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常勝軍三任洋首領，李鴻章痞子手段十分了得！三人結局個個慘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清廷上下對洋人是既恐懼，又憎恨，還藐視。

但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發生的一幕，改變了清廷對洋人這種複雜且一邊倒的看法。

北京城被英法侵略軍攻破，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後，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留京高官們驚異地發現，想像中的滅頂之災並沒有發生，侵略軍並沒有逞凶勢將京城據為己有的意思，相反派兵分踞京城各處，把守城內各倉庫及衙門。

很顯然，這樣的蠻夷強盜他們從未見過，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似乎也沒有。

更讓這些高官們驚異深思的是，這些蠻夷強盜在索要了五十萬兩現銀以及其他一些求利的條款後，居然甘心言和，撤軍南返了。

由此，象恭親王這樣腦袋並不迂腐，也不偏激的高官們在深思下得出了一個結論，闖進天朝的洋人並沒有問鼎中原的「狼子野心」，他們只是一心牟利，並無他謀。

有了這種認識後，1861年初，恭親王聯合其他幾名朝中重臣會銜向朝廷上了《統計全局折》。此折在回顧夷禍之患以及《北京條約》的簽訂過程後說，「自換約之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以條約為據」，這說明了什麼？

他們根本沒有圖謀大清社稷與百姓的歹心。

既然如此，為何不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然後借用他們的洋槍洋炮去對付心腹之害——太平天國和捻軍呢？

這是恭親王等人為內憂外患下的清廷開出的一劑戰略補藥。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劑戰略補藥讓破敗不堪的清廷又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

然而，究竟該怎麼具體執行「借夷助剿」這一懸崖邊取利的戰略？朝中很多重臣還是表示了深深地擔憂。

漕運總督袁甲三就公開反對，他說，戰不勝，則和不久；暫時言和，以後終究要戰。現在借用洋人助剿，弄不好就是引狼入室。助剿功成後情況可能更糟，洋人不僅可能獅子大張口，更可能以此為借口重挑戰端。

照傳統的歷史經驗，袁甲三的擔憂不無道理。

但在正與太平天國鏖戰的另一些封疆大吏看來，袁甲三的擔憂未免懦弱、無能、膽怯了些。在這幫人看來，蠻夷如虎不假，但怎敵我天朝統御萬民的智慧權謀，恭親王已經說了，用信義籠絡，用手段駕馭是前提，有這個前提何愁不能給蠻夷置一個收放自如的牢籠。

況且，天朝從來不缺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權謀。

此種爭執表面上看是能不能這麼乾的問題，實際上則是怎麼幹才能萬無一失的問題。

這時候，正統帥湘軍與太平軍鏖戰的關鍵人物曾國藩說話了。

一半聖賢，一半腹黑的曾國藩，拿出的辦法果然老謀深算的很。他說，第一、洋人可借用，但不能濫用，限於上海一地最好；第二、借用要講策略，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

品品曾國藩的辦法，只在上海用，那就是關鍵處一邊用，一邊畫地為牢；會防不會剿就更老謀深算了，守危城讓洋人上，攻新地摘果子讓自己人來，這麼干，既把洋人當炮灰用了，完了他們還沒多少邀功請賞、漫天要價的機會。

換成當下的話說，這麼借用洋人，洋人到最後是只有玩命的義務，沒有分蛋糕的權力。

到這裡，咱們今天要聊的李鴻章終於可以登場了。

李鴻章的人生大機遇正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出現的。因為上海有被太平軍攻陷的危險，在上海官紳的一再懇請下，曾國藩最終下定決心，讓李鴻章獨自領軍馳援、據守上海。

這是淮軍崛起的起點，亦是李鴻章強勢崛起的真正開端。

咱們前面說了，曾國藩關於如何借用洋人，主要就是針對上海一地說的，這既是曾國藩的深算，也是基於現實的考慮。

因為上海不同他地，1860年時任兩江總督何桂清就曾提出「撫夷助剿」的辦法，但未被朝廷採納。但因為上海勢危，在滬籌辦防務的蘇松太道吳煦還是暗地裡僱用美國人華爾組織了「洋槍隊」。

「借夷助剿」成為朝廷新戰略後，「洋槍隊」不再遮遮掩掩，很快就成了朝廷正式僱用的「常勝軍」。

也就是說，李鴻章到上海後，在借用洋人這一點上，早已存在的」常勝軍「就擺在他面前，他是想用也得用，不想用因為現實需要也必須用。

總之，不比自己搞起來的隊伍那麼好用。

然而，隨後的事實卻告訴我們，李鴻章在對付洋人上比曾國藩要厲害的多。曾國藩固然老謀深算，但似乎始終放不下他秉承的那個」誠「字。

李鴻章就不同了，雖然嘴上他也推崇曾國藩的」誠「字，但根上他卻認為對付洋人，唯有耍」痞子腔調「、使」痞子手段「。

那李鴻章所謂的」痞子腔調「、」痞子手段「究竟是怎麼耍的，怎麼使的呢？

洋人咄咄逼人的時候，他油滑無比，絕不跟你叫板，只要把你繞暈、繞傻就好；洋人堅持那些個道道可以利用的時候，他腹黑無比，要麼讓你幫著數錢，要麼讓你替著挨刀；洋人有把柄可握的時候，他毒辣無比，不是用髒水潑廢你，就是用伎倆搞死你——

