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四十年︱許宏、嚴耀中、孫江、楊國強談史學的探索與反思

原標題：史學四十年︱許宏、嚴耀中、孫江、楊國強談史學的探索與反思

11月15日，上海市社會科學2018年學術年會、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系列論壇之「當代中國史學四十年名家談」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許宏、嚴耀中、楊國強、孫江、李劍鳴、沈堅六位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回顧和反思了四十年來的史學研究。

其中，許宏教授從考古學界對「夏王朝」的考古學論證問題談起，講到了爭論背後考古學與歷史文獻研究的關係，嚴耀中、孫江兩位教授則以圖像史學、新社會史、概念史為切入點談到了改革開放後進入中國學界的西方學術潮流以及相關的思考，楊國強教授則從個人體會談了談他對四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反思。

許宏：夏王朝是否存在如何成了一個問題

本次論壇在名稱上冠之以「當代中國史學」，或許令一些讀者稍有疑惑：許宏教授不是做考古的嗎？對於這一點，許教授在發言一開始就做了說明：我是一位堅持考古學本位的學者，但我絕不認為，考古學應該遊離於史學之外。考古學和歷史學不是兄弟學科，考古學和文獻史學才是兄弟學科，它們應該共同致力於對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講，不管是考古學還是文獻史學都是方法和手段而已。

在這次論壇的演講中，許教授回顧了考古學界對「夏王朝」的考古學論證問題的探索歷程。他指出，論爭的關鍵是「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都」之類的問題。這一問題歷經數代學者而終未有定論，許教授是二里頭考古隊的現任隊長，在他之前的兩任老隊長，要麼認為二里頭遺址先夏後商或主體是夏，要麼認為其主體是商，而他則不肯言夏。為什麼會這樣？在這爭論不休的背後，實際上存在的是什麼問題？

問：夏王朝是否存在？許教授說：在中國學術界的話語系統中，「夏王朝是否存在」根本不是個問題，相信夏王朝的實際存在是探索夏王朝的認知前提。「夏王朝肯定存在，它存在於東周和漢晉之間人們的口中和筆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它當然存在，但作為政治實體是否存在，我不知道。到目前為止，這還是個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的問題。」那麼，我們一般人在博物館看到的那些說是屬於夏王朝的盆盆罐罐該怎麼解釋呢？許教授說，考古學的基本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中國有豐富的文獻典籍，有濃厚的證經補史的傳統，在文獻中有夏；而在考古學中，進入到偏早的歷史時期，實際上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因為考古材料不充分，而又沒有第一手的，尤其是有紀年的文獻記述的支持，這時候把考古遺存和文獻中的記載對照起來所做研究，只能是推論和假說。例如，在與夏商文明有關的都邑遺址的判斷上，除了洹南殷墟因為有甲骨文的佐證被確認是武丁—帝辛的都城殷之外，二里頭、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遺址都有不止一個推斷為具體哪座王都的選項。既然是推論和假說，自然也就無定論可言。

許教授說，夏王朝是國人一個拂不去的夢，我們一直在往前追。這在我們通常談起早期歷史的話語中也可見一斑。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這樣的歷史分期敘述基本就是我們最常識的認知，許教授在演講中，特別就這一點做了剖析，他認為我們在這樣講的時候是混淆了幾個不同的話語系統，前後不是同類項。

對於早期歷史，有這麼幾個不同的話語系統。所謂夏商周，即基於文獻而言。而從考古學上來講，一般以遺址所在的小地名來命名考古學文化，然後再用當時典型的考古學文化來命名一個大的時代，比如龍山時代、二里頭時代、二里岡時代、殷墟時代。而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則是以器具工藝來劃分的，其後是青銅時代、鐵器時代。所以，當我們在石器時代之後，就說到夏商周，這裡面是不是就有銜接上的邏輯問題呢？許教授說，從學理上講，談早期歷史一直存在考古學和文獻史學兩大話語系統，只是到了殷墟時代二者才得以合流。

夏鼐先生於1977年提出，「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許教授認為這一界定決定了相關討論的路向和結局——這個結局就是不可能有具體結果。因為這個界定包含了狹義史學中的政治實體、確切的時段和具體的族屬的概念，而這些都不是考古學擅長解決的問題，甚至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考古學擅長宜粗不宜細的，對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長時段觀察。」許教授說，「什麼是真實客觀的夏文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的疑問是，當一個議題久議不決的時候，是不是就應該考慮其思路和方法上出了問題，而這是不是這個學科的真問題。」

