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大上海：戴笠與日軍一流間諜的殘酷秘戰

原標題：決戰大上海：戴笠與日軍一流間諜的殘酷秘戰

戴笠——「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是我國抗日戰爭中深謀遠慮的情報界天才。

淞滬戰爭期間，戴笠在上海指揮戰地調查活動，他還秘密領導了一場與日本特工之間進行的間諜與反間諜鬥爭，這完全是一場高水平的鬥智斗勇的較量。

較量首先是從與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間諜鬥爭開始的。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壽，並說程、彭二人願意為反間諜鬥爭作出貢獻。

特工戰線本是一個風雲詭譎、變幻莫測的戰場，以戴笠之精明和謹慎，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位學者先生的判斷和推薦，就吸收運用兩個素不相識的反間諜人才。

於是，戴笠指令由文強當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與程、彭二學生洽談，意在對其進行考察。

文強經過了解，得知程、彭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係，因出於愛國心，願意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中某教授的特殊關係，打入同文書院及虹口地區和日本海軍俱樂部，搜集日方情報，貢獻給淞滬抗戰。

東亞同文書院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為後台的日諜巢穴，成立於1887年，原名叫日清貿易研究所，其實是打著「研究」的旗號，開展以軍事目的為出發點的情報調查活動。

內容一是調查中國的市場和財政經濟，二是調查中國的地理、政治、軍事等問題。調查的項目非常細緻，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面結構;橋樑的長度、建築材料、載重量;

渡口的運量及河面的寬度等都要一一調查清楚。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支那研究》雜誌和《支那省別全書》、《兵要地誌》等書中，送日本陸軍統帥部參考掌握。

調查人員以日本留學生為主，並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當時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大兒子近衛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書院任職，在中國各界高層人物中收買漢奸。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國，甚或雲貴等省的邊遠鄉村也去，足見其調查情報之深入。

程克祥、彭壽本是受東亞同文書院運用的人員，但淞滬戰起，兩人激於尚未泯滅的愛國心理，更是受恩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決定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的關係，搜集一些日方的情報，為抗日救國做些工作。

其意亦有腳踏兩隻船的想法，藉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戰的活動，提供給緊追不捨的東亞同文書院。

為達到這一目的，程、彭向文強提出:需成立一個取其「以文會友」之義的「文友社」組織，以作掩護，由程、彭分任社長、經理，聘用男女記者五六人，並相應地解決1所獨立的3層樓房、備用金1萬元法幣、小轎車1部及司機等。

戴笠聽取了文強的彙報，經過一番深思，對文強說:「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書生學者上當，我們也得謹防反間之計，看情況只能將計就計，反正在租界上諒也跳不出我們的手心。」於是，戴笠當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條件。

淞滬戰爭期間，戴笠對時間的計算完全不以「天」為單位，而是以「小時」、甚至「分鐘」來計算的。他限令文強連夜將「文友社」的編製預算定下來，上報備案。又限其3日內將「文友社」這座反間諜巢穴布置起來，開展活動。

然後戴笠、文強設計一步一步地與程、彭二人鬥智，逼其就範。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後，戴笠、文強設計如何將特務處的特工人員不露任何痕迹地打進去，以控制這座反間諜機關的主動權。

首先，戴、文決定派遣黃埔六期出身的特務、杭州警察局指導員王樹人當一名文友社的看門人兼收發，實際是這座機關的我方特工總負責。

因王是瘸腳，處處又裝出一副無所作為、任人訓斥笑罵的司閽模樣，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間諜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進文友社的特工人員也沒有識破王樹人是他們的頂頭上司。

平時，王對他們的指示都是用約定的不直接接觸的方式進行聯絡。接著，文友社聘用記者，程克祥引來了3名日方間諜，戴笠決定派兩名女特工打進去工作。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強通知程、彭，對聘用記者進行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則不用。

而戴笠安排的兩名女特務，一名安占江，東北人;一名吳憶梅，曾任《上海晚報》記者。兩個人不但年輕貌美，能說會寫，善繪畫，懂照相，而且都受過大專教育，又分別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過嚴格的女警官訓練，騎馬、射箭、打槍等樣樣皆精，是兩位特工全能人才。

戴笠、文強還預先對她們訓練一番，既不能太露，以顯出馬腳，又不能裝得太「笨」，反不被錄取。果然是一試就中，又沒有令程、彭和日方間諜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強設計遏制企圖進入文友社的日方間諜，而對已經進入的則試圖趕走，這樣不給日諜在文友社的立足之地，以便於我方特工人員的活動。

程克祥介紹了3名日方間諜，文強提出須進行考試、審查資歷，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以便確定工資待遇為借口，日方特工知難而退，主動提出不計報酬，只為愛國盡義務，文友社的汽車司機也是程克祥引來的日方間諜，且十分狡猾，很難對付。

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風點火，散布流言，說這個司機很驕傲，看不起中國人，要對付他。結果日諜作賊心虛，把這名司機以自動辭職為名調走。隨後，戴笠指示文強暗中商請朱學范介紹了一位愛國司機陳阿毛應聘，與王樹人配合，可謂珠聯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強繼續通過章乃器先生、鬍子嬰女士這兩位愛國夫婦對程、彭施加影響，促他們堅定地站在抗日救國一邊。

程、彭受當時抗戰大潮的影響，也逐漸向戴笠、文強一方靠攏，最終成了一邊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間諜機關。

安占江、吳憶梅則以文友社記者為掩護，深入到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內，調查搜集各種情報資料，每天向文強、戴笠彙報，甚至把日諜的行蹤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聯絡點、關係人等重大情報，都基本上調查清楚，對淞滬抗戰貢獻甚大。

安、吳二人還按照戴笠的指令，將同文書院內以教授面目偽裝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引誘出來，綁架到南市警察所關押起來。

中日之間高水平的間諜鬥爭是在戴笠與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實隆少將之間展開的。

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擁有發展軍工生產的巨大潛力，同時也是遠東的國際經濟中心之一。

一方面，在中國最高統帥部來說，是志在必保，由此蔣介石把70萬國軍精銳投入戰場，甚至把自己多年積聚起來的老本:黃埔之花毫無保留地全部調上前線;

另一方面，在日軍最高統帥部來說，也是志在必得，企圖通過迅速攻佔上海，實施中央突破，打擊中國持久抗戰的決心和能力。

淞滬戰役打到9月底，戰場態勢進入相持階段，呈膠著狀態。蔣介石對戰場形勢憂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滬戰場，國際國內對抗戰的信心都將動搖，抗戰前途殊難逆料!如果繼續拚下去，70萬精銳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頹勢嗎?後果亦不堪設想!

恰在這時，出自宋子文的謀略，依據《九國公約》，請歐美列強出面調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謂《九國公約》，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籤訂的《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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