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一生，如果從內部洞悉的話，都是一連串的失敗 | 紙城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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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喜歡被傳記作家曝光，大概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這就是喬治·奧威爾所說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如果從內部洞悉的話，都是一連串的失敗。每個現代作家都禁不起傳記作家的嚴格審視。作家其實比普通人對失敗的體悟更加慘痛，因為在一個作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是飽受冷眼和質疑，他的成功是偶然的，失敗是常態。所以，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才有這樣的感喟，想要寫作，至少你得有托爾斯泰的地產，要麼就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

—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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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魯達

在《聶魯達傳：生命的熱情》的譯者序中，本書的譯者楊震這樣介紹這本傳記：首先，在中文世界中，流傳最廣的當然是聶魯達的自傳《我坦言我曾歷經滄桑》，但是因為自傳往往具有「未必可信」之處，所以才需要傳記作家這樣的他者型傳記，比如這本由英國傳記作家亞當·費恩斯坦書寫的《聶魯達傳》。相比自傳，費恩斯坦的這本傳記，「吸收了我們幾乎能想到的全部聶魯達著作、書信、文章、遺稿」，加上眾多親朋好友的回憶錄、研究專家的專著等等，是迄今為止「資料最為翔實的一本」。

首先，作家的自傳為什麼總有「未必可信」之處？其次，資料翔實的傳記是否意味著是一部好傳記？要知道，文學史上大多數作家都不信任傳記作者，究其原因，大概與傳記作者對作家披露的事實有關。傳記作家對作家本人和私生活的興趣，大於對作家作品的興趣。正如詩人奧登的名言，一本糟糕的傳記會把傳主所有的身世遭際告訴你。作家本人的生活需要曝光嗎？米蘭·昆德拉在《小說藝術》中寫過一個「小說家」的詞條，他先是借用了一堆名人名言，福樓拜、莫泊桑、納博科夫、卡爾維諾，說來說去就是想說明一個真正小說家的特徵是「不喜歡談論自己」。

《我承認，我曾歷經滄桑》西班牙語版

除了從個人隱私的角度考慮之外，作家不喜歡被傳記作家曝光，大概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這就是喬治·奧威爾所說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如果從內部洞悉的話，都是一連串的失敗。每個現代作家都禁不起傳記作家的嚴格審視。作家其實比普通人對失敗的體悟更加慘痛，因為在一個作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是飽受冷眼和質疑，他的成功是偶然的，失敗是常態。所以，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才有這樣的感喟，想要寫作，至少你得有托爾斯泰的地產，要麼就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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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聶魯達

《聶魯達傳》中，提到聶魯達早年生活的一個細節。1921年，聶魯達遠離家鄉到智利的首都聖地亞哥讀書，並開始寫作詩歌，他寫了一首詩《節日之歌》在學生聯盟的競賽中勝出，費恩斯坦評價說，這首詩「給他贏得了一定名聲，但沒有錢——這種情形日益成為他的命運，來日方長」。聶魯達在自傳中對早年讀書時候的飢餓記憶和羞辱印象深刻，「當時我寫的遠比以前多，但吃食卻少得多。那些日子我認識的某些詩人，因為窮，嚴格限制飲食，從而送了命」。他還回憶跟其他年輕詩人在節日期間去附近的城鎮朗誦，被觀眾喝倒彩，轟下台，他們大喊著：「餓鬼詩人，滾吧！別來攪了我們的歡樂節日。」

聶魯達總結自己的一生說，我的一生乃是漫長的漂泊。不過就算是漂泊、旅行、流亡，這些前半生的艱難歷險都是後半生功成名就的襯托。這種回憶經過了漫長歲月的渲染，已經蒙上的懷舊的光環。他在自傳中評價世人對詩人的苛刻時說：「有許多人不能容忍一個詩人享有一切作家、音樂家、畫家應得的舒適的物質條件，不能將其看作詩人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品所獲得的成果。那些落伍的保守文人時時刻刻要求尊敬歌德，卻不讓當今的詩人有生活的權利。我有一輛汽車這件事尤其令他們惱火。在他們看來，汽車應該是買賣人、投機商、妓院經理、高利貸者和無賴的專屬。」這段話中，有句話是點睛之筆，世人會尊敬歌德，因為他已經死去，而對於那些活著的作家，世人只會用更加苛刻和惡毒的言語去造謠、中傷和評價他。