李鴻章因為簽了太多喪權辱國的條約，所以在咱們的樸素認知中，在洋人面前他始終很慫。這其實只是國不如人下的難為一面，深入到實際中看，很多事很多過程，李鴻章其實沒少給洋人設圈套、挖深坑。

站在國家的層面，李鴻章最終總是受辱，但如果單挑，李鴻章贏起來可能並不費勁。

對付常勝軍的三任頭領就是一個鮮活的寫照。

李鴻章剛到上海的時候，常勝軍第一任首領華爾是拒不見他。為此，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自嘲說：」華爾總是眾中矯矯，雖至今不理會，並未至敝處一謁，與外國人何暇爭此小過節耶？「

姿態上十分地大度。

但大度有時候就是一種藐視。

幾次接觸下來，李鴻章果然向曾國藩表達了這樣的看法，他說華爾和」常勝軍「簡直」蠢然一物「，充其量只是外國流氓。

但與此同時，李鴻章又承認這些外國流氓的戰鬥力十分驚人，所以必須想辦法加以鉗制，然後盡用。

嚴格來說，李鴻章說華爾是外國流氓，有些言過其實。此人雖有專橫跋扈、狂傲不馴的毛病，但還算守規矩，打起仗來也是沒話說。因為這些，上海頭面人物楊坊還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他。成了中國女婿後，華爾乾脆加入了中國籍，朝廷對他的印象也不壞，多次立功後，也給了他一個副將的正式官職。

但對李鴻章而言，華爾歸根結底是洋人，更不是自己人，所以必須鉗制加盡用。

怎麼鉗製法呢？

高智商痞子手段。因為華爾能打仗，李鴻章用的著，所以他不正面跟他起衝突，但又太狂橫怎麼辦？李鴻章的做法是，我搞掉你在上海的後台，我看你還怎麼狂橫。

就這樣，此前一直在上海主持局面，更是華爾後台的吳煦、楊坊被李鴻章解除了職務和兵權。

誰是上海老大一目了然後，李鴻章對華爾並沒有大力壓制，甚至沒有恪守曾國藩」會防不會剿」的原則，結果華爾被當成炮灰，戰死在了浙江慈溪。

華爾戰死後，因為洋人的跋扈，李鴻章全面接管常勝軍的算盤沒能打成，原華爾副手美國人白齊文接管了常勝軍。

比起華爾，這白齊文就象一個地地道道的外國流氓了，所以李鴻章對付他的辦法自然不同。

上來的套路——穿小鞋，套路其實很老，但對更加肆橫的外國流氓似乎很奏效。1863年1月，白齊文帶衛隊從松江回到上海，向華爾的中國老丈人楊坊索要欠餉。

被楊坊拒絕後，這外國流氓居然把楊坊痛毆了一頓，並搶走了銀餉四萬餘元。

李鴻章抓住這個把柄，以」不遵調遣，劫餉毆官「的罪名，很強硬地就把白齊文革了職。外國流氓不服氣，甚至拉來了美英兩國公使向朝廷施壓，討說法。

但在李鴻章面前，統統不好使。

不僅如此，李鴻章借這事又把吳煦、楊坊打擊了一遭，理由是白齊文之罪，吳煦、楊坊兩人難脫干係。

再說這白齊文。

見官復原職無望後，這外國流氓竟然搶奪常勝軍輪船」高橋號「，投奔去了太平軍。

得知此事後，李鴻章當即懸賞捉拿，而且是不要活的，見人頭賞銀三千兩。

此時的太平軍已屬頹勢，李鴻章這麼一搞，因是眾矢之的，太平軍對白齊文也無心重用。本以為能要個高價的白齊文，想法落空後乾脆又脫離太平軍，幻想能重新回歸常勝軍。

但這樣的回頭草，李鴻章怎可能讓他吃。

兩頭無路後，白齊文只得離開上海。在日本混了一段時間，沒尋到出路後，這外國流氓居然又一次潛入了中國，想去投靠駐軍在福建的太平軍侍王李世賢。

結果，在廈門被清軍郭松林部抓獲。

按當時清廷與洋人簽訂的條約，白齊文應交給美國領事館處置。