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辨正 ┃楊天石、曾景忠編《寧調元集》勘誤（下）

原標題：史事辨正 ┃楊天石、曾景忠編《寧調元集》勘誤（下）

內容提要：楊天石、曾景忠在其所編《寧調元集》中，對寧調元一些詩文的寫作時間作了考訂，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他們的考訂結果中也存在一些過於寬泛或訛誤的情況。本文根據有關史料，對其中部分詩文的寫作時間進行了重新考訂，使之更為精準，以期對於廣大讀者正確閱讀和使用《寧調元集》以及今後寧調元文集的重新修訂工作均有所俾益。

寧調元（1883－1913），字光甲，號仙霞、大一

（接上期）

21.《缺題四首（1912年）》。《寧集》將此詩時間訂為1912年，應太寬泛。據筆者相考，此詩曾於1912年8月30日在《太平洋報》上刊載，署名太一，而且標題為《感事四首》。因此，此詩的時間可以其發表日期訂為1912年8月30日。

22. 《集定庵句，柬鵷雛、楚傖（1912年）》。《寧集》將此詩時間訂為1912年，應太寬泛。據筆者相考，此詩曾於1912年9月24日在《太平洋報》上刊載，署名大一，而且姚鵷雛還有和作。因此，此詩的時間可以其發表日期訂為1912年9月24日。

23.《秋日偕謝英伯、蔡哲夫、黃晦聞、王君衍、鄧爾雅游石門，舟中聯句(1912年秋)》。《寧集》將此詩時間訂為1912年，應不精準。據筆者相考，此詩曾於1912年9月23日在《太平洋報》上刊載，署名轂任，詩前有序云：秋日游石門，寧大一、謝英伯、蔡哲夫、黃晦聞、王君衍、鄧爾雅舟中聯句。其中寧調元的聯句署名大一。因此，此詩的寫作時間可以其發表日期訂為1912年9月23日。

24.《殘棋（1913年）》《偶成（1913年）》《柬鈍劍松汪（1913年）》《秋興用草堂韻並序（1913年）》《秋興再疊前韻（1913年）》《秋興三疊前韻（1913年）》《秋興四疊前韻（1913年）》《用東坡〈獄中遺子由〉韻，寄約真長沙（1913年）》。《寧集》將此八件詩作時間考訂為1913年，應太寬泛。查此八件詩作與《武昌獄中書感，並序（1913年7月）》共25首由傅尃編為《太一詩存》卷四，傅尃在卷末有附記曰：「右武昌獄中二十五首，亡友寧君太一自癸丑六月入獄至九月絕命作，皆輯自寄稿。」由此可見，寧調元這些詩均作於1913年7月至9月25日武昌獄中，因此其寫作時間均可訂為1913年秋。

25.《感懷四律 和陳蛻盦用元韻》。此詩原未署日期，《寧集》也未考訂其時間。但查此詩後有自注云：「重九，蛻盦、牧希、今希、竹雲、笛三諸君皆會飲於敝處。」蛻盦即陳范，號蛻盦，又稱蛻庵。柳亞子1913年5月在《陳蛻庵先生傳》中說：「丙午，萍醴之難，保全善類甚眾，顧卒以是失職去，留長沙觀變。先生則往來醴陵、長沙間，從醴人史良、傅尃、劉澤湘輩游。……醴人寧調元以革命錮長沙獄三年，先生時時攜酒就獄中賦詩痛飲，出而與傅尃言調元，未嘗不流涕也。」由此可見，寧調元禁長沙獄期間，陳范正在長沙且不時到監獄探監。又查1908年，寧調元在給章太炎信中說：「入今歲，匪特少侵凌之事已也，且內外頗形水乳。蓋彼等至下劣也，道德知識，兩無可雲，充塞方寸間，一完滿之金幣主義。某即以此而利用之，有時或尚得特別之待遇也，故亦可謂之不自由之自由。」。可見1908年以後，由於上下打點了獄典及獄卒，寧調元始「得特別之待遇」，逢年過節，一些朋友可攜酒菜到監獄與寧調元會飲。1909年端午，文斐、劉謙、傅尃等人攜酒肴聚飲於寧調元處。是年中秋節，劉師陶與文斐、傅尃、潘昭、何陶、潘昉等人又攜酒肴聚飲於寧調元處。因此，此次 「重九」，陳范與文斐、傅尃等人會飲於寧調元處應為1909年的重陽日，故此詩應作於1909年10月22日。