最後，許教授說，中國考古學正在經歷轉型，從物質文化史為主的學術潮流轉向全方位的社會考古，對於這個轉型我們是樂觀的。中國考古學落後歐美三四十年，各種思潮正在湧進，但關鍵不是該不該吸收汲取的問題，而是如何本土化的問題。他再次呼籲，考古學應該超越王統的考古學的思維，從全球文明史的視角，重新思考中國的問題。

嚴耀中：四十年來史學研究跨學科趨向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史學研究經歷的變化，跨學科幾乎是各個領域都會談及的一個問題。在這次論壇上，上海師範大學嚴耀中教授談的就是「史學研究中的跨學科的傾向」，嚴教授說，對於歷史學者而言，跨學科不算是什麼問題，凡是過去發生的一切都是歷史，所以史學研究的對象包羅萬象，於是也就有了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等所謂的二級學科，在這些之下還可以繼續分，比如經濟史又有財政史、貿易史、土地制度史等等。但新的史學研究中的跨學科傾向，不是在於研究對象的多樣化和互相交叉，而是彼此交換觀察的視角與研究方法。如現在經常被提起的「數字人文」學科，如果利用超大型計算機的運算來解析複雜的語言和歷史現象，比如分析某一時段內所有文獻里二個行政部門出現的概率和使用情況，就可以闡釋當時行政系統的重心所在和政治背景。這至少是史學、計算機學、語言學和文獻學的結合。另外，嚴教授舉了三個例子以說明。

一是藉助工藝技術的分析復原古代貿易情形，比如玻璃製品。以前研究古代貿易，完全是利用文獻記載來做，而現在可以將考古上發現的玻璃器皿進行工藝技術的分析，看其中石英或其他成分的不同組合，不同的地方玻璃製品的製作工藝不同，成分配比也不同，由此可以找到出土的玻璃製品的原產地，並由此描繪出古代貿易的交往路線。

二是前幾年關於曹操墓的研究和討論。當時遺址中保存有個頭蓋骨，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來看，其年齡和曹操差不多，但是不能確定是否是曹操。復旦大學韓昇教授和遺傳學研究團隊合作，一是用DNA測試的手段，二是用社會學的方法對現在的曹姓族群進行調查，試圖由此確定墓葬中人是不是曹操。目前DNA檢測的路子暫時是走不通了，因為時間太久，社會學的調查仍在進行，雖然尚無明確結論，但這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典型的例子。

三是歷史圖像學的研究。嚴教授說，以往歷史研究的重頭都在文獻上，但古人留給我們的，不僅有文字，還有很多文字之外的東西。所謂歷史圖像學就是綜合考古、藝術、民俗、宗教、史學、哲學等學科的觀念與方法，主要對非文字的各種文化遺存進行考察整理和解釋，使之儘可能地反應歷史的真實狀況。現在歷史圖像學之所以能成為顯學，原因之一是可以稱為圖像的歷史遺物，要遠遠多於歷史文獻。而科學的發展又使圖像釋放出更多的信息。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美術、神話與祭祀》，還有巫鴻的《武梁祠》等。最後，嚴教授還以四方碑為例，詳細講解了站在不同學科視角下，四方碑所闡釋出的歷史信息。

孫江：談社會史、概念史，究竟要談什麼

孫江教授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編出版過《新社會史》輯刊，之後又在此基礎上，與楊念群教授、黃興濤教授等作為共同召集人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新史學》輯刊。社會史、概念史都是改革開放後為應對西方史學思潮的衝擊，中國學者所做的具有「全球本土化」特點的努力。孫教授作為踐行者，在這次論壇上，他所談的主要內容即由此展開。

孫教授首先談及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國舊史學的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孫教授認為，一百年後的今天，如果將「朝廷」改為「地方」的話，中國史學存在相反的一面：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地方，知有群體而不知有個人，知有今務而不知有陳跡，知有理想而不知有事實。大而化之地講，「國家」、「群體」、「今務」、「理想」等是現代史學所張揚的，是以政治為中心的國族敘事的旨歸；「地方」、「個人」、「陳跡」、「事實」等是在對現代史學反省的基礎上出現的研究潮流，以前稱作社會史，現在又發展出了新文化史。

