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才暴得大名，是整個影壇的恥辱
李誕最近在《奇遇人生》里表示，暴得大名，不是好事。
今天他最擔心的事發生了。
因在酒吧和一個女子的舉止過於親密，而被熱議。
換作沒成名之前，誰會關心這點事呢。
李誕的原話是，「硬整一些自己配不上的榮譽，會害死你」。
說的是，實力配不上榮譽。
而有一位電影人則恰恰相反，所得榮譽配不上他的貢獻——
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
他是誰呢？
被稱為獨立製片人的守護神。
（《少年時代》導演理查德·林克萊特）
大家都知道，斯皮爾伯格的《頭號玩家》是個大彩蛋電影，而全片最大的彩蛋，其實是「玫瑰花蕾」（Rosebud）。
這個彩蛋的來源，就是 77 年前奧遜·威爾斯執導的電影《公民凱恩》。
「玫瑰花蕾」指的是凱恩童年時期的雪橇，比喻通向他心靈的終極秘密：純潔天真的童年時光。
（當年斯皮爾伯格曾花了 4.5 萬美元，特地買下了這個雪橇道具，後被威爾遜告知買到假貨）
如今《頭號玩家》的劇情線索，也是幾乎復刻了《公民凱恩》：尋找天才遊戲師心靈的終極秘鑰。
令人唏噓的是，奧遜·威爾斯生前可沒有得到如此珍貴的尊榮。
他後半生混的很「慘」，不僅在好萊塢拿不到投資，「流亡」歐洲 20 多年，就連手頭上拍了 15 年的作品，都因為沒錢而始終完成不了。
等他去世 33 年後，網飛卻揮金如土，花費巨資根據他生前的手稿和錄音，盡量貼合其本意，將他未完成的遺作《風的另一邊》剪輯完成。
而他也被公認為影史第一人。
正如剛剛放出的這部新紀錄片的名字——
《死後成名》
They"ll Love Me When I"m Dead
如今，「公民凱恩」幾個字已經成為一個形容詞，用來表示某片在它的類型里達到巔峰開創性地位。
比如《房間》，就被形容為爛片界的「公民凱恩」；
《蝙蝠俠》是漫改片的「公民凱恩」；
《雨中曲》是歌舞片的「公民凱恩」...
如果你有興趣了，回頭翻看這部 1941 年的黑白老電影，卻很有可能會發現它索然無味：什麼嘛？都是司空見慣的東西，也沒發現有啥牛逼。
這恰恰是它牛上天之處：《公民凱恩》里的技巧，早已被如今的電影人熟練地運用到自己的作品裡，它成了電影的血液。
那麼《公民凱恩》到底開創什麼了呢——
散點敘事、深焦攝影、向人類精神世界進軍（以「玫瑰花蕾」為標誌）。
單以「系統地運用了深焦攝影」這一點來簡要說明一下。
這是個啥玩意兒？
深焦，對應著淺焦。
淺焦，就是指一副畫面里，只有一塊地方清晰，其它都是模糊的，常常用來拍攝光鮮亮麗的大明星，讓他們的面孔看起來光彩奪目。
比如《亂世佳人》里，斯嘉麗和白瑞德的面目很清楚，但他們身後綠色的樹木全都糊掉了。
（如今美顏相機也常用這種「糊背景」的套路來凸顯人物）
這是一種視覺操控性很強的技巧。
而深焦，則是一副畫面里不管遠近左右都清晰可見。
這種鏡頭的優點，在於賦予了觀眾自主性：同一個畫面里發生了多個動作和事件，不依賴焦點的操縱，讓觀眾自己有一種「發現」的快感。
《公民凱恩》里就系統地運用了這種深焦攝影，最經典的莫過於這場小凱恩童年的戲份。
首先，我們看到小凱恩在外面玩雪，隨後鏡頭往後拉至窗戶，我們看到凱恩的父母和銀行家；
鏡頭跟著人物往裡走；
再往後拉，三個成年人在桌子上籤訂了撫養權協議。
這個鏡頭展示了一個真實而完整的空間，構圖方式上也使得小凱恩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顯得渺小而遙遠，暗示命運被這三個龐大有力的成年人決定了。
令人叫絕的是，奧胖拍攝《公民凱恩》時，才 26 歲。
天才無疑。
但是個命運多舛的天才。
奧胖自小就是個可愛的胖墩兒。
他的祖父是個蠻有名的律師，雖然家境不錯，但童年生活甚是辛苦。
父親是個花花公子，把家產散盡，整日酗酒。
4 歲的時候父母離異，他跟著鋼琴家母親生活。
9 歲的時候，母親得肝炎去世，之後小奧胖跟著父親，遊歷了很多國家，其中還包括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
「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
所以我們經常在他的電影里看到中國元素，比如《公民凱恩》中的豪宅命名為「上都」，來源於忽必烈的元大都；
更不用提《上海小姐》里唐人街景象，女主甚至在電影里用粵語打電話。
（《上海小姐》女主走過唐人街）
15 歲時，喪父。
小奧胖早早地開始了孤身一人的生活。
