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你離開已經被日軍佔領的北平，走進歷史深處

徐蓓導演的系列紀錄片《西南聯大》

過去兩個月，我正埋頭寫作一本關於西南聯大湘黔滇旅行團的書。看完徐蓓的紀錄片新作《西南聯大》後，

最先吸引我的是裡面的音樂

。我把未央歌（黃舒駿版本的，他更有名的歌曲大概是戀愛症候群）、The more we get together（英國童謠，西南聯大外語系學生許淵沖和他的同學們唱著這首歌上了滇緬戰場）、桑塔露西亞（那不勒斯民謠，在貴州西部深不見底的火牛洞里，聞一多和旅行團的同學們舉著火把歌唱光明）統統下載到手機里，沒事反覆播放，就好像聽了這些音樂，能離筆下那些80年前的人物更近似的。

我最喜歡的一首是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填詞改編的《迢迢長路聯合大學》，「It』s a long way to 聯合大學, it』s a long way to go; It』s a long way to 聯合大學, to the finest school I know. Goodbye 聖經學院, farewell 韭菜園; it』s a long long way to 昆明城, but my heart is right there……」紀錄片為這首歌重新編了曲並且請人演唱，如果今年春天徒步湘黔滇旅行團之路時有這個版本，我就不必反覆聽著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這首原版英國軍歌了。

湘黔滇旅行團團員的統一著裝：土黃色軍服，綁腿，乾糧袋，水壺，黑色棉大衣，油紙雨傘。

聖經學院和韭菜園是西南聯大前身長沙臨時大學所在地。我上一次聽到有人唱這句「It』s a long way to 聯合大學」是在4月初的長沙。當時我在嶽麓山下的中南大學拜訪趙元任的二女兒趙新那。趙新那1923年出生於麻省劍橋，當時趙元任任教哈佛大學哲學系，住的房子位於沃克街27號——離我2013年訪美期間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數十米，在陽台上就能望見——房子自然早已換了主人，可惜我當時並不知道，胡適、蔣夢麟、金岳霖都曾是那裡的常客。

長沙是我旅行的起點，能在這裡見到趙新那有某種象徵意義：1938年4月28日，經過68天的跋涉，由5位教授，6位教師，近300位男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抵達昆明，15歲的趙新那就是手持花籃迎接的四位少女之一。如今那張照片上的許多人都已作古，趙新那也已經95歲了，但她仍然記得那首迢迢長路。

有時候聲音是最難以消磨的記憶。

1939年趙元任一家離開昆明赴美，先在夏威夷停留了一段時間，16歲的趙新那在當地入學，她還記得歷史老師給他們講希特勒，模仿他說話的粗嗓子。那年9月，他們一家抵達紐約，同一天，德國入侵波蘭，趙新那在新聞里聽到了希特勒的廣播發言，「根本不是粗嗓子，是尖嗓子」。

身著旗袍的獻花小姐。左起：趙元任次女趙新那、章元善女兒章延和章斐

西南聯大的一位研究者告訴我，對聯大的研究，素來著重在昆明的八年，但對長沙臨大的半年和由湘入滇的過程關注不夠。自然，在昆明的八年本就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時間段，可

我也在想，是不是我們的注意力本身有某種出廠設置，傾向於關注出發與抵達，起點和終點，傾向於等到一切都塵埃落定，而非在路上的「臨時」？

1938年2月19日是湘黔滇旅行團出發的日子，在長沙聖經學院的草坪上，團長黃師岳帶領大家呼口號，在喊長沙臨時大學萬歲時，有人就注意到，從周圍同學的表情看，大家對「臨時」和「萬歲」如何結合起來感到不能理解。喊完口號後，旅行團整隊離開韭菜園，沿中山路前往湘江碼頭。

長沙臨大湘黔滇旅行團輔導團成員合影。右起毛應斗、吳征鎰、曾昭掄、袁復禮、聞一多、黃鈺生、許維遹、李繼侗、郭海峰、李嘉言（缺王鐘山）

美國作家保羅·索魯曾經抱怨，為什麼那麼多旅行書，從一開頭就把讀者放到異國他鄉，卻不負責帶領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沒錯，你是怎麼抵達那兒的？當我面對「西南聯大」這四個字時，問自己的正是這個問題，How did they get there？迢迢長路，他們是如何抵達（昆明）的？在趙元任改編的歌曲聲中，我看到紀錄片第二集中的幾位主角聞一多、華羅庚、陳寅恪和鄭天挺，在1938年以各自的方式穿越高山和大海（這並不是一句修辭）前往昆明，雖然對相關史實再熟悉不過，依然非常感動。

