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面對內外困局，他曾這樣說
原標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面對內外困局，他曾這樣說
劉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
據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於本月23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集會，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栗戰書主持。在劉少奇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特別編輯專題，紀念這位開國元勛。
晚年劉少奇（節選）
黃崢（著名劉少奇研究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1962年1月27日，北京。
人民大會堂的中央大禮堂里，迴響著劉少奇那深沉清晰、帶著湖南口音的講話聲：
我代表中央向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書面報告。現在，在這個書面報告的基礎上，我再講幾個問題……
主席台上，是一百多位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坐在第一排。台下，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坐滿了一層大廳。這是一次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962年1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
這天，劉少奇的講話只準備了一個簡要提綱，沒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空的，只是帶耳朵聽。人們臉上的表情顯示出，這個講話的內容非常重要。
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百分之四十，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也難以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由於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這次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規模空前，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領導幹部。出席會議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負責人外，全國每個縣委兩人，地委三人，省委四人，中央部委四人，還有大型廠礦企業和軍隊單位的負責人，加起來總共達七千一百一十八人之多，所以又叫「七千人大會」。這是中共歷史上擴得最大，也就是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
八字方針提出已經一年多了，可圍繞國民經濟調整，黨內的認識總是不能很好統一。國內形勢究竟如何？大躍進為什麼成了這個樣子？人民公社是不是非辦不可？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嚴重的經濟困難？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怎樣評價？調整工作怎樣進行？諸如此類的問題，困擾著許多幹部。大家議論紛紛，褒貶各異。為了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儘快克服困難，中共中央決定召開這樣一次大會。
劉少奇與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在七千人大會上
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通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能不能使七千多名來自全國各地、不同崗位的幹部統一認識，關鍵就是這個主報告。劉少奇抱定一個宗旨：實事求是。他在主持起草報告過程中一再強調，無論是分析形勢、肯定成績、指出問題，都要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統一全黨的思想。
報告的初稿已經印出來了，長達四萬多字，是劉少奇主持一個班子在會前起草的。按以往慣例，報告稿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大會上宣讀。毛澤東這次提出一個新建議：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直接把報告稿發給與會人員，同時由劉少奇主持一個高層次的起草委員會，吸收會上意見修改定稿。
這樣，七千人大會1月11日開幕後，首先就分組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修改後的報告稿準備在1月27日再次發給與會人員。毛澤東這時又提議，劉少奇的報告不要照念了，改為書面報告，大會上由劉少奇再放開講一講，對書面報告作補充和闡述。
劉少奇原來沒有打算在這一天講話。毛澤東提議後，他立即著手準備，連夜寫了個口頭講話的提綱。在全體大會開始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來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提綱。毛澤東看完一頁，就交給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頁一頁傳閱。好在總共只有十來張紙，字又寫得很大，不多會兒就傳看完了。
七千多名代表早已在會場內坐定。常委們傳閱完劉少奇的講話提綱，在一片掌聲中走上主席台。毛澤東隨即主持開會，宣布由劉少奇講話。
1962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
劉少奇在實事求是地指出了當前的困難之後，又開始分析造成困難的原因：
原因在哪裡？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他果斷地提出了兩個「三七開」的觀點：一是成績缺點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二是困難原因三七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有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些論證充分的觀點，鮮明、尖銳的語言，使幹部們聽得信服順勁，感到報告人真正是敢於實事求是。大家痛感這幾年黨內生活不正常，弄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現在聽到這樣透徹入理的報告，感奮不已。然而，也不是每個人的想法都一樣。有的人心裡非常佩服，卻擔心一些提法過於大膽；也有的人認為劉少奇的講話對缺點錯誤講多講重了，成績講得不夠充分，卻也難以辯駁。
當然，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當時中共中央的認識程度，劉少奇在講話中仍肯定「三面紅旗」。對廬山會議反右傾，雖然他說彭德懷寫信不算犯錯誤，信中有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但還是肯定「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
1962年2月5日是春節。本來會議準備開到1月底結束，大家回去過新年。可到了29日，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肚子里還有氣。安徽大組還有幹部向中共中央寫信，反映省委主要負責人壓制民主，捂蓋子。
氣沒有出完，就是還沒有統一認識。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決定：延長會期，七千多人都在北京過春節，讓大家把話講完。
劉少奇在書面報告和口頭講話中，都代表中共中央對這幾年的錯誤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他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經常主持者，特別指出中央政治局應該擔負責任。後來，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來代表國務院，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也都在大會講話中主動承擔責任。在中央的帶頭下，會議開得生動活躍，民主氣氛濃郁，「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託，劉少奇到安徽大組解決「捂蓋子」問題。一連幾天，他插到安徽大組，參加討論，聽取彙報，找人談話。