26.《摸魚兒 送別牧稀，並柬藎生、鈍子，用稼軒韻（1909年）》。《寧集》將此詞寫作時間考訂為1909年，應太寬泛。查寧調元1909年6月30日致高旭信中有「《摸魚兒》系昨日贈別友人之作」之語，故此詞寫作時間應訂為1909年6月29日。

27.《大江東去 酬哀蟬題〈南幽百絕句〉之作（1909年）》。《寧集》將此詞寫作時間考訂為1909年，應太寬泛。查寧調元1909年6月10日致高旭信中有「《南幽百絕句》，望吾兄遙題數言」 之語，6月30日致高旭信中有「承題《南幽》，謹奉答《大江東去》一闋」，故此詞寫作時間應訂為1909年6月30日。

28.《貂裘換酒 呈某先生（1909年）》。《寧集》將此詞寫作時間考訂為1909年，應太寬泛。查寧調元1909年9月8日致高旭信中說：「另錄《貂裘換酒》一闋，前《芳草天涯人未還》一詩，亦寄此人（即時任長沙知府汪鳳瀛——引者）者。此人於弟無一面之識，亦但有文字感情。當前日開複選舉時，將弟詳情向當道侃侃而談時，宦紳數十人在座，伊作一公事談，實在舊前輩中不可多得之人。」故此詞寫作時間應訂為1909年9月初。

29.《三台令（1909年）》。《寧集》將此詞時間訂為1909年，應太寬泛。筆者在1910年5月23日出版的上海《民聲叢報》第一卷第1期上發現此詞，題名為《三台令 悲湘路之亡也》，署名大一。故此詞的寫作時間可以其發表日期訂為1910年5月23日。

30.《一剪梅 出獄日作（1909年10月）》。《寧集》考訂此詞時間為1909年10月，實誤。查此詩標題《出獄日作》，點明了作詩的時間。關於寧調元出獄的時間，1909年11月，寧調元在致高旭信中說：「弟以前月十九卜解。」又《寧調元年譜》根據《醴陵縣誌?大事記》等資料考證後亦說：「11月1日（陰曆九月十九日）……寧調元於日出獄。」由上可知，寧調元的出獄之日為農曆一九0九年九月十九日，即公曆1909年11月1日。因此，此詩的寫作時間應為1909年11月1日。

31.《南社序（1909年）》。《寧集》可能以此文修訂稿《南社詩序》於1909年10月29日在《民吁報》發表而將其時間定為1909年，應誤。據筆者查考，寧調元在1908年5月16日致高旭的信中有「《南社序》已接閱否」 之語，說明作於1908年5月16日之前，而1909年10月29日則為其公開發表之時。因此，將《南社序》的寫作時間定為 1908年5月應更符合歷史事實。

32.《與傅鈍根書（三）（1907年2月9日）》。《寧集》根據此信末所署時間「十二月十七」而考訂其寫作時間為公曆1907年2月9日，實誤。傅鈍根，即傅熊湘，原名傅尃，字君劍、文渠，號鈍根、鈍安，與寧調元在淥江書院同學，後又與寧調元創辦《洞庭波》雜誌。查寧調元此信中有「爾來上午閱子書，下午《漢書》，燈下閱《說文》及《後漢書》，訂為常課」，與寧調元《南幽筆記（1907年12月9日——1908年2月5日）》中記載的此段時間其所讀書目相符。寧調元在該組筆記中記載：「十一月初五起，閱《漢書》，……十六日，借桂氏《說文解字義證》一冊。上午閱《說文》。」除了上午之外，從十二月初四至次年正月初三，近一個月的時間內，寧調元幾乎每天在筆記中均記載「燈下閱《說文》」。同時，在十一月初八的筆記中寧調元記「《後漢書?光武紀》上完」，並在其後加記：「從今日起加閱《後漢書》」。這充分說明，寧調元集中閱讀《漢書》《說文》及《後漢書》的時間是在1907年底至1908年初。又查，寧調元一九0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筆記中有「接敘梅、文渠信各一」、十六日的筆記中有「復文渠信一」、十七日的筆記中有「文渠十五來詩一首（錄十五日筆記），並索和，予以示張□」等語，這又充分說明，寧調元接、復傅鈍根之信均在十二月十五至十七日之間。綜上所述，此信的寫作時間應在一九0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換成公曆即為1908年1月20日。

