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學教授：解決美中貿易衝突前景黯淡

由於中美領導人都將參加本月晚些時候在阿根廷舉行的G20會議，樂觀主義者希望屆時雙方可以就貿易協議的綱要進行商談。然而，由於雙方立場相距甚遠，取得突破的前景十分渺茫。

絕大多數評論人士都沒有注意到中美達成新貿易協議存在的核心障礙：中國堅持謀求一個能夠加強國際法的解決方案，頗為諷刺的是特朗普卻拒絕基於法律的多邊世界秩序，這種秩序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為美國所倡導，它有利於達成從互動角度出發、注重成果的協議。這是向權力決定對錯的「強權政治」的回歸。

然而，在一個所有國家——甚至最大國家——都已深深介入主要由商業關係織成彼此重疊、相互依存的網路時代，強權政治已經不合時宜了。特朗普就是諺語中所說的瓷器店裡的公牛。商業繁榮是因為可預見性和穩定性，所以，為了促成一個有更多規則約束的國際秩序，美國企業多年來一直支持美國政策的長期推動作用。而強權政治卻給全球治理帶來大量的不穩定和不可預見性。特朗普吹噓自己的行動神秘且出人意料，這對於軍事戰略甚至企業之間的競爭確實有用，但對於管理安全的國際秩序來說卻是糟糕的教條。在個體商業競爭當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如果被當成治國之道，就有可能引發無窮無盡不可預知的混亂。

許多美國人會覺得我的意見是對他們的侮辱。在我看來，如今中國才是美國幫助創建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持者，而特朗普打算顛覆這種秩序。美國媒體充斥著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指責，但鮮有相關的細節，或者只是把少數實際存在的違法行為誇大成為一貫的做法。這與特朗普大肆攻擊所有墨西哥越境者都是強姦犯沒有什麼不同。同樣的，按照定義，中國人現在並不是公平的交易者。但令人驚訝的是，許多表面上的自由主義者抵制特朗普，卻仍然接受後一種說法，彷彿它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密切關注美中兩國今年5月份互換的貿易要求就會發現這種鮮明的差別。

也許美方所提出的最難實現的要求是將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減少2000億美元，約等於目前逆差額的一半。但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並不在中國政府的權力範圍之內。沒錯，中國可以像它答應的那樣，進一步降低美國進口產品的關稅，但由於被徵收高關稅的只是少數產品，因此這麼做並不會帶來大的變化。此外，中國希望它進一步降低關稅的交換條件是美方承諾遵守WTO規則，即不會繞開這些規則來加征任意的關稅。而特朗普提出的針對性建議拒絕作出此類保證，並且堅持要求中國不在WTO程序下行使其權利。這樣一來中國將無法抵制美國將來任何的隨心所欲。這無異於要求中國在貿易問題上單方面解除武裝。美國的要求當中沒有互惠。即使打一場長期貿易戰，中國人也不可能就這樣放棄它的條約權利。

美國還要求中國對有關知識產權執法的法律作出具體修改。但是，無論這種要求有多少可取之處，強制執行知識產權只會提高美國產品的價格。這種極高的價格有可能繼續制約美國產品對中國消費者的吸引力。據本人觀察，就連中國的藥店里如今也在出售美國製造的多個品牌的藥品，但壟斷天價限制了它們吸引消費者，相比之下，中國製造的藥品要便宜得多。書籍和軟體也是這種情況。按照美方賣家的定價策略，任何受美國版權保護的東西都非常昂貴。這並不是中國政府所能解決的問題。美國人對許多產品和服務昂貴的壟斷價格已經習以為常，但中國人並不習慣這些。譬如說，互聯網、電話和交通服務在中國就比美國便宜得多，也高效得多。

與中國的出口能力相比，美國或許有更多的實力增加對華出口。例如，特朗普最近宣稱，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口大量武器對就業有利，這也是美國無法制裁沙特——它公然在其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殺害一名留居美國的沙特記者——的原因。可是，自從1989年以來，美國卻禁止了所有對中國的武器出口。無論是否合情合理，美國都禁止向中國出售中方想購買的武器和其他高科技設備。同樣的，美國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壟斷價格來大大增加它們在中國的銷售額，但這些企業卻不這麼打算。舉例來說，星巴克在中國已經是無處不在，但它的售價卻比美國還高，儘管中國的工資遠遠低於美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美國拚命避開了自由市場，如果美國真像它自己宣稱的那樣是一個有競爭力的自由市場國家，那麼它在中國的銷售額應該高得多。

現今在華盛頓，指出自由市場在中國這個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比在美國有更廣泛的影響算是異端。但作為一個在美中兩國都生活過並且從事過研究工作的人，我無法不注意到中國其實是具有競爭力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它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中國政府通過合理的補貼刺激了高等教育和基礎設施的飛速發展，它對貿易競爭力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了美國所抗議的那些補貼。美國喜歡加大減稅和放鬆管制，這使壟斷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收取費用，結果是公共基礎設施破舊不堪，私人基礎設施極其昂貴，高等教育也所費不菲。醫療保健、大部分高科技服務和軟體的壟斷定價又進一步增加了成本。這是美國失去競爭力的主要原因，只有美國人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作者：

詹姆斯·諾爾特

James Nolt

紐約大學客座教授，世界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有《國際政治經濟：戰爭與和平的事業》，曾發表多篇有關中國軍事和東亞軍事平衡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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