這涉及到文學史上如何評價一個仍然在世的作家的問題。聶魯達的自傳，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澄清。對那些少數活著，但是取得了世俗和文學意義上的成功的作家，他們為什麼會反對傳記作家呢？納博科夫就擔心，傳記作家根本做不到理解他的一生，「我討厭肆意對待偉大作家的珍貴生活，我討厭挖空心思打探那些的生活隱私——沒有傳記作家會看到我的私生活。」因為對傳記作家的不信任，他才完成了自傳《說吧，記憶》，主要集中他俄羅斯時期，他的晚年還打算完成一部自傳《說下去，記憶》聚焦於他的美國時期。在他看來，一個作家留下的書面文字就足夠了，他的日記、書信和閑談不是公共資產。但是他的晚年充斥著無窮無盡的工作，已經沒有足夠的經歷完成美國時期的自傳，他才授權另外一位傳記作家安德魯·費爾得。納博科夫認為在生前完成的傳記，至少是可以操控的，費爾得已經向納博科夫保證「該刪什麼，最終由您定奪」，正是有這種理解，納博科夫才放心地把很多東西袒露給費爾得。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費爾得已經逐漸偏離的他的寫作方向，他以為他的著作已經足以構成了他藝術生命的歷史，他的私生活與任何人無關，但費爾得偏偏對他的家族的逸事和傳聞充滿了猜測的興趣，更為要命的是，把他的私生活與他小說中的人物進行弗洛伊德式的聯想，並隨意判斷點評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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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納博科夫的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傳記作家書寫傳記的矛盾心態：如何才能平衡作家的自傳與傳記之間的關係？這大概是每個傳記作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利用一個作者已經發表的文本作為其傳記的材料，同時避免對這些文本進行過度或草率的闡釋？事實證明，作家的自傳很多地方都是靠不住的，在《聶魯達傳》中，費恩斯坦直接點評說：「聶魯達的回憶錄是世上所有回憶錄中最誘惑人的，但你在其字裡行間找不到穩定的真實性——或任何諸如完整的故事這樣的東西。」這個點評至少有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個層面，聶魯達生前寫作的時候，已經對自己的過往進行了修飾，這是每個作家在寫作自傳的時候都免不了的行為，我們的記憶都是選擇性的。第二個層面，因為聶魯達去世後，他的第三任妻子瑪蒂爾德對聶魯達的自傳進行了重新編輯，我們無法得知她是否對其中的章節進行了修補或者刪節——費恩斯坦就懷疑，瑪蒂爾德刪去了聶魯達自傳中對第二任妻子迪莉婭的部分論述。法國作家加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以為作家必定會寫與自己有關的事情並在書中描寫自己，那是浪漫主義遺留給我們的一種幼稚想法。一個人在作品裡講述的往往是其懷舊的歷史或者願望的歷史，幾乎從來都不是他本人的歷史。」

如果作家的自傳都是不靠譜的，傳記作家的傳記是不是就可靠了呢？或者說，好的傳記的標準是什麼？批評家詹姆斯·伍德對號稱寫下了最完整的契訶夫傳的傳記作家雷菲爾德批評到，「令人咋舌的是，契訶夫最完整的傳記作者幾乎沒有在契訶夫的作品上花什麼時間。這本傳記豐富得很蒼白：一大堆旅行日記、信件和聚會。關於作家，他幾乎什麼都沒說，並在很多地方把事實刨去了文學的背景。總的來說，他還不如完全不提契訶夫的作品，因為他簡短的評論似乎詮釋照本宣科、例行公事罷了。他似乎要建一座圍牆，一磚一石都是生平的』事實』。」事實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作家傳記中如果堆滿了事實，無窮無盡的細節，並沒有對其做有機的遴選，傳記就變成了人物年譜和大事記。

對一本作家傳記來說，是作家的生活重要，還是作家的作品更重要？大多數人會說是作家的作品重要，但是對傳記作家來說，作家的生活同樣重要，尤其對那些一生都過得十分豐富多彩的作家而言。比如像聶魯達這樣的作家：詩人、外交官、旅行家、收藏家、參議員、工人運動的支持者、共產黨員、被通緝的要犯、總統候選人、諾獎獲得者，三任妻子，無數情人，早年以華麗之筆寫情慾之歌，中年之後寫人民、領袖、政治，日常生活。這樣跌宕起伏的一生，很難讓傳記作家甘心放棄書寫他的生活。二十世紀的作家——聶魯達、海明威、奧威爾，他們的生活與二十世紀廣闊的歷史融合在了一起，他們參與了歷史的創造，見證了眾多關鍵的時刻，他們的寫作與時代緊密相連。他們都是社會活動家，一生的漂泊和動蕩，雖然未免苦澀，但是對作家的寫作來說都是難得的經驗。