33.《與傅鈍根書（八）（1910年）》。此信末所署時間僅為「二十七日」，未見年月，《寧集》根據此信中有「《南社》未見，能惠我一冊否」之句和「《南社》第一集出版於1910年」而將其寫作時間考訂為1910年，應太寬泛。經查，《南社》第一集出版於1909年12月，寧調元1910年7月18日（農曆六月十二日）致高旭（號哀蟬）信中也有「現聞《南社》已出版，望速寄數冊與我為感」之語，且致傅熊湘信中有「哀蟬處，在京曾通信一次，未見迴音」，而致高旭信中則有「半年不通一字，我之罪。鈍僧來函，報告一切」等語，可知，此兩信應寫於大致相同的一段時間內，而且致傅熊湘信應在致高旭信之前，所以，致傅熊湘信的時間應為五月二十七日，即公曆1910年7月3日。

34.《與高天梅書（二十）（1909年）》。《寧集》將此信時間考訂為1909年，應太寬泛。查此信內有「《民呼日報》已出版，見及否?主筆何人?宗旨若何?暇時告我一二」之語，而《民呼日報》於1909年5月15日（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創刊於上海，由同盟會員于右任、范光啟等主辦，戴天仇、景耀月等任主筆。又查此信中有「半年不通音間，疏忽之罪深矣」和「近來詩詞必多佳構，急望惠讀」等語，而1909年6月10日寧調元致高旭信中有「適發信之第四日，接到大著，甚慰。因即奉答一闋，另錄《滿江紅》數首」之語。可見，此信與6月10日信的時間相隔不久，故可確定此信的時間應在1909年6月初。

35.《與高天梅書（二十五）（1909年）》。《寧集》將此信時間考訂為1909年，應太寬泛。查寧調元1909年9月8日致高旭信中有「另錄《貂裘換酒》一闋……望賜和為要」之語，此信中又有「《貂裘換酒》過原作遠甚」之語，說明此信在9月8日之信後。又查，此信中有「敝事現近雖稍露動機」之語，而寧調元1909年11月致高旭信中有「弟以前月十九卜解」之句，說明此信寫於寧調元11月1日出獄之前。經以上分析，不難確定，此信應寫於1909年10月。

36.《與高天梅書（三十一）（1910年11月17日）》。此信原署「十六」，未有年月，《寧集》以十六日為庚戌年十月十六日，換成公曆即為1910年11月17日，實誤。據張明觀查考，此信存信封，上書「江蘇蘇州梨[黎]里鎮周公館柳安如老爺。仙緘」。封背書「九月廿八日午後十二時封」。江蘇黎里郵戳：「庚戌十月初六。」據此，該信應寫於庚戌九月十六日。換算成公曆為1910年10月18日。

37.《與高天梅書（三十四）（1912年）》。此信末只有「十九號」，未有年月。《寧集》將其時間考訂為1912年，似太寬泛。查1912年9月24日，寧調元曾致信高旭，內有「相別已八月矣……附呈近作數什，能和我乎？」而此信有「接來書並詩」和「比年北胡南越」之語，說明此信在9月24日之信後。且此時寧調元在廣州（寧調元於1912年4月下旬赴廣東任三佛鐵路湘省總辦），故其時間應為1912年10月19日。

38.《與柳亞子書（四）（1911年武昌起義前夕）》。此信未署時間，《寧集》考訂其時間為1912年武昌起義前夕，似太寬泛。據張明觀查考，此信存信封，上書「上海英租界廣東路三十九號鐵筆報館柳安如老爺。北京寧寄。」北京郵戳：「辛亥八月十二」。上海郵戳：「辛亥八月十七」。據此可知，此信應寫於辛亥年八月十二或稍前。換算公曆，應為1911年10月3日或稍前。

39.《與柳亞子書（五）（1912年1月）》。此信未署時間，《寧集》考訂其時間為1912年1月，似太寬泛。查信中有云：「敝社成立，吾兄諒表同情，可否即時填寫願書，以便入會[社]協同辦事。」「敝社」應指民社，1912年1月20日在上海成立，寧調元是參與人之一，後邀約柳亞子入編民社的機關報《民聲日報》。據此可知，此信應寫於1912年1月下旬。

