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流行小說與大眾文化

由於缺乏詳細的統計數據，對晚清流行小說的歷史還原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國內出版的多部晚清小說史都沒有系統地統計或梳理過晚清小說的出版或發行情況，因而也就難以概括晚清大眾文化的整體趨勢。筆者依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收錄的晚清小說再版次數，統計出一個大致的出版狀況。對這些作品進行類型劃分、文本分析和排序變化的考察，會發現大眾文化心理變遷的某些特點。

晚清流行小說中洋溢著革命激情

鏈接中所列小說幾乎涵蓋了晚清小說的主要題材類型：狹邪小說、譴責小說、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政治小說。不同類型的小說在三個歷史時期受大眾關注的程度略有變化：譴責小說經歷了一個「熱—略冷—熱」的過程，政治小說表現始終一般，狹邪小說、言情小說經歷了「略冷—熱—略冷」的過程，偵探小說和科幻小說經歷了「冷—熱—冷」的變化。題材類型、主題與情緒的變化顯示了晚清的時代主題與大眾文化的特點。但是，變化之中有不變，不變的元素勾勒出晚清知識界與民眾共同的關注重心。晚清流行小說共同的主題是革命，主流情緒是革命激情。

狹邪小說的暢銷顯現了道德革命的願望。狹邪小說既體現為讀者群體的墮落，又顯示了晚清讀者對社會風氣、道德革命的另類訴求。自戊戌變法失敗以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試圖從「民德」方面拯救中國，梁啟超的中心目的是救國，他認為救國之途中最大的障礙之一是民德不備，因而不僅私德需要完善，公德更需要建立。因而有學者言，晚清的道德革命在顯性文化層面呈現為「一種以"群治"為理想的新道德，一種與新的人間秩序相匹配的"公德"。梁啟超對「民德」的提倡，是他分析中國曆次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後得出的新的救國之方。這個判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民德墮落。梁啟超從學理層面分析了民德不備，而吳趼人等小說家則從文學的層面再現了晚清民眾道德的窳敗。狹邪小說的盛行從事實的層面證實了這一判斷的正確性。

另外，在道德風氣敗壞的同時，晚清狹邪小說又體現出一種變革的精神。欒梅健認為狹邪小說的"溢惡"是一種特定的時代語彙，其中映現的是當時社會潮流的變遷與作家們幾乎一致的道德評價，其實都曲折而真實地反映了那個轉型時期的種種印記，以及近代婦女那種蕪雜的個性解放的要求與呼聲」，「是那個剛剛從封建專制統治下走出來的市民階層對傳統價值體系的挑戰與顛覆，是新型社會形態在最初重構人的價值規範與道德信仰時所難以避免的錯位與失序」。所以，狹邪小說是墮落與反叛的結合，是社會革命在道德革命層面的表現。王德威的論點也許更為讓人信服，他認為晚清小說之所以具有現代性品格，是因為狹邪小說、公案俠義小說、譴責小說、科幻小說「這四個文類其實已經預告了20世紀中國"正宗"現代文學的四個方向：對慾望、正義、價值、知識範疇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對如何敘述慾望、正義、價值、知識的形式性琢磨」。他認為，晚清狹邪小說是對慾望的敘述，實際上是慾望與人性的革命。所以，狹邪小說其實隱含了道德革命的內涵。

譴責小說顯現了對政治制度革命的願望。按王德威的說法，譴責小說表現的是晚清知識分子對「價值」的批判性思考，這是另一個層面的革命內涵。也有人把革命派小說家黃小配的《洪秀全演義》納入譴責小說的範疇加以討論，因為黃小配的其他小說很多帶有譴責小說的味道，例如《廿載繁華夢》、《宦海升沉錄》、《大馬扁》等。革命小說與譴責小說都以政治制度革命為目標，相比之下，政治小說具有最明顯的革命情緒。晚清小說的命運變化最大的要算《老殘遊記》，在晚清不受青睞，後來大受追捧，至1949年，它的再版次數超過了其他任何一種小說，達167版。究其原因，《老殘遊記》有對革命的否定性反思，顛覆了清官神話，揭露官本位文化的虛偽性。它在晚清較幼稚的「革命激情主導」的文化環境中不受重視，在現代不斷對革命進行反思的文化環境中，其價值才得以彰顯。

