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的語文第一課
周汝昌 1918 年生於天津市。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歷任全國政協五、六、七、八屆委員。代表作《紅樓夢新證》影響深遠，另著有《曹雪芹新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等十幾部紅學專著，編有《楊萬里選集》《范成大詩選》等學術著作。
語文水平可以說是衡量一個人的「第一標準」。語文教材及語文教學的重要性不待煩言而自明。今日我想談談自己的一些感受、感想。
我到1954 年才離開學校，這之前包括了從小當學生和後來做教師的日子。自1918 年我降生人世至離校，對語文的學習、研究和講授有36 年之久。在各級學校中所讀、所學的課程，可謂五花八門、種種名色，但若問我最喜愛哪一門功課，我將毫不遲疑地敬答兩個字：語文。
一提「語文」，思緒就紛紛然，不易一下子理清、講明了。這是為何？是因為由「語文」而引申的「問題」太多了。
我剛上小學時，沒有「語文」這名目，這是現今的詞語，那時叫「國文」—— 好像一度又改稱「國語」。
為什麼棄「國」字而不用？大約是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以為應當「國際化」吧。但我因從小對它產生了感情的緣故，至今仍喜歡這麼說，意思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字、文章。這有什麼不好？今日的體育界不是還有「國腳」「國手」嗎？「國」豈能置而不論？
且說我一入小學，讀的就是「國文」。那時還沒有統一規定的課本，上海著名的大書局，都自編、自印「教材」，學校有採用選擇權。記得讓我受益最多的是世界書局的課本。我出生時，已是「五四運動」的年代了—— 所以不能把我看成是「古舊派」時代的人物。「白話」逐步佔了上風，可是要被「打倒」的「文言」還有一定的地位。我們這一輩人，註定了要帶著這種奇特的「文化矛盾」生存、成長，並被這種「矛盾」撥弄得十分煩惱苦悶。這話年輕一代人就不大容易理解體會了，也非三言兩語能向他們「說明白」的。
我父親是清朝光緒年間末科（最後一次科考）的秀才，熟悉「四書五經」，不懂新鮮的白話文，但對我們的新式教育卻不加干涉，很民主。等我長到九歲（虛歲），他就讓我上學了（此前是學認「字型大小」，即方塊紙印好的「看圖識字」）。一入學，第一課的「課文」是「人」「刀」「尺」三個大字。這教材有意義嗎？你可以「破譯」說：從小開始自知為「人」，人為萬物之靈嘛！人能使刀，會制工具呀—— 切菜剁肉，自衛殺敵……又會用尺，能計量了，就一步步走近科學了……這隻能是玩笑。不管怎麼研究，那「人、刀、尺」除了筆畫最少，實在太沒意思了。小孩子的感受是：人、刀、尺、馬、牛、羊……這還不如在家裡認「字型大小」有趣呢！—— 有「批評」的聲音潛伏於幼小的心中。
大約第二階段的課文是「大公雞，喔喔啼」一類了。這進步倒有「文理」「句意」可尋了，有的還多少帶點「文學性」，學起來更高興些，但心裡也有疑問：從小聽母親、媽媽（保姆）講故事，大公雞也時常出場，無一例外地是「咕咕根兒—— 大天亮！」那聲音離「喔喔」很遠，我也沒聽公雞這麼叫過。老師（那時概稱先生）還教給讀音：喔念「窩」，不念「屋」（其實這只是入聲字在北方語音里的「分化」）。反正我們家鄉的雞不會「喔喔」地「打鳴兒」（我們也從來不說「雞啼」！）—— 心中有許多想不通。
要我回憶小學的語文教學情況，只限於此 —— 這並非只因年代久遠記憶消失之故，真正的原因是這種課本不大懂得學童的智力發展特點和語文學科的發展要求，只從成人的「想當然」出發而把這一最重要的奠基教育弄得那麼簡單乏味—— 所以那段課堂教學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值得說起的印象。不客氣地說，那是一種失敗的做法。就拿「筆畫數量」這一簡單標準來說，專家們似乎不曾意識到：小孩子對待漢字的學習興趣與掌握程度，一點也不取決於一個字的筆畫數。實際上，他們對「人、刀、尺」的興趣遠遠不如那些筆畫多的字，而且學寫的速度與優劣也與筆畫數成正比。事實上，筆畫越少的漢字越難寫好，小孩子寫起來時常很難看。「高」「喜」等字總比「刀」「尺」寫來有趣又好看。
