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三強：民國刻本的收藏與鑒別
原標題：陸三強：民國刻本的收藏與鑒別
現代工業的印刷技術雖自十九世紀初即開始傳入我國，報館、書局等也已開始採用現代印刷工藝，但尚未完全取代傳統的雕版印刷。進入民國後，雖然政治發生了變化，但文化、觀念的轉變並不那麼容易。文人仍然用傳統形式寫書，刻書的傳統也未因改朝換代而轉變。許多學者仍然大量刻印自己的著作，出版家、藏書家依舊在雕版印行古籍。所刻印的古書，多經校勘,售價較廉，一些孤本秘籍得以印行流傳，在傳播和普及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目前我們在古籍市場上所能見到的古籍刻本中，有相當數量的民國刻本。這些書繕寫刊刻工緻，紙張遴選考究，裝訂端雅大方，寫版、印刷、選料、裝訂各個環節，均可圈可點，備受藏書家的喜愛。
民國刻書業狀況
民國官方刻印書籍較少，一部分繼承了清末的官書局；書院刻書業則轉為了學校和圖書館刻書。官書局在辛亥革命以後因公私贊助款項不多，漸趨衰歇，難以為繼，陸續停雕。或並或閉，後多改辦為各省立圖書館，改變經營模式，演變成商業化的印書機構，如廣雅書局歸併到廣州圖書館，後改為廣雅版片印行所，一直到抗戰前夕還在不斷印書；在太原的濬文書局於１９３５年改成山西書局；在武昌的崇文書局入民國後改為湖北官書處；在濟南的皇華書局改為山東書局；南京的江南書局、有江書局，揚州的淮南書局入民國後併入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蘇州的江蘇書局入民國後併入江蘇省立第二圖書館；杭州的的浙江書局入民國後改為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行所等不一而足，但這早已不是官辦性質了。
進入民國後，文人學者和藏書家大量刻書，形成了風氣。繆荃孫、徐乃昌、劉世珩、吳昌綬、張鈞衡、蔣汝藻、劉承幹、陶湘、董康、傅增湘、吳昌綬、朱祖謀、周叔弢等都多有刊刻。民國時期刻書最精的是董康和陶湘。陶湘刻書與他的藏書一樣，以「精」著稱，極其講究；董氏刻書底本選擇非常認真，均經校勘而後付梓，印紙用上等棉連，用墨選上等黃山松煙，書品寬大，字大如錢，令人賞心悅目。張鈞衡「擇本必善，選工必精」。民國期間刻書最多的是劉承幹、劉世珩、徐乃昌等。劉承幹刻印了大量叢書和單行本，還刻印了一些清代禁書，魯迅先生曾稱，「這樣的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其版片至今尚存，仍可刷印。朱祖謀編刻《彊村叢書》，是文學史上規模較大的刊刻詞集之舉，包括總集五種、別集一百七十四種，材料豐富，校勘頗精，為詞學研究者所重。劉世珩搜羅明清兩代稀見的稿本、孤本付梓印行，保存了許多重要史料。
民國時期書肆刻書較發達，多數省份均有。南北有名的、刻印規模較大的書坊有北京文楷齋、南京姜文卿、武昌陶子麟等。北京文楷齋創立於民國八年，齋主劉春生先是專為徐世昌刻書，後設立書坊，曾為董康、陶湘、傅增湘、周叔弢等人刻印了不少書籍；擁有幾百名刻工和三十餘名書手，以寫刻宋體字見長，寫得最好的是汪敏齋。翰文齋、來薰閣、松雲閣、文奎堂、修綆堂、文祿堂、通學齋、富晉書社、邃雅齋等也刻印了大量的書籍。湖北黃岡人陶子麟在武昌設立書坊，由同籍黃岡的饒星舫寫樣，陶子麟帶領工人刊刻。精於覆刻古本，以刻仿宋字體最著名，摹刻了不少古籍。繆荃孫、徐乃昌、劉世珩、張均衡、蔣如藻、劉承幹以至陶湘等的覆宋本，多出其手。南京的姜文卿為朱祖謨、龍榆生師生刊刻了《彊村叢書》、《彊村遺書》等，直到抗戰勝利後還在刻書刷印。揚州的陳恆和書林，創設於民國十二年，陳氏父子傾力搜集鄉邦文獻稿本，輯刊《揚州叢刻》等，為世人稱道。此外，還有杭州渭文齋等也刻有許多書籍。這些書精緻漂亮，質量極佳，深受藏書家喜愛。
民國刻本的特點
