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遇上日內瓦 製表中心之爭

[腕錶之家 鐘錶文化] 如今談到製表，我們首先就會想到瑞士，二者之間幾乎可以劃等號，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以至於很難想像等式還（曾）有其他成立方式。時間回到18世紀，製表行業最傑出的人物齊聚巴黎，而瑞士和日內瓦則以「小物件」和便宜的商品而著稱。

阿伯拉罕－路易·寶璣肖像

穿越時空，回到1770年代的巴黎。在西堤島的最西端，巴黎聖母院的蔭蔽下，太子廣場很容易被想像成當時製表大師們的聚會場所。畢竟，同代中三位最具才華的製表師的工坊距離這個廣場很近，他們分別是讓-安東尼·萊皮訥（1720-1814）、費迪南·貝爾都（1727-1807）和年輕的阿伯拉罕－路易·寶璣（1747-1823），三人的發明將改變機械測時方式。如今，法國首都已不再是製表界的中心，廣場遊客也不太可能遇到盛大的鐘錶討論會。除了德國格拉蘇蒂鎮，以及少數獨立製表師的星星之火（都柏林、馬恩島或聖彼得堡等），高級製表實際上已經成為瑞士廠商的專屬領地。

情況並非一貫如此，甚至遠非如此。在啟蒙時代，巴黎是一個年輕人學習技藝的地方。當時，英格蘭製表師和巴黎製表師在製造航海天文鐘方面展開激烈競爭，這些計時器將引領國王和國家征服海洋，獲得榮耀。最有創造力的人才都在巴黎工作。三年前，Chopard蕭邦聯合總裁卡爾-弗雷德里克·舍費爾重新推出費迪南·貝爾都品牌，他向羅博報告解釋道：「與瑞士不同，在法國一切發明都得到國王的表彰，所以有取得成績的真實動力。」1666年在巴黎成立的皇家科學院，提供了進一步的刺激。1750年至1772年間，科學院核准的發明中，包括丹尼斯·帕潘的蒸汽高壓炊鍋以及武器製造和樂器等領域的種種發現，其中五分之一源自製表師。

巴黎，學習中心

讓-安東尼·萊皮訥製造的黃金瑪瑙香水瓶鍾，約1770年。

讓-安東尼·萊皮訥在24歲時抵達巴黎，並很快加入未來岳父安德魯-查理·加隆位於塞納河對面聖丹尼斯街的工坊。在那裡，他與國王路易十五的製表師安德魯-查理·加隆及其子皮埃爾-奧古斯丁一起工作。皮埃爾-奧古斯丁，如今更以劇作家博馬舍為人所知，但當時他是一位有天賦的年輕製表師。博馬舍成為雙鉤擒縱機構的發明者（與讓-安德烈·勒波特存在爭議），而讓-安東尼·萊皮訥同樣值得銘記，他率先以旋入式橋板取代上夾板和支柱，為時計的纖薄化發展鋪平了道路。讓-安東尼·萊皮訥製造的天文鐘非常巧妙，兼具時間等式和萬年曆功能，給國王留下深刻印象，這也為他贏得了皇家委任認證。

皮埃爾-奧古斯丁·加隆·德·博馬舍

翌年，1745年，一位名叫費迪南·貝爾都的瑞士年輕製表師來到巴黎，時年還不滿19歲。憑藉時計和文學創作，費迪南·貝爾都同樣在歷史上留下顯赫聲名。1753年，他被王室任命為製表大師，這對一個26歲的人來說是一項非凡榮譽。費迪南·貝爾都在哈雷大街設立的工坊，與著名問表製表師朱利安·勒·羅伊的工坊僅有一箭之遙。是不是與優秀同行相鄰，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呢？費迪南·貝爾都的時計和文學創作同樣多產，他書寫了4,000多頁文字，數十篇參考著作和論文，狄德羅和達朗貝爾於1751年至1772年出版的《方法論百科全書》中就有收錄。事實上，費迪南·貝爾都是一位永不知足的發明家，他將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航海天文鐘的完善中，其No6和No8在航海實驗中表現出眾。1770年，路易十五任命費迪南·貝爾都為國王和海軍的製表師，並委託他製造20座航海天文鐘，以裝備皇家艦隊。

日內瓦，低價優勢

幾年後，1762年，輪到阿伯拉罕－路易·寶璣，另一位註定要偉大的製表師離開祖國瑞士去巴黎試試運氣。1775年，他在西岱島鐘錶堤岸開設工坊。寶璣的功績無須贅述，他載譽滿滿，受到王室和貴族的推崇。寶璣明白時計不僅應該裝配卓越機制，其造型也要美觀悅目。寶璣的發明包括但不僅限於問表的螺旋音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遊絲末端曲線，Tact觸摸表、降落傘式避震器、歷史上最早的腕錶（專為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繆拉創製）、極為精準的擒縱機構、當然還有陀飛輪調速器。寶璣的作品為當時巴黎製表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極佳的例證。事實上，1833年製表師哈恩曾發表這樣的評論，來嘲弄「外國」製表師的低質時計產品：「很多來自瑞士和日內瓦的小物件，由裁縫、補鞋匠、木匠和所有與日內瓦商人打交道的人銷售。」

阿伯拉罕－路易·寶璣

皮埃爾·杜波依斯在1849年出版的《從起源到現在的製表史》中給出更加嚴肅的解釋：「整個18世紀，法國在產品質量方面擁有無法比擬的地位；但日內瓦享有低價優勢，眾所周知，低價格總能吸引消費者。因此，日內瓦製造商已經成為對法國造成極大損害的一個因素，待到1789年政治和商業大革命爆發時，這種損害依然很嚴重。」回首歷史，著眼當下，事實是巴黎製表業已經走過了黃金時代。人生沒有回頭路，區域行業的發展亦是如此。（圖/文 腕錶之家 許朝陽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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