紀錄片第二集《剛毅堅卓》中陳寅恪攜妻帶女奔赴昆明路線圖

和之前的《大後方》一樣，徐蓓的紀錄片影像質地很好，還有一種精緻的共時結構，每一集中的幾個人物各自發展，偶爾交織，貫穿始終，每一集也幾乎從1937講到1945，彼此又能構成某種互文。我猜想，

這是她進入歷史的一種方式。

看紀錄片時，幾個月前的徒步旅行歷歷在目。湘西的五里鄉，旅行團當年遭遇匪情的地方，我在他們披衣起身坐以待旦的小溪邊曬著走壞的腳趾。黔東南鎮遠到施秉之間，我離開國道，找到了抗戰時期交通命脈之一的鵝翅膀橋，和盤旋于山間的老湘黔公路，如今那裡只聽得到鳥叫蟲鳴，和泉水從岩壁滴下的聲音。雲南東大門勝鏡關，我一邊研究准靜止鋒在牌樓東西兩側造成的不同影響（朝向貴州一側相對濕潤，長有青苔），一邊體會當年旅行團來到萬里無雲的雲南，感嘆「雲南如華北」的心情。也許，重走一條80年前的老路這件事本身就是互文吧。

湘黔滇旅行團行軍路線圖（楊啟元繪）

而當我一步一步把這條路走了下來，準備從長沙一路往西開寫時，我發現不可能不往前延伸，繼續問一個問題：

他們又是如何抵達長沙的？

想像一下，在81年前的那個深秋，你想要離開已經被日本人佔領，飄揚著太陽旗的故都北平，而南下的平漢津浦鐵路都已無法全程通車，你得先前往天津，100多公里的路程火車要走十來個小時，因為每站都有日本兵上車檢查，在天津你上了海輪，擠得水泄不通，廁所和垃圾桶上面都是人。

船接近還未淪陷的青島，你終於感到心頭一陣暢快，但馬上面臨一個難題：是在青島上岸，還是繼續南行到上海上岸？在青島上岸的好處是，從這裡可以轉乘鐵路南下，但風險是魯南蘇北一帶轟炸較多，一旦鐵路中斷，被困山東，人生地不熟。在上海上岸的好處是，前往長沙的路線較多，不必困死一線，實在不行租界還可以避難，但風險是長三角已是戰區，沒有什麼是說得準的。

你最後決定在青島登陸，經膠濟鐵路到濟南，轉津浦鐵路南下徐州，這一段路你遇到了四次空襲警報，每次警報一響就得停車，旅客自行下車，步行到鐵路線二里之外躲避，同時火車頭拋下車廂，尋找掩護（日機專尋車頭轟炸）。

到徐州後，轉隴海線西行到鄭州，在鄭州車站，你看到了人山人海的難民，許多是女性，車站牆壁密密麻麻貼著上千條紙條，都是留言給失散親人的。在鄭州你又轉平漢線，火車到深夜才發出，人太多了，許多人不得不從窗口爬入，到漢口再換粵漢線——這已經是你經過的第六條鐵路線。為防空襲，車身塗滿黃綠青灰泥土枝葉色的油漆，在一個東方微白的清晨，你終於抵達了長沙，此時，離你從北平出發已經過去了13天。

這是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浦薛鳳的故事

，在戰亂年代幾乎可以稱得上一路順利了。

紀錄片第二集中鄭天挺（左二）與羅常培等教授在天津車站

倘若你因為維持學校工作，動身得晚了一點，初冬才離開北平。你在青島登陸，發現膠濟線也中斷了，只能乘海輪繼續南下，此時的上海已過於危險，你繼續南下直到香港上岸，又因粵漢鐵路被轟炸，無法從廣州北上，只能乘船溯西江至廣西梧州，取道柳州轉桂林，由公路入湘，經衡陽到達長沙，此時距你離開北平已經過去了一個月，而你抵達長沙後才知道，首都南京已於前一日淪陷了。