1949年，齊思和先生在《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中慨嘆，與西方史學相比，「中國史學落伍了」。三十年後的1980年代，這種危機感獲得了許多人的共鳴，這就是當時人們常說的「史學危機」。為擺脫歷史書寫單一化所造成的「史學危機」，社會史成為人們追捧的方向。其時，人們所理解的社會史，就研究領域而言，一是認為社會史研究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史，二是將社會史視為整體史。就研究方法來說，社會史強調與其它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要用其它學科的方法來拯救歷史學。這種理解和實踐，有其時代意義，但存在問題。孫教授說，當時為了擺脫「史學危機」，我們所提倡的恰恰是西方史學正要拋棄的，比如我們說要建立整體的歷史敘事，「年鑒學派」第三代要打破的正是整體的、結構的歷史敘事；我們說要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人家要摒棄的恰恰是那種由抽象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建構的歷史敘事。這種信息不對稱以及我們缺乏理論自覺，使我們對社會史的理解還停留在很初級的階段。這種狀況令孫教授頗感沮喪，他坦言正是要告別這種社會史研究，才策划了《新社會史》輯刊，也才有了其後的《新史學》輯刊。

孫教授認為，社會史或新社會史研究應該回到生活的世界，這是社會史的初心所在。無論是法國的「年鑒學派」，還是德國的布魯內爾的「社會史」，社會史研究的出發點是對modern的懷疑，因此它從來就是反對僵化敘事的方法，在不斷反省自身、超越自身。只有理解這一點，才能把握社會史研究演變的內在脈絡。對於國內學者所說的「社會文化史」，孫教授表示出疑惑。他說，社會史和文化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1980年代中葉，伴隨『語言學的轉向』出現的『新文化史』與以往的文化史、社會史方法大相徑庭，類似於我所說的新社會史，新文化史重痕迹輕文字、重話語輕事實，重主觀輕客觀，重象徵輕結構，『社會文化史』到底屬於哪個呢？如果魚與熊掌都要，那麼，要在社會和文化之間加一橫——社會-文化史，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我還能接受。」

「回顧近四十年來的中國歷史學，社會史興起於前十年，概念史凸現於後十年，如果說社會史業已成為歷史學皇冠上的明珠的話，概念史必將成為歷史學的明日之星。」在社會史之外，孫教授還談到了最近十年逐漸為學界關注的概念史。概念史與社會史具有天生的親和性。社會史要回到生活的世界，要理解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人的思想與行為，就必須理解他們/她們的語言和概念，很自然地涉及概念史研究的方法問題。孫教授在發言中特彆強調，概念史源於德國的學術傳統，有其特殊的社會史、詮釋學和政治學的底蘊。以「全球本土化」為旨趣的中國概念史研究，研究重點在梁啟超《新史學》中所提倡的現代史學所關注的對象上，即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上。概念史方法認為，歷史性基礎概念既是構成歷史結構的要素，也是觀察歷史進程的指標。孫教授提出研究中國化概念的四個標準——標準化、大眾化、政治化和衍生化，認為可以通過「四化」的尺度，探究中國近代知識的輪廓，深化對近代的理解。

孫教授在演講的最後回到梁啟超《新史學》。在批判「四弊」之後，梁啟超還指出舊史學的「二病」——「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孫教授認為，現在很多研究恰恰相反，「能別裁而不能鋪敘」、「能創作而不能因襲」。所謂「能別裁而不能鋪敘」，就是「風馬牛皆相及」，有話不好好講，東拉西扯；所謂「能創作而不能因襲」，是指對人家的研究不尊重，把史學研究當成文學創作。為此，他建議：做研究要注意兩點：第一是有話好好講。現在是用電腦碼字的時代，想要多少資料就有多少資料，想寫多長就能寫多長，因此磨礪漢文寫作十分重要。漢文有它的特點，句子一長，不用看，肯定有錯。第二是有理接著講。不能別人講過的，換個說法，添些新資料，照樣講，這是違反學術規範的。「我們的學術躑躅不前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不斷炒冷飯。現在流行『青年論壇』，還有『青年高端論壇』，想法很好，我告誡我的學生，你們不要和我研究一樣的東西，否則你們永遠不能成為你們自己。但是，以『青年』為標題的論壇，除了出席者是『青年』外，在問題意識、書寫方式等方面，我看不出有什麼青年的痕迹。中國學術沒有明顯的世代更替，年輕人剛一跨進學術之門，借用尼採的話，就一夜之間滿頭灰發了。」孫教授說。

楊國強：八十年代以來的近代史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楊國強教授的發言談的是他所經歷的八十年代以來的近代史研究，更著意於總體的概述和反思。

