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醫生簽約制：法律保障其走的更遠

最近，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布《關於規範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管理的指導意見》，以此來提升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規範化管理水平。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到合理、合法、合規，又如何讓醫護人員真正在基層醫療服務中發揮作用？這些問題需要儘快從法律法規、待遇政策等方面加以完善。

原文 ：《法律保障讓家庭醫生簽約制走得更遠》

作者 |海軍軍醫大學法學教研室 徐青松

圖片 |網路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和《關於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指導意見》要求，提升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規範化管理水平，促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提質增效，10月8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布《關於規範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管理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原則上每名家庭醫生簽約人數不超過2000人，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對象主要為家庭醫生團隊所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區域內的常住人口，也可跨區域簽約，建立有序競爭機制。

如何建立有序競爭機制？如何切實提升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規範化水平？其實早在2016年6月國務院醫改辦等七部門印發《關於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指導意見》中就提出，2016年在200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城市開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鼓勵其他有條件的地區積極開展試點。據衛健委信息，截止2017年4月，全國已有26個省區市印發了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的指導性文件或實施方案，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在2017年要擴大到85%以上的地市。到2020年，要基本實現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制度的全覆蓋。那麼，家庭醫生簽約居民是否被社會看好？簽約居民要求上門醫療服務是否合法？上門醫療服務制度又存在哪些法律風險？為保障家庭醫生簽約制順利前行，我們還該做些什麼？

對簽約居民而言，最大的期待是，簽約家庭醫生服務後，打個電話，醫生就能到家裡來看病。但醫生少、風險大，導致簽約易、履約難成為上門醫療的「攔路虎」，這就是當下各地家庭醫生簽約制實施中的現狀。為此，筆者認為，讓家庭醫生簽約制走得更遠亟需法律機制「組拳」出擊，具體有以下幾點思考：

建立符合衛生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值。儘管部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會有少量補貼給團隊，但因政府投入不足，所補貼金額並不能起到激勵作用。在許多歐美國家，全科醫生都扮演著真正意義上的家庭成員健康「守門人」的角色。他們與家庭簽約，承擔著居民基本醫療保健的職責，不僅有較高的職業聲望、社會地位，且收入待遇可觀。建議可根據醫護人員提供上門服務的數量、質量以及居民對上門服務的滿意度回饋制定一套可量化的考核體系，並定期向患者進行服務回訪。儘管「十三五」醫改已經啟動，薪酬制改革仍處於試點階段，但各地和相關部門完善並切實提高社區醫務人員待遇的腳步絕對不能放慢。

注重上門醫療服務法律法規的整體設計，以制度保障醫患合法權益。在醫患矛盾凸顯的今天，由於上門服務的特殊性，服務主體資質、服務項目、服務形式、診療操作規範、服務環境、風險控制等方面均需予以明確。因此，建議相關部門儘快制定並完善醫護人員上門醫療服務的法規和相關行為規範，以規範各利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切實指導實際工作的開展。同時加強醫護人員上門服務規範化培訓，建立家庭醫療安全風險監控機制和醫療責任險制度，促進上門醫療服務質量不斷提升，從制度上保障醫護人員和患者的權益。與此同時，對現有法律不合時宜部分應儘快修改。如：《執業醫師法》已出現部分條文不適用，「醫師經註冊後，可以在醫療、預防和保健機構中按照註冊的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和執業範圍執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和保健業務。」但是居民家庭顯然不是註冊執業地點，而且《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設置原則》、《社區護理管理的指導意見(試行)》都明確了「上門服務、家庭病床」服務；再如家庭病床的管理問題，目前只有一部 《家庭病床暫行工作條例》對家庭病床的範圍、器械裝備、制度和收費做出了相關規定，且是1984年就已出台的法律，也需要及時修訂完善。

研究風險防範具體應對措施，建立相關突發事件處理應急機制。在這方面，需要考慮多種情況，比如，為避免漏診，對於首次簽約家庭，應建議所有成員體檢，並根據體檢結果及個人訪談建立家庭健康檔案，尤其是既往病史、家族遺傳病等給予高度重視，同時應根據每個家庭檔案評估，制定個性化服務方案。對於有上門醫療服務需求的，醫患雙方可簽署服務協議，以明確雙方權責，保障雙方合法權益。對於輸液等高風險的醫療服務行為，可以發放告知單，向患者及家屬說明該治療的注意事項和簡單處理辦法，並由家屬簽字認可；對於拒絕簽字的，應及時報告醫院或者錄音固定證據，避免發生醫療爭議，等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3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