首先是編輯匯刻了大量的叢書。據《中國叢書綜錄》，民國編刻的叢書有七百種左右，占著錄總數的四分之一。著名的有「適園主人」張鈞衡刻於民國二年至六年，收書七十餘種的《適園叢書》，多為傳本稀少的重要古籍；刻於民國十五年，收書十九種的《擇是居叢書》等。劉承幹刻於民國二年至七年，收書五十餘種的《嘉業堂叢書》；收書三十種的《求恕齋叢書》；收書六十四種的《吳興叢書》等。胡思敬輯刻於民國四年至九年，收書一百餘種的《豫章叢書》等。南陵徐乃昌刻的收書二十種的《積學齋叢書》、《隨盦徐氏叢書》等二十種叢書。貴池劉世珩刻的《玉海堂影宋元本叢書》《宜春堂影宋元巾箱本叢書》《聚學軒叢書》《暖紅室匯刻傳奇》等。李盛鐸刻的收書二十六種的《木犀軒叢書》和《續刻》六種等。吳昌綬民國四年刊刻的《雙照樓詞》四十種，影宋、金、元、明舊刊本，刻印精工，為世人推重。朱祖謀民國十一年編刻《彊村叢書》，材料豐富，校勘頗精。
其次是出現了大量覆刻本。即對歷代珍本、善本，完全照宋元明本、古寫本原樣覆刻，點劃謹遵，力求保持原貌。如徐乃昌覆宋元本《隨盦徐氏叢書》和《續編》各十種，覆明本《玉台新詠》；吳昌綬覆刻本有《影刊宋金元明本詞》；蔣汝藻覆宋刻的《密韻樓叢書》七種，刻工紙張都很講究；張鈞衡覆宋刻的《擇是居叢書》；劉承幹覆宋刻《史記集解》《漢書》《後漢書》等；劉世珩覆刻本有《玉海堂影宋元本叢書》《宜春堂影宋元巾箱本叢書》；董康覆元本《中吳紀聞》、覆元平水本《中州集》、覆明建文本《母音》、覆明洪武本《蛻庵詩》、覆明本《鐵崖先生古樂府》等；陶湘覆宋咸淳本《百川學海》最著名，缺卷用明弘治本補配。
第三是校勘精審。民國間主持刻書的人或是藏書家或是大學者，既藏書、又懂書、更愛書。他們往往是自定刻什麼書，自選底本，親自校勘或撰寫校記。朱祖謀編刻的方體字的《彊村叢書》是公認的一套校勘精審的詞集叢刻，後來其學生龍榆生又刻了《彊村遺書》，也都校勘精審可列為善本。有財力喜、藏書刻書的人則延請學者選底本作校勘，劉承幹刻書由繆荃孫、葉昌熾、董康等人協助選擇底本、編審校勘，繆荃孫還提供自藏善本供其刊刻；張鈞衡刻書也是在繆荃孫指導下進行的。民國年間的覆宋本尤稱校勘經審，不亞於以校勘精審著稱的乾嘉時顧廣圻等經手的仿宋本。
民國刻本的鑒別
民國刻本的字體主要為通行的方體字。如徐乃昌刻的《積學齋叢書》和《鄦齋叢書》，張鈞衡刻的《適園叢書》；劉世珩刻的《聚學軒叢書》《暖紅室匯刻傳奇》；吳昌綬刻的《松鄰叢書》；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讀曲叢刊》《石巢傳奇四種》《足本剪燈新話》；姜文卿為龍榆生刊刻的《舊月簃詞》和《悔龕詞續》等。劉承幹刻書多用方體字，有《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留余草堂叢書》《吳興叢書》。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刻書較多的還都是方體字，字形略長，疏密勻稱，比清末局本在版式和字體上要秀麗有神。
仿古刻本則照原本字體、版式原樣覆刻。如徐乃昌覆宋刻《幽怪錄》、覆元刻《吳越春秋》、《風俗通義》下真跡一等，覆明本《玉台新詠》與明本惟妙惟肖，幾可亂真；劉世珩覆宋蜀大字本《孔子家語》、小字本《五代史記》，字體秀勁、雕工精細；蔣汝藻覆宋刻《密韻樓叢書》，字體精工近於世綵堂本韓、柳文；劉承幹覆宋本有《史記集解》《漢書》《後漢書》，字體挺秀、古雅傳神；張鈞衡覆宋刻的《擇是居叢書》，董康覆元本《中吳紀聞》覆元平水本《中州集》、覆明洪武本《蛻庵詩》，陶湘覆宋本《百川學海》，吳昌綬覆刻明正德陸元大本《花間集》等字體行款俱依原本，刊刻精工，均為覆刻本中的精品。
民國印書所用紙張以連史紙為主，還有用官堆紙、杭連紙、棉連紙、賽連紙、毛邊紙、毛太紙、竹紙、竹連紙、粉連紙、本槽紙、南扣紙、宣紙的。講究些的書用宣紙，更講究的用皮紙，也有用羅紋紙的，差一點的用毛太紙。局本一般好的用連史紙，差些的用賽連紙或官堆紙，講究的初印本用宣紙。董康刻本多用棉連紙或六吉料半紙。