記得一入高小，換用了世界書局的國文課本，效果立顯不同了。課本所選的歷代短篇名作，都是「文言」的了，從《苛政猛於虎》到《岳陽樓記》，從《秋聲賦》到《病梅館記》，體制風格，文采情操，極為豐富美好，沒有單一感（千篇一律的文風氣味、語式口吻等），沒有明顯的說教性，篇篇打動心弦，引人入勝。學童們一拿起這種新課本，就面露驚奇色，也有喜色。他們並沒有喊「這可太難了」，也絕沒有「奈何」之嘆，更不見愁眉苦臉之態。這是令人深思的。
很奇怪：從小學讀的「白話文」，現在一字背不出；而那些「文言」名篇傑作，總難忘卻—— 至少還能背出其中的若干警句。這或許是我自己的「天性」和「偏好」吧。我不敢妄斷。此疑留待專家解說。
以上是幼時做學童的感受和思緒，略述如此。以下不妨從當教師的立足點再來說幾句。我在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當時的名稱）做研究生時就充當過西語系翻譯課「特邀教員」；本科畢業論文的內容是英譯晉代陸機的《文賦》，研究生畢業論文是《宋詞曲中的特用詞語之研究解釋》；畢業後我到兩所大學教翻譯課，一直沒離開「語文」二字。我是一個語文迷，或者說是漢字迷。我的教學效果不錯，很受學生歡迎。揆其由，最重要的有兩條。
第一，我有較好的語文根底和較廣泛、較豐富的語文知識，尤其是能夠深透地理解、運用漢字（能夠說明音、義、字片語聯的常見方式與特例、奇例……），能夠揭示選詞鑄句的識解與功夫。學生們特別喜歡我就一個字、一個詞列舉出古今例句，比較品評，分析鑒賞……這樣既有趣味，又可大開眼界與「腦界」。他們從未見過如此教學法，因此十分興奮，積極性高漲，進步大大提速。
第二，我的口號是：教學不是一門職業、職務，也不是辦事、辦公。教學是一門「藝術」。教學是「藝術」嗎？是的。要會教，而不是會「表演」；是了解學生，尊重學生，用各種適宜有效的方式來調動學生的求知慾、學習主動性，提高他們的接受力，而不是「教訓」「灌輸」什麼教條和現成的死知識。這樣，語文課就不再「沒意思」了。
在我心中，總以為我們的教學要把語文放在首位，切勿誤把此事視為「非當務之急」，因為這是素質教育的根本。我很難相信一個語文不好或文筆拙劣的人能在工作和事業中做得優秀良好、有所成就。
我1954 年離開教育崗位，對目前有關情況不太了解，只聽到有些人士說問題不小，常見報道稱言應不斷提高改進……但畢竟弄不清問題的癥結何在以及是否改進了。師資是個大關鍵，教學方法要研究改善。教學制度、規定不宜束縛名師的特長。教育部門應高度重視語文教學的現狀與前景。語文的「細胞」是漢字。漢字規範化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現行簡化字方案實行已有幾十年，基本效果良好，但因歷史條件所限也並非沒有缺點，故宜進行一次針對文化教育界人士的調查，聽取他們的意見，加以修正改善。到小學高年級，應逐步讓學生接觸繁體字。最晚到初中，應讓學生培養出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這一條，從「百年大計」而觀照之，是非常重要的。中華文化之弘揚與復興光大，離開這一條就會趑趄。
我脫離現實過久，所說的一些拙見，未必切合今日之需要，只是僅供參考之意。不當之處，敬祈指正。
本文授權摘錄自源創圖書《我們的語文課》，王麗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摘錄已獲授權。
文章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本期編輯：楊文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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