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毛主席為何重用高崗：「照顧山頭」的需要

原標題：抗戰時毛主席為何重用高崗：「照顧山頭」的需要

本文摘自《高崗傳》，戴茂林著，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區黨選舉條例》中的有關規定，「特區黨委每一年半改選一次」。黨中央在1938年4月決定改組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任命高崗為書記，張邦英負責組織工作，王若飛負責宣傳、統戰工作。1937年高崗在延安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領導下的黨在陝甘寧邊區的領導機構，負責整個邊區黨的工作。邊區委員會書記職務之重要，不言而喻。後來，高崗又擔任了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並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為什麼高崗能升任如此高位？存在的就是有緣由的。高崗能步步升遷，主要源於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

　第一，高崗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

通過上文的敘述讀者已經清楚，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立者是劉志丹和謝子長，其次就是高崗、閻紅彥、王泰吉、楊森等人。就資歷而言，深於高崗的劉志丹、謝子長先後去世，同於高崗的閻紅彥、王泰吉、楊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的王泰吉，畢業於黃埔軍校，是渭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他於1933年7月率領騎兵團近2000人在耀縣起義，極大地激勵了處於困難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動，對於壯大西北紅軍和發展陝甘邊蘇區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陝邊做兵運工作。經黨組織同意後，他於農歷正月初二秘密從師部出發，但行至淳化縣通潤鎮時，被舊友--當地民團團長馬雲從出賣，於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義。曾於1934年1月接替高崗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的楊森，與高崗同時進入中山軍事學校，1933年11月包家寨會議後四十二師正式成立時，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楊森任師黨委書記。1934年5月南梁寨子灣會議後，楊森任四十二師師長，高崗復任政委。紅十五軍團組建後，四十二師改編為七十八師，楊森仍然任師長。1936年東征戰役開始後，楊森任紅三十軍參謀長，不幸在奉命掩護東征主力紅軍回師陝北的戰鬥中壯烈犧牲，成為紅軍東征期間繼劉志丹、楊琪之後光榮獻身的第三位紅軍高級將領。閻紅彥1925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他於1933年初因「左」傾錯誤的排擠被迫離開陝甘游擊隊到上海中央局「受訓」，後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蘇聯，一直到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才回到陝北。

這樣一種無法預料的複雜局面，歷史地將高崗這位倖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據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照顧山頭政策」的需要。

高崗雖然在客觀上具備了西北根據地代言人的條件，但能否升遷還要取決於中共中央政策調整這個大的環境。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幾次講到了實行「照顧山頭」政策的必要性，也幾次檢討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時沒有重視陝北地方幹部的失誤。在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毛澤東首先實事求是地承認，「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然後，毛澤東極富哲理地說：「一定要認識山頭，認識了以後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後才能夠消滅。」毛澤東還在口頭政治報告中專門以西北根據地為例，論述了如何正確對待當地幹部的問題，說：「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閑話。有人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不好。」「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

高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據地，西北根據地又成為中國革命的「兩點」（即落腳點和出發點）。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認這個賬，並因此給予了特殊的關照，這才是高崗能夠逐步升遷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細的性格與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

生長於黃土高坡的高崗雖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東北人的豪爽，但並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沒有文化的武夫。他雖然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但讀過高小，上過中學，進過軍校，受教育的經歷也可謂不少。高崗確實有過赤臂衝殺、掄磚砸敵的舉動，但他也善於察言觀色，揣摩領導人的旨意。與高崗共事多年的賈拓夫就曾經評價過高崗粗中有細，或者說是先粗後細的性格特點，他說：「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陝西省委工作期間，高崗搞兵運工作。當初對高的印象，一方面聽人說高崗很勇敢，從外表上也能看得出來，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邊區黨的高幹會，檢討了邊區黨的歷史，證明高崗"代表"了正確路線。我當時感到："不錯啊，高崗還是粗中有細的。"」

不過，高崗在工作中也確實有平易近人、善於與百姓溝通的特點。因此，在陝甘寧邊區一直有較高的威信。在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高崗雖然沒有當選為書記，但他在選舉中卻得票最高。

高崗後來給人們留下了敢說敢幹、雷厲風行，但說話粗俗、辦事魯莽的印象，所以經常被稱為「二杆子」。但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窮人鬧革命的那個年代，高崗的文化程度並不算低，況且高崗的性情外露，又極善言談，加之土生土長的高崗非常熟悉陝北的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所以講起話來很有煽動力，極易打動聽眾。