有了中央領導同志撐腰，安徽的幹部消除了顧慮，大膽地擺開了問題，出了氣，也總結出了經驗教訓。2月9日，劉少奇再次到安徽大組講話，勉勵大家回去把工作做好，同時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調動省委主要負責人曾希聖的工作，另派李葆華去安徽擔任省委第一書記。
七千人大會是1962年2月7日閉幕的。除安徽大組稍留幾天外，其他各省的幹部紛紛離京。經過二十多天的會議，問題擺開了，經驗總結了，氣也出了，勁也順了，大家輕鬆愉快地登程返回。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七千人大會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很多人在多少年後仍對這次會議津津樂道，讚賞有加，對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同志的講話又感動又欽佩。
人們對劉少奇在會上講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躍進「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彭德懷「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等等話語，一直記憶猶新，深感講得中肯和精當。
然而，會上林彪那與眾不同的發言，也在人們心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陰影。林彪說：經濟困難的原因「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澤東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右』邊偏。」他的講話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的講話分明是兩個路子，同大會的整個氛圍很不協調。然而，毛澤東對林彪講話很欣賞，稱讚它「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離京南下。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殫精竭慮落實大會精神。大會從宏觀上出了題目，認識到要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可具體怎麼個調整法，卻沒有切實研究，那麼多人在一起，也沒辦法研究。這個任務便落到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們身上了。
劉少奇決定開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這件事。七千人大會結束後兩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擴大會議開始舉行，連著開了三天。常委當中，毛澤東、林彪離京外出沒有到會，其餘都參加了。因為人數不多，只有幾十人，會議地點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樓會議室。所以後來稱它為西樓會議。
會議首先討論國家計委和財政部提出的年度報告。核算下來，發現當年財政收支將出現三十億元赤字，這是原先沒預料到的。這在經濟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將十分危險。劉少奇批評經濟部門沒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說：「有赤字要提出來警告大家，採取措施來彌補。過去幾年沒有揭露赤字是不對的。搞不好，經濟還要繼續惡化。只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
常委們紛紛發表意見。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陳雲詳細分析了財政經濟情況，提出克服困難的措施。劉少奇說：「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他針對那種一味歌功頌德的現象批評說：「中央工作會議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經過三天討論，參加會議的常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意見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陳雲提出的幾項辦法切實可行。劉少奇對他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
國務院立即落實劉少奇的提議，通知2月26日在國務院小禮堂召開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傳達貫徹西樓會議精神。到會的大多數是部長、副部長。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分別作關於工業、財政問題的報告，然後陳雲作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重申和發揮了他在西樓會議講話的內容。部長們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表達了他們由衷贊同的心情。
開完西樓會議，劉少奇、周恩來等就在考慮恢復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央財經小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組長陳雲，副組長李富春、李先念。後來「大躍進」浪潮呼啦啦掀起，一切常規被打亂，這個小組也就無形之中停止了工作。現在，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指揮部。劉少奇竭力主張把中央財經小組恢復起來，並且希望陳雲繼續擔任組長。
真是「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的經濟主張曾一度受到批評和冷落，眼下經濟困難的現實使許多同志不約而同地感覺到：當初要是照陳雲的意見去做就好了！
劉少奇對陳雲關於經濟工作的一系列意見一直很讚賞，在當前經濟調整時期尤其如此。他首先提出用中共中央名義把陳雲的講話《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批轉全國，還交待有關同志起草中共中央批語，對怎樣寫、寫什麼談了他的意見。中共中央批語的草稿擬出來之後，他又動手作了修改。這個中央批語向全黨傳達了2月西樓會議的精神，提出目前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必須確定一個恢復時期，以農業為基礎，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
3月12日、13日，劉少奇再次在中南海西樓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批轉陳雲等的講話和另外幾個文件。會上，他又提出由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得到大家一致贊同。為慎重起見，劉少奇最後說：「我們這個會是通過了，可是毛澤東同志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彙報。」
第二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近期研究的這幾件事情。毛澤東聽了彙報，看了文件，表示同意。
1962年1月，劉少奇同陳雲、鄧小平等出席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回到北京，劉少奇覺得陳雲對經濟工作的意見應該讓更多的同志了解。他要鄧力群組織幾個人，把陳雲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言論收集起來，編輯印發。陳雲對編印他的言論曾幾次表示不同意，劉少奇勸說道：「可以不廣泛印發，只發給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和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同志看看。」
鄧力群抓緊時間把陳雲的經濟言論編印了出來，並寫了個內容提要。劉少奇特地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推薦這些論述：
主席：
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只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此外，陳雲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很值得一看。
