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不喜宦官，但洪武末期宦官為何復得勢？

原標題：朱元璋不喜宦官，但洪武末期宦官為何復得勢？

作者：龍飛宇，蘭州大學萃英學院人文萃英班本科生，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黃宗羲在考察過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宦官之禍後，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出了以下的這段話：「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閹宦，無奉行閹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 先東廠而後法司。」這顯然揭示出了明朝宦禍的慘烈之處。從王振、劉瑾到魏忠賢、曹化淳，真可謂一代有一代之大宦。這就引得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宦官專政是否是貫穿了有明一代的政治現象呢？

翻開《明史·職官志》，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這段話：「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顯然，平民出身、馬上征戰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王朝天下得來不易，權力禁臠自然不會讓宦官來染指。朱元璋對宦官的這種厭惡態度直接導致了明代初年的一段時間內宦官地位的極度低下，他們根本沒有干預政治的可能，甚至於「毋令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為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宦官連置產立業、交接官吏的權利都被剝奪的一乾二淨。

但是實際上，朱元璋並沒有將宦官這一群體趕盡殺絕，他作為一個中央王朝空前的集權獨裁者，很快就藉助胡惟庸案廢除中書省與丞相制度，藉助空印案、郭桓案將中央地方的官吏體系牢牢地把控在自己的手中，形成了空前絕後的皇權政治。在年富力壯的時候，朱元璋縱使大權總攬、日理萬機，也還消受的過去，但這種狀況畢竟不能持久，尤其是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的體力、精力讓他也無法再對政治事必躬親，這樣，宦官的機會就到來了——因為他們無疑是朱元璋在政治上最好的幫手，洪武中晚期，這種現象已經常常出現，類似「遣內臣吳誠詣總兵官指揮楊仲名行營觀方略」的情況屢見不鮮。

魏忠賢（網路圖）

這樣，從洪武末年開始，似乎宦官又一反洪武初年的形勢，開始掌握了參與政治的權利。朱元璋是不是前後不一了呢？其實全然不是這樣，我們能夠很明顯的發現，宦官政治是皇權的附庸，他們都是受到皇帝的派遣，代替皇帝去進行政治事務的處理，他們幫助皇帝集中了政治權力，成為皇權對抗官吏集團的一個手段與途徑，如果離開了皇帝，宦官是沒有任何實際的權力的。朱元璋精明的掌握和利用宦官，實現了政治權力的斡旋鬥爭，他不允許任何權力威脅到皇權的統治，不論是官吏集團還是宦官集團，所以在洪武年間，雖然對於宦官這一集團很鮮明的出現了前貶後賞的趨向，但其實朱元璋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

明太祖朱元璋

不過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正是他首開利用宦官的傳統之後，「不得干預政治」的要求也被自己的兒子朱棣暗改為「不得擅自做主」，到了明代中後期，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宦官的權力愈來愈無法控制，進而演變成為一次又一次的宦禍。官吏集團與宦官集團之間也往往出現了激烈的交鋒關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萬曆年間的東林黨與閹黨的對立，這雖然是皇權集中下的權力遊戲，但不可避免的衰弱了明王朝的內部實力，間接造成了其不可避免於覆亡的命運。也正因此，歷來的史家都將明王朝的滅亡歸因於宦禍，這一系列宦禍的積弊，其實早在洪武末年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參考文獻：

[1]. 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黃宗羲.明夷待訪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黃小榮.試論明代宦官權力的擴張及其原因[J].歷史教學,2001(07):17-19.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趙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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