棉連紙薄，勻凈細膩，綿軟有韌性，纖維勻細，簾紋較寬，質量較好，用於講究的書，如董康所刻的書。羅紋紙顏色潔白、質地細薄、均勻，綿性較大，有明顯的簾紋。粉連紙色灰白，正面光滑，背面澀薄而不耐用。竹紙質地均勻細緻，面平滑，簾紋明顯，有韌性。本槽紙色白，表面光滑，背面澀滯，纖維均勻，簾紋明顯，廣東地區多用。南扣紙色淺黃，表面光滑，背面澀滯，纖維均勻，廣東地區多用。毛邊紙，紙性略脆，韌性稍差，有簾紋。毛太紙表面有竹筋，纖維稍粗，簾紋明顯，比毛邊紙薄，質地略差。
民國刻本版式非常多樣，行款也不固定。有的黑口有的白口，有的單魚尾有的雙魚尾，有的書名在魚尾上方有的在下方，沒有多少規律。文人、藏家刻本和覆刻本往往書品寬大、行款疏朗，一般坊刻則書品較小、行格滿密。
民國刻本多有牌記，亦多有刻書序跋。
民國刻本的價值與價格
民國刻書多由學者或藏書家參與其事，講究校勘精審、雕版精工、紙墨精良、裝幀精細，因而內容和印製工藝較高，均有超越前代的佳作，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民國刻本的價值，最主要表現在它的學術性和資料性。刻書者有學問，所刻之書自然以有益學問為首選。他們選擇孤本或罕傳之本，許多孤本、佚本賴之一脈相傳。同時，刻書時延倩海內外學人校讎編審，次第付梓，備受學術界、藏書界人士的珍視。如徐乃昌覆宋刻《幽怪錄》、覆元刻《吳越春秋》、《風俗通義》等多是善本且有用，劉世珩覆宋大字本《孔子家語》原本已毀，覆本更受重視；蔣汝藻覆宋刻《密韻樓叢書》七種，其中宋周密《草窗韻語》是有名的孤本，《吳郡圖經續記》《竇氏聯珠集》等六種也都是僅存的孤本，為世所重。
藝術觀賞性很強也是民國刻本的重要價值之一。刻書者是行家裡手，自然對於用字、用紙、用墨、刻工、印刷、裝訂等都有特別要求，十分講究，「紙白如玉，墨凝如漆」，開卷即令人賞心悅目；因此，許多民國精刻本覆宋幾可亂宋。董康刻的《誦芬室叢刊》等，選擇底本非常認真，均經校勘而後付梓，紙用上等棉連，墨選上等黃山松煙。陶湘所刻《百川學海》一百種等，刻印精良，為藏書家稱賞。徐乃昌覆刻的《玉台新詠》，摹刻工緻，與明本一模一樣，曾有人撤去序跋，冒充明本牟利，從反面證明了徐氏本刊刻之精。
民國時的覆宋本在當時就售價昂貴，董康刻的《中州集》六冊要現洋五十元，《盛明雜劇》十冊要現洋三十四元，比一部白棉紙嘉靖本的售價都貴。還有些書刻成不久版片即毀失，如南京姜文卿為龍榆生刊刻的方體字本《舊月簃詞》和《悔龕詞續》，只印了一冊紅印樣本版片即告迷失，當時就已成為善本，一冊難求了。
近年在古籍拍賣場上，民國刻本表現不俗，特別是紅藍印本大受藏家青睞。1997年上海朵雲軒春拍一部蔣氏密雲樓覆刻《草窗韻語》紅印本，成交價8000元。1999年海王邨秋拍一部吳昌綬雙照樓刊《花間集》紅印本，成交價4500元。1997年上海朵雲軒春拍一部《景刊唐開成石經》，估價2-3萬元。2004年海王村春拍，一部嘉業堂覆宋《漢書》，成交價9500元。2005年朵雲軒春拍，一部密韻樓覆宋刻《竇氏聯珠集》以9350元成交。1998年嘉德秋拍一部徐乃昌覆明小宛堂本《玉台新詠》乾隆公文紙印本，成交價8000元；2006年海王村春拍一部，以人民幣4.8萬元成交；到2007年春、秋兩季古籍善本拍賣會上，各有一部《玉台新詠》，分別以14.3萬元和14萬元成交。
隨著時光流逝，民國刻本距今已近百年，這些書的版片或已毀失或正在爛壞，當年的印本也因經歷戰火和「文革」而已稀少，價格不斷上漲。這些刻本的收藏價值正日益凸現，而且不少刻印精美，代表了雕版印刷史上一段最後的輝煌，其潛在的價值遠未被發掘，因此，極富升值空間，具有良好的前景，正越來越受到古籍藏家的關注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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