以上幾個文件，已要辦公廳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各同志。是否還要發給其他同志？請主席閱後酌定。再徵求陳雲同志意見。
劉少奇主動從思想上、組織上以至輿論上，儘力支持陳雲就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因為他深知，這是受命於危難之際，責任重大，工作相當艱巨，況且陳雲的身體又一直不大好。劉少奇親自登門看望，同陳雲促膝長談，交換意見。他對陳雲說：「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劉少奇簽發中共中央通知，向全黨宣布了陳雲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決定。
有了思想上、組織上的一套措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真正上路了。4月下旬，財經小組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提出了具體方案。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工作會議，討論這個報告。
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出席範圍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各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共一百零五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這次會議不來虛的，而是扎紮實實地解決問題。八字方針提出以來，由於中共黨內對形勢看法的不統一，已經遲誤了不少時日，這種情況不能再讓它繼續下去了。
「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劉少奇在會上痛切陳詞：「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一部分地區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但那是部分的。總的來講，是一種困難的形勢。這一點，我看要跟幹部講清楚。」
劉少奇強調：我們應當充分估計困難，「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1962年調整計劃，下決心對國民經濟作大刀闊斧的調整，不惜「傷筋動骨」。會上確定了幾項準備出台的重大舉措：
（一）堅決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經下放一千萬城市人口的基礎上，1962年再下放一千二百萬。
（二）大力壓縮基本建設規模。1962年，基本建設投資由三百八十四億元減為六十七億元，施工項目減少三分之二以上。
（三）縮短工業戰線，關、停、並、轉一大批企業。1962年，絕大多數重工業生產指標比原計劃分別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全年減少企業一萬八千個。
（四）調動各行各業支援農業，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保證市場供應。
劉少奇說：「『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他要求領導幹部們：「減少兩千萬城市人口，調整國民經濟，行動要迅速。各省市都要有指揮部，經常通消息，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情況怎麼樣，立即處理。」
這回確實是動真格的了！會議之後，全國上下，各條戰線，都迅速行動起來，調整工作大步推進。
1962年1月，劉少奇與毛澤東、朱德、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
經濟在調整，政治關係也在調整。1962年3月和4月，劉少奇兩次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通報中共中央的諸多決策，聽取意見。緊接著，延遲了一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三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也相繼舉行。劉少奇還幾次找政法部門負責人談話，要他們好好總結這幾年混淆兩類矛盾、打擊面過寬、隨意關人捕人的教訓，把弄錯了的改正過來。與此同時，對在「反右傾」等運動中受處分的幹部、黨員進行甄別平反和為右派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也加快進行了。
上面政策一寬鬆，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民又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到1962年年中已超過百分之二十，安徽全省達百分之八十，甘肅、浙江、四川一些地、縣超過百分之七十。但這件事情很敏感，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嫌，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當中認識不一致。1961年，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調查的時候，對包產到戶也沒有明確表態，只講有些零星生產可以包產到戶，開了個口子。
1962年上半年，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帶了幾個調查組下鄉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包產到戶對恢復農村經濟很有效，應當實行。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馬上向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彙報。彙報剛進行一會兒，劉少奇就聽明白了意思，要田家英不必再詳細講下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他講了自己對當前困難形勢的看法，表示同意田家英的意見，提出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
「少奇同志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田家英在彙報結束時問。
劉少奇說：「可以。」
鄧小平、陳雲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也都同意包產到戶，支持田家英起草有關文件。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則早就明確支持包產到戶。
在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田家英開始起草政策性文件，題目初擬為《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
然而，此時毛澤東尚在邯鄲，這事還沒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幾天，毛澤東回到北京，田家英連忙跑去向他彙報。事情到毛澤東那裡卻打住了。他在田家英彙報時反問了幾個問題，雖沒有當場批評，實際上已明白地顯示出不同意。
毛澤東接著通知劉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來談話，明確地表示了他反對包產到戶的意見，還批評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包產到戶的文件就這樣胎死腹中。但廣大農民對這些情況毫無所知，只要沒人來管就照干，所以包產到戶在農村這時仍在蔓延。
實際工作中，整個的國民經濟調整在5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已經全面鋪開，並且很快見效。經濟形勢到1962年底開始復甦。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二，剎住了三年連續下跌的勢頭。當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節餘，抹掉了連續四年的赤字。市場上的東西開始多起來，自由市場的價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全國平均每人比上年多吃糧食十一斤、豬肉一斤六兩，多穿棉布二尺五寸。國民經濟開始走出谷底，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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