40.《與柳亞子書（六）（1912年1月）》。此信亦未署時間。《寧集》考訂其時間為1912年1月，似太寬泛。據張明觀查考，此信存信封，上書「北浙江路南七浦路昇康里對過七百二十五號柳亞廬先生收。民社寧緘。」信背郵戳模糊，僅見「二月二日」。信中有云：「比即托少屏邀兄入社，以便將來在《民聲》為共同辦事之地。」信中「入社」之「社」，即民社，《民聲》即創刊於當年2月20日的《民聲日報》。由此可知，此信應寫於1912年2月2日或稍前。

41.《與柳亞子書（十一）（1912年8月）》。此信落款未署時間，《寧集》考訂其時間為1912年8月，似太寬泛。信中有云：「本月八號兄有來上海之說」，「日來常往第一台看戲」。說明寧調元寫該信時正在上海。查寧調元於1912年4月下旬赴廣東任三佛鐵路湘省總辦， 7月29日因選聘技術人員由粵抵滬，8月9日又匆匆離滬返粵。據此，該信應寫於1912年8月初。

42.《與陳蛻盦書（1912年春）》。《寧集》將此信時間考訂為1912年春，似太寬泛。如前所述，寧調元赴粵就任三佛鐵路湘省總辦的具體時間在4月下旬，且此信中有「來粵打破人家飯碗不少」「五月，當避暑、避蚊、避疫，來海上求清凈土」之句，可知寧調元到廣州不久，故此信應大致寫於1912年5月。

43.《與劉約真書（一）（1909年11月20日）》。《寧集》根據信末所署「九月二十八日」而將此信時間考訂為1909年11月20日，實誤。查此信中有「迨月間有自邑來者，得聞太夫人棄世」之語。可見，寧調元寫此信之時，劉謙母親剛去世不久，寧調元聞噩耗後即以此信致劉謙，表示慰問。再查，1909年1月，寧調元作《劉母潘太孺人墓志銘》，其中說墓主「歿於光緒戊申九月五日」，可見，劉母逝世於一九0八年九月五日，故寧調元此信應寫於一九0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即公曆1908年10月22日。

44. 《同獄中之斬決者（1907年）》。《寧集》將此文寫作時間考訂為1907年，似太寬泛。經查，此文第一句即曰：「十二月二十七日，晨光初透，同獄中有二人提同正法者。」以下文字，分別記載二人被捕前後的情況。最後，以「泰山鴻毛大有別異！君子可不固守哉？」由此可知，此文應寫於同獄二人正法的當天，即農曆丙午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曆1907年2月9日。

45. 《三月二十筆記（1907年）》。《寧集》將此筆記時間考訂為1907年，似太寬泛。經查，此筆記應作於《三月初十筆記（1907年4月22日）》《三月十三筆記（1907年4月25日）》之後，故其寫作時間應為一九0七年三月二十日，即公曆1907後5月2日。

46.《五月二十七日記事（1907年6月7日）》。《寧集》根據寧調元所標「五月二十七日」而將此記事的時間考訂為1907年6月7日，實誤。查此記事中有「回憶去年今日，正與禹之謨、石韞三、鄒價人等開湘學評議員會於邵陽中學堂」之語，說的是一九0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在長沙脫險之事。故此記事應寫於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換算成公曆應為1907年7月7日。

47.《生日和屯子（1907年）》。《寧集》將此詩時間考訂為1907年，似太寬泛。此詩標題點明寫作於「生日」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屯子」即傅專，與寧調元同鄉，淥江書院的同學，還是同庚。經查，1907年傅專有組詩《丁未生日述懷》，前一首七律押eng韻，即生、情、晴、聲，後一首七律押a韻，即加、瓜、家、華，而寧調元的這首和詩，也是兩首七律組詩，每首所押之韻正好與傅詩一致，所以，此詩應為寧調元和傅專《丁未生日述懷》而作。再查，傅專出生於清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他丁未年生日九月十九日即公曆即為1907年10月25日。 因此，寧調元的這首和詩應作於1907年10月底或11月初。

48.《題楊椒山先生獄中《苦陰雨》詩後》。《寧集》將此詩時間考訂為1908年，似太寬泛。經查，寧調元1908年6月有二信致高旭，均言及其《苦陰雨》之詩及和作之事。由此可知，此詩應作於1908年6月。

49.《與傅鈍根書（四）（1908年）》。《寧集》將此詞時間訂為1908年，應太寬泛。查寧調元1908年6月有二信致高旭，均言及其《苦陰雨》之詩及和作之事。在此信中，寧調元亦請傅尃「賜和一章」，可知此信與致高旭信同時，故此信的寫作時間應在1908年6月。（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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