僅舉兩例。

1944年3月5日，高崗在延安紀念三八節集會上發表講話。他開門見山地說：

我不是做婦女工作的專家，也不是婦女，要我講話我就講不出來。白主任（指陝甘寧邊區婦聯會主任白茵）講得很好，因為她是婦女專家，是婦救會主任。我今天亂講一氣，有不對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開過這樣一個會，我也講過話，說的是怎樣餵豬，怎樣紡織，還不是那一套。……不過經過去年一年努力之後，今年是新的氣象。就在這個禮堂裡邊，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個同志的手中都拿著一個毛衣，拿著一個針，挑來挑去。那一個同志手中拿著鞋幫子，錐來錐去。去年開會時，這種現象就很少。那個同志用毛糰子在那裡捻毛線，在去年這個現象就是很少。這說明什麼呢？就是過去思想沒有搞通，現在因為腦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著一個毛衣、一個鞋幫子、一個毛糰子。這因為大家對生產有了認識。白主任講得很好，思想改變了，手也改變了。從前說我這個手是寫政治報告的，寫大綱的，是政治家、演講家。現在說我的手是捻毛線、織毛衣的，納鞋幫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動就會一致，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這裡把什麼東西不要了？把什麼東西否定了？把什麼辦法否定了？就是說有一種一般號召--我們男女要平等呀！我們女子要解放呀！我們反對封建壓迫呀！我們反對貧困呀！我們養娃娃，都要養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這個話對不對？很對，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能不能說天天在這個禮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對貧困呀！反對封建壓迫呀！天天這樣喊，天天這樣講，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天天這樣開會，天天這樣號召，天天這樣講，我也講，大家也講，這樣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還達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樣講，沒有做，那還是貧困。在緯華毛紡廠有一個女人，是從米脂逃下來的，是米脂一個什麼富人的媳婦，過去是做官的，兩個兒子都死了，一個媳婦和李景波結婚了，一個跑到延安和一個老百姓結婚了。你說反對貧困，那是解決不了問題，結果怎樣解決呢？她去紡毛，她一年紡了十八石小米，這樣就把貧困解決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從前婦女工作中有那樣一套作風，那樣一套理論，那樣一個派頭，下去的時候拿一個包包，到了農村去老百姓怎樣講？老百姓說二流子又來了（笑聲）。大家不大讚成，因為她們去了講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樣，婆婆是那樣，要離婚。這樣一鼓動，我們想一想，如果他是一個工人，是一個僱工，沒有二百洋、一百石糧食、幾個牛、幾間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來。那些貧農僱農，一年不洗臉，手上的死肉很厚，骯里骯髒，鬍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煙鍋子抽煙，也不刷牙，看見他土裡土氣的，看見就不愛。好幾年搞了一個老婆，現在又被搞走了，怎麼辦？這個方向就搞得不對。女人要解放呀！反對男人壓迫女人呀！你這樣一下，把一部分貧農僱農的老婆搞得沒有了，做一輩子光棍，一輩子沒有老婆，那就不叫壓迫？問題在哪裡呢？問題在使得貧農僱農的經濟生活向上發展，使他們也會刷牙，也會穿好衣服，那就把問題解決了。

以上這段是高崗講如何做婦女工作。下面這段話是高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黨校第五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主要講如何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方法。

高崗說：

「我們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與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風，到底怎樣學呢？毛主席經常向我們說的就是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這就是我們要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但是，人做事情是相當頑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這句話，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這句話，所以我們大家就得要下決心來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風。」

「比如吧，我們今天組織變工隊，毛主席在那裡號召我們組織起來，我們說，對！要組織起來。怎樣組織起來呢？好，於是開個會我們也來個號召動員。但是，這並不等於解決了組織起來的問題。組織起來的實際問題卻在這裡：比如十八個全勞動力，十八個牛，組織在一塊，我只有兩垧包穀，組織起來就發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難了；或者，我的牛沒力氣，你的牛力壯，組織在一塊套著耕地，沒兩天我的牛累壞了；遇著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給你犁，後十八天才給我犁，但是，輪到犁我的地時，天旱把地全晒乾了；或者有人說："我過去同他打過官司的，我們兩人關係不好。"因此不願組織在一塊。像這些具體的問題怎麼辦呢？組織起來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呀！所以說，在組織起來這個號召下，它的本身就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困難和新的現象。倘若我們不在這些新的事物發生中間去摸索，讓事情聽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組織起來這個口號、這句話去解決組織起來的問題，結果是什麼也沒解決，什麼也沒組織。一切客觀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動，然後問題才有辦法。」

高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陝甘寧邊區書記的。1939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作為邊區書記，高崗在大會上做了《抗戰新階段中陝甘寧邊區的任務》的總結報告。

在這個分三部分、近兩萬字的報告中，高崗論述了邊區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共產黨保衛邊區的任務，總結了陝甘寧邊區兩年半以來的工作，提出了今後的任務，論述了邊區黨的建設。

這篇報告是我們目前所見到的以高崗的名義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載於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雜誌第128期。

在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高崗繼續當選為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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