這是北京大學秘書長、歷史系教授鄭天挺的故事。

《西南聯大》紀錄片採訪了鄭天挺的次女，94歲的鄭晏。1938年的那個初冬，她去火車站送別父親時，都還不知道父親要去哪兒，因為父親覺得她們還是小孩，不必告訴她們。她就記得父親跟她說：你每個月去沙老師那兒取100塊錢（作生活費），讓她當家來照顧另外四個兄弟姐妹。鄭天挺重回北平是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1月，見到女兒的第一句話是：勞苦功高。73年過去了，鄭晏面對鏡頭轉述這句話時，說了兩次，她的嘴唇好像在發抖，令人動容。

紀錄片中，鄭天挺和孩子們在車站告別的插畫

紀錄片中，鄭晏憶及八年之後與父親見面，鄭天挺說的四個字：勞苦功高。

美國學者易社強在其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的導言中解釋了，為何雖然「傳奇故事」（romantic history）在學界早已過時，他仍然把聯大人的言行和性情置於極其重要的地位，

「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數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書，必然是一部乾癟蒼白的歷史，不僅缺乏可讀性；而且，根本上會更不準確，因為它忽略了鮮活的經歷」。

在中文世界裡，西南聯大成為熱門字眼已經很久了，好像人人都能說上一兩嘴教授們的八卦，或者師生躲警報時的段子。年初的電影《無問西東》（雖然不無尷尬地試圖再造傳統）更把它的傳奇推向了最廣泛意義的大眾，但其實，在中國大陸，關於聯大的敘事不過是最近三十多年才開始復甦的。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或許仍然是，How did it get there？

傳奇，或者說神話是如何被講述出來的？

我仍然相信聯大傳奇故事的價值，尤其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之中，但我也很希望能觀看或者讀到一部「聯大敘事史」，講述198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環境的演變，聯大的校友以及周圍記錄者如何打撈、復活乃至重構這所已不復存在的大學的歷史。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慰勞湘黔滇旅行團

而當我從長沙往平津，一路追溯到「那裡」（there），我發現我還繞不開一個問題：

國難之時知識分子的選擇。

鄭天挺離平赴津當天，清華外文系與歷史系合聘教授錢稻孫也趕到天津，勸他不要走，要為北大著想，一走北平就垮了。鄭與之辯論很久。辯論的內容已不可知，後來錢稻孫出任偽北京大學秘書長，1940年又任校長，抗戰勝利後，他的後三分之一人生都在為這個選擇買單。如果我們繼續往前走，會發現「那裡」還應該包括整個1930年代北平知識界的風起雲湧，譬如左翼思潮對學生和師生關係的影響。又譬如，在與軍閥和政府的一系列博弈中，清華教授治校傳統的確立——後來教授評議會機制大致不差地被移植到西南聯大，才在制度上確保了後來人們津津樂道的「大學之大」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易社強說，傳奇故事之外，之所有必要從歷史角度去研究西南聯大，「是因為它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知識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佔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所有西南聯大故事（尤其是宏大故事）的講述者都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處境：如何處理傳統在20世紀時段里的斷裂與失落？相對誠實的辦法是把敘事截止於1946年三校複員，徐蓓正是這麼做的。而如果要往後延伸，那就把重點放在聯大與雲南本地文教資源的互動，以及聯大帶給雲南的遺產，這正是最後一集的主要內容。

旅行團印章印模及輔導委員會主席黃鈺生私人簽章（清華檔案館）

這部紀錄片還有一種旋律我也沒法忘記。那是第二集的結尾，終於走到了聞一多被暗殺這一「結局」，演唱《迢迢長路聯合大學》的張蜀之，又為聞一多寫給夭折女兒的詩歌《也許》譜了曲，並且飽含感情地唱了出來，「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又一次，我被打動了。可我也忍不住要想，相比殉道的聞一多，當年同在湘黔滇旅行團一起步行三千里的其他一些人，比如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曾昭掄（他是旅行團五位教授我最喜歡的一個），也沒有更幸運。

這種時候，你沒法不問一句：how did it get there? 但有時候，特別是意興闌珊的片刻，你又會覺得，不如就不要去那個「there」，不要那個終點罷了，就好像1938年2月20日旅行團終於離開湘江碼頭的那個夜裡，下弦月在滿天繁星中升了起來，寒風颼颼地從江上吹來，帶著汽船煙囪冒出來的煤灰，江上飄浮著冷霧，高高的土岸上，柳林里有烏鴉飛出。前面是迢迢長路，所有的人都年輕而滿懷希望。

旅行團團員的途中小憩

原標題：《你是怎麼抵達那兒的？》

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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