動的「共耕制」（「耦耕」），轉化為個體農戶的「責任分耕制」，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勞動自主性的發揮，大大提高了耕作農業的生產率及產品累積率。

授田製造成了小農對國家權力的高度依賴，影響到國家權力在小農生產生活中的功能定位，國家不但是「農業政策制定者」和「農業行政管理者」，同時更是「農業生產活動組織者」及「小農生產者保護人」，可以說是集四種角色於一身。由此，以授田製為紐帶，原來淹沒在村社共同體中的個體小農家庭，與國家建立起了直接聯繫。

這種聯繫，在土地和賦役制度方面，小農與國家間具有「服從一管制」關係，在農業生產環節，國家與小農間還具有「代理一依附」關係。由此，戰國時期小農與國家形成了奇特的共生互動格局。這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規定了後世中國社會變遷的整體走向。

戰國秦漢之際，「五口百畝之家」個體小農階層的形成，是集權國家制度選擇的結果；而由此造成小農階層的廣泛存在，則構成了秦漢中央集權國家的根本基石，成為「大地域」中央集權國家統治無法擺脫的「路徑依賴」。秦漢以後，傳統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與中央集權國家統治的加強，都與這些因素高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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