翻譯小說打開一扇西方思想之窗

翻譯小說的流行顯現了社會進行思想革命的願望。翻譯小說以有民主、科學精神植入的小說為主。民主與科學精神並非「五四」時期才引入的西方現代思想，而是晚清讀書人已經具有的願望，五四新文化運動僅僅是把它口號化，把潛在的願望變成了現實的追求。事實上，晚清翻譯小說帶來的現代性精神遠遠不止科學和民主，理性、個人主義、進化、平等、自由、競爭、實用等精神均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也是中國讀書人喜愛翻譯小說的重要原因。概而言之，翻譯小說打開了一扇西方思想之窗，讓中國人更清晰、更容易地理解了西方現代性思想，翻譯小說的暢銷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思想革命的結果。

時代情緒就像一曲複雜的交響樂，有主旋律，也有合聲，有泛音，有暗流涌動。在晚清時代情緒主流之中，有一股很明顯的暗流已經開始滋生，這股暗流在民初成為主旋律，餘音波及20世紀上半葉。這股暗流從晚清的另外幾本暢銷小說中反映了出來。

反映這個時代情緒的最重要的翻譯小說是《巴黎茶花女遺事》。1897年，林紓與人合作翻譯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今譯《茶花女》），歷時兩載，終至成書，結果一紙風行，廣為流傳，產生了轟動效應。從時間上看，《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成書並不比梁啟超翻譯《佳人奇遇》早，所以這並不能說明梁啟超是否受過林紓翻譯的影響而看中了小說這個工具，但是林紓的翻譯卻讓中國人對外國小說的看法產生了極大的改變，對外國人的看法亦產生改變。《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悲情與林紓自己的悲情合拍，從而使他添油加醋地使用煽情言詞，這種言詞與讀書人的情緒產生強烈的共鳴，這使林紓因此堅持二十餘年，為中國讀者源源不斷地介紹外國小說，從而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巴黎茶花女遺事》點燃了晚清時代情緒中的重要一維悲情，從中我們看到晚清讀書人多愁善感的一面。這種多愁善感延伸到了1905年林紓翻譯出版的《迦茵小傳》，該小說不但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譯本，而且林譯本1905年2月出版後，到1906年9月就出至3版。

不過，這些悲情的旋律與聲音嘹亮的主旋律相比不成氣候，寫情小說雖有一定銷量，但並不成規模。悲情與喜劇的受歡迎程度幾乎相當，例如菊池幽芳的《電術奇談》（吳趼人譯），情節曲折生動，融偵探、科幻、痴情、巧合、意外等元素於一體，可讀性很強，但是該小說大團圓結局的模式並未受到習慣閱讀該模式小說的中國讀者的追捧，銷售業績平平。吳趼人自己創作的悲情小說《恨海》和《劫餘灰》的反響也差不多。創作類的言情小說沒有出現一部極為暢銷的作品，正是晚清時代趨勢和社會情緒作用的結果。晚清讀書人對社會變革的渴望和激情、對烏托邦世界想像造就的樂觀情緒沒有接納悲情，但是悲情卻在積蓄醞釀，一旦找到突破口，便會如火山爆發般勢不可擋。悲情小說在民初成為主流，是時代情緒發展的必然結果。

晚清小說再版狀況統計

以1911年為界，再版次數靠前的依次是《官場現形記》、《佳人奇遇記》、《洪秀全演義》、《海上繁華夢》、《世界末日記》、《旅居病夫案》、《十五小豪傑》、《孽海花》、《經國美談》、《新中國未來記》、《魯濱孫漂流記》、《海上花列傳》。

以1917年為界，再版次數靠前的依次是《海上繁華夢》、《孽海花》、《官場現形記》、《洪秀全演義》、《老殘遊記》、《魯濱孫漂流記》、《世界末日記》、《佳人奇遇記》、《旅居病夫案》、《十五小豪傑》、《經國美談》、《新中國未來記》。

以1949年為界，再版次數靠前的依次是《老殘遊記》、《洪秀全演義》、《官場現形記》、《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尾龜》、《孽海花》、《海上繁華夢》、《廣陵潮》、《魯濱孫漂流記》、《十五小豪傑》、《海上花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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