他從小對戲劇感興趣，11 歲時莎士比亞已經熟稔於胸。
很自然地，他成為一名演員，16 歲孤身一人跑到愛爾蘭某個戲院里做學徒。
9 個月後返回美國，21 歲成立話劇劇團，獲得很大的成功。
這樣作為一名出色的演員，直到他 26 歲，RKO 雷電華電影公司就給他全權拍攝《公民凱恩》的機會。
自編，自導，自演。
但就是這麼一部優秀的作品，當時票房慘敗，奧斯卡上也只收穫了一個劇本獎。
等到他拍攝第二部電影《偉大的安巴遜》時，RKO 雷電華趁他去巴西出差，偷偷將片子重新剪輯，縱然如此，藝術成就依然很高，但票房依然慘。
於是他被 RKO 雷電華炒了。
當時好萊塢是大製片廠時代，也就是說一部電影的最高掌權者並不是導演，而是製片公司。
奧胖希望全權把控一部電影，在當時是很反叛的。
而又一個時局不利的是，當時美國政治開始掀起了「紅色恐懼」的麥卡錫主義，奧胖屬於政治上的左派，迫於壓力他只好「流亡」歐洲。
在異國，一待就是 20 年。
後來他終於返回美國，開始拍攝《風的另一邊》。這部片，奧胖拍了 15 年，從 1970 年一直到 1985 年，他自己精剪完成了其中 40-50 分鐘。
是實驗性非常強的先鋒電影。
沒錯，縱然拍攝於 33 年前，它放到現在依然先鋒。
戲中戲，偽紀錄片，黑白彩色交替，35mm 和 16mm 的鏡頭隨意替換。
畫面一會是黑白，一會是彩色，一會從左邊拍，一會又跳到人物的右邊...
剪輯風格用一個字來形容：瘋狂。
但這種狂亂中，依然有很多令人驚艷的段落。
比如年輕男女的追逐戲，車子里的激情戲，光影的運用美輪美奐。
對比一下《公民凱恩》那種穩重的風格，《風的另一邊》是對他本身的極大顛覆。
他說「電影中最偉大的事情，就是美麗的意外」。
所以他對《風的另一邊》的初衷，就是隨性，沒有劇本，像紀錄片一樣去拍攝演員的狀態。
而這部影片本身的內容很有意思。
主角是一個年邁的導演，他拍攝的一部影片因為資金斷裂而無法繼續，在他生日這天，他與一位年輕導演的友誼破裂，並意外迎來了死亡。
看出來了嗎，這幾乎是奧胖自傳式的影片。
裡面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主題，則是背叛。
「有人背叛朋友，有人背叛信仰，你覺得哪種更糟糕？」
「被朋友背叛最糟糕」。
這是奧胖一生的掙扎：被家人、好萊塢、投資人、好朋友重重背叛。
我想他終其一生都搞不懂，為什麼我明明拿出了好東西，就是沒有人願意要？
不是沒人要，是這些東西太超前，後世的人們才發現它的價值。
文化領域裡有一個說法，叫做「無用的幽靈」，是指在全球資本快速旋轉的模式下，人們被安排在流動性極強的工具性崗位上：不需要你過度鑽研，只需要你快速靈敏地把工作完成五六分就行了。
敷衍和膚淺，是這個時代鼓勵的利器。
但也是最無用的。
就像如今國內的電影界，你無需把一部作品拍的有多好，只要抓熱點炒熱搜，你就會有錢賺。
與之相對的，就是所謂的「匠人」，不計回報地將一件事情做到極致。
這樣的人，反而是最吃虧的那一個。
奧胖無疑是電影界的「匠人」。
人們習慣於用結果，來評價一個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渺小的，還是偉大的。
但弔詭的是，往往有那麼些實際上為這個世界貢獻了無比珍貴東西的人，在他活著的時候，總是不被認可。
他們身上有著最偉大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卻懷著深深的不甘，孤獨而死。
由奧胖的境況，魚叔想到另一個中國年輕導演，胡波。
他的《大象席地而坐》摘得了今年金馬獎的最佳影片。
4個小時的片長，放大人物的局部面孔，跟拍淺焦長鏡頭給觀者帶來深沉的浸入感和壓迫力。
這部影片用鋒利的刀尖，割破普通中國人日常面臨的情緒困境，連皮帶肉撕開，鮮血淋淋。
這是一部真·硬核作品。
帶著極大的坦誠與勇猛，配得上它得到的所有獎項。
彭昱暢飾演的男主對著空曠的廢地瘋狂咒罵，最終用怒氣支撐自己走向遠方，滿懷期待走向那個席地而坐的大象所代表的命運轉折。
可是胡波的命運沒有迎來轉折。
當《大象席地而坐》拿到金馬獎之時，距離胡波自殺已經過去 401 天。
有才華的人，沒有善終，是時代之恥。
在留下來的很多影像資料里，奧胖常常大笑。
然而看著看著，那笑容里總含有一絲凄愴的味道。
善待那些用心做事的人，就這麼難嗎？
助理編輯：春大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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