楊教授首先指出，作為一個思想時代，八十年代的特點，一是對此前十年的歷史反思，一是隨追求現代化而來的進步主義成為一種思想主導。兩者的影響，都使八十年代的學術重心常在傳統和現代兩極之間，非常簡約和明了。但又因簡約而忽略了歷史過程的複雜，因明了而捨棄了歷史內在的深刻。當日關於中西文化的討論曾引人注目，而就其論旨、論域、理路而言，其實與新文化運動後期的中西文化論戰並沒有什麼區別，相隔六十年，歷史好像重演了一遍。六十年之前猶有兩面論爭，但六十年之後更多的是一邊倒，因此雖然熱鬧一時，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深刻的，則除了農業文明、海洋文明、黃色文明、藍色文明之類杜撰之詞以外，這種文化討論其實並沒有生成多少新的歷史認知和學理認知。

具體到中國近代史，當時好像有兩個學術熱點，一是洋務運動，一是辛亥革命。前者被看成是中國近代化的開始，後者被看成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其間的因果，顯然是對現代化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崇成了近代史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這段歷史的研究和敘述實際上是價值評判更多，而對歷史本身的研究並不能算十分具足。這些都決定了八十年代出產的東西能夠留到今天而仍然久耐咀嚼的並不很多。但自另一方面而言，八十年代的學界有共同的關注，因此有共同的問題。與今日之流派各異，你說的不在我的關注之內，我說的不在你的關注之內相比，顯然是一個長處。

楊教授說，九十年代以來的近代史研究很難描述，原有的古代史、近代史、當代史的劃分雖然還在，但已經被各式各樣別立名目的歷史歸屬所淹沒。要談近代史，只能籠統地講。與八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的研究是對八十年代宏大敘事的否定開始的。否定宏大敘事，不是因為它「大」而是因為它「空」，「普遍性淹沒具體性，思想淹沒史實，論斷淹沒論證」。所以，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三十年的史學越來越推崇史料，由此促成了各種檔案、文集、日記、書信、年譜、碑傳、學案等等的大量出版，同時是人在其中，用心用力於搜集國內的地方檔案，國外的圖書館、檔案館所藏資料，更加前所未有的，還有資料庫建立的史料的大數據。這些都使今人治史，已明顯地不同於往日。在這種取向之外，九十年代學術研究的另一個時趨是西方史學理論源源不斷地進入，三十年來我們已見到了法國的年鑒學派、施堅雅的城市理論、哈貝馬斯的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後現代史學、新文化史、歷史人類學、計量史學、費正清衝擊-反應說和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等等的次第而起，以及由此派生的口述史、醫療史、社會史、婦女史、觀念史等等，與之相關聯的是，跨學科成為學界流行的現象，社會科學的方法紛紛被引入本來屬於人文學科的歷史研究中。這些變化是以前所沒有過的，隨之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史學問題越來越多——曾經不成為問題的問題都成了問題；史學的問題越來越小；史學社團越來越多；研究成果的產出數量越來越多。這個過程大幅度造就了歷史研究的多樣性、豐富性、細密性和具體性。但三十年來造就了這種場面恢宏的東西，其自身的單面伸張和過度伸張，又會在積久之衍生出偏失。就我有限的聞見所及而言之，一是搜尋史料的功夫與解讀史料的功夫不相對稱。其結果一方面是新史料與新史料的同質和新史料與舊史料的同質；一方面是因史料之外的知識缺乏而看不出史料的聯繫和內涵，以致論文有新史料而並不一定有新見識，常見外觀的學術規範與內在的學術涵義不相匹配。

第二，比起八十年代比較空泛的思想闡述，九十年代以來的理論各成系統，也因之而各自分界，理論既多，各色學派也多。而理論之受崇奉，則在於理論能夠變成方法，方法能夠成為捷徑。楊教授引錢鍾書的話，說西學對中國來說，最好的境界是水中之鹽味，而不是眼裡之金屑，即理論之為用只能實現於理論的內化，因此，在崇奉理論的同時，最好也能夠想想真實的歷史和具體的歷史中，常常還有現成的理論罩不住的地方。中國人說的「史無定法」，西方人說的「歷史是反方法的」，兩者都是在指沒有內化的理論，其實不是法力無邊的。

楊教授說：九十年代以來，這三十年的史學研究推崇史料，走到極端，就可能會使我們看不到整體的中國歷史，推崇理論，走到極端，就可能會使我們只看到各式各樣的理論，而看不到貫通的中國史。這種偏失，造成了九十年代以來由否定宏大敘事開始的歷史研究越來越趨向碎片化。其實就整體研究總是要分解開來才能深入而言，碎片亦是應有之義，但分開之後總還要回歸到整體，否則被分開的片斷既無來路，又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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