一部出色的作家傳記，最重要的一點還是要避免「過度」用作家的生活來解讀作品。但是想要做到「適度」，又談何容易？割裂生活和作品，用詹姆斯·伍德的比喻，「如同屠夫用不同的刀子去切生肉和熟肉，未免不開化」，但如果只用從作家的生活中找尋出各種細節和暗示，用弗洛伊德式的揣測來分析作品基本等於瞎人摸象的行為，同樣不可取。所以，「適度」是對傳記做的真正考驗。佔據大量的一首資料，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陷入資料當中，對事實和細節過於糾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作家無法做到化整為零，化資料為寫作的經驗，這樣拿出來的傳記同樣缺乏觀感。按照我的理解，好的傳記應該像非虛構寫作，即要在佔有大量事實的基礎上，像作家那樣寫作。但像聶魯達、納博科夫這樣的作家，自身鮮明的特色也會無形中讓傳記作家產生崇拜心理。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就警告批評家，尤其是傳記作者，「在論述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家時，不管多麼無意識地，都會採用他們的批評對象或傳主的表達方式。簡單地說，你會被你所愛的東西改變，有時候達到失去自己全部身份的程度」。這種適度的分寸把握是傳記作者成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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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聶魯達傳》的時候，我注意到了費恩斯坦提及到的幾個細節，比如「聶魯達」的筆名的由來，之所以注意到這個細節，是因為聶魯達在自傳中提及到，他小時候因為父母反對他從事文學，成為詩人，為了不讓家人看到他發表詩歌，他在雜誌上看到一個捷克人的名字，揚·聶魯達，就借用了這個筆名。這本來是個無足輕重的細節，但是費恩斯坦還是補充了不少材料，比如推測筆名源自《福爾摩斯的探案集》，或者來自一個女提琴家等等。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聶魯達到底是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眾所周知，他寫過《獻給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和《獻給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他多次訪問蘇聯，但是對俄羅斯人詩人被迫害的事實保持了沉默，他獲得過斯大林國際和平獎，等等。蘇共二十大後，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震驚了全世界，但是聶魯達依然保持了沉默。在晚年的自傳中，他提及到這一事件，仍然稱讚斯大林「一個和善的、有原則的人，像隱士一樣清醒，一個俄國革命的泰坦式的保衛者」。費恩斯坦分析這種心態時評價說，這種固執的信念源於一種觀念「一堵牆只有兩面」，如果你收回對一方面的忠誠，你就陷入了另一個陣營。這種對共產主義的忠誠是聶魯達後半生寫作的激情。儘管蘇聯失敗了，但是聶魯達在自己國家的同志身上找到了新的信仰寄託和情感安慰。

從這些細節的鋪陳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傳記作家費恩斯坦對聶魯達的一生進行了理性的審視。他做到了一個好的傳記作家的本分，即把聶魯達的生活和他創作的詩歌進行了適度的對照，大多數結論也都是審慎而可靠，並沒有精神分析似的揣測。但是，不得不承認，這本傳記仍然像大部分作家傳記一樣，對作家的生活的興趣大於對他作品的興趣。或許這跟傳記作家本人的能力有很大關係，如果你不是一個合格批評家，很難對聶魯達的詩歌進行更加深入的解讀和分析。傳記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文學批評。只不過這種文學批評是建立在對作家一生的總結之上，所以要求傳記作家具備全局的視野，批評家的靈敏嗅覺，還要具備作家的同理心，才可能寫出一本優秀的傳記。

《黑暗時代的人們》（

阿倫特說，傳記其實是一種特定的歷史。她的《黑暗時代的人們》是黑暗時代一幅幅肖像畫，書中寫到了很多她的朋友，比如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文學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等等，但是她的寫作不會讓人察覺她在寫的人是她的朋友，她很少用那種「現實主義」的細節來描慕和揣測他們的生活，她把他們隱藏在作品中，給他們分別塑造了一幅幅思想的肖像。用她的學生和傳記作家揚·布魯爾話說，「在地點、人物和時段上追求出新的描述性傳記，對於阿倫特這樣的人來說並不合適。我們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歷史基礎，是激發她進行思考的待定經驗，是濡養她的友誼與愛，如有可能，還要展示她的思維方式或思想風格」。這才是好的傳記，也就是兼顧了思想性和文學性，把趣味性減到最低——，趣味性不是不重要，我們要警惕的是趣味性遮掩了真正想表達的東西，因為只有趣味性的傳記無一例外，全部都是津津樂道描述作家的私生活，挖掘他們的各種八卦，反而讓我們忘記了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傳記，只有他的作品。

詩人切斯沃夫·米沃什有一個觀點，他說傳記的價值只在於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構傳主曾經生活過的時代。好的傳記不會只把焦點停留在傳主身上，它會分散精力描慕一個時代的群像。大時代才是傳記的主角，而那些只對傳主本人的生活感興趣的傳記，只能淪為三流的談資，註定煙消雲散。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原文名為《自傳與他傳：主觀的真實vs理性的審視》

《聶魯達傳：生命的熱情》

（英）亞當·費恩斯坦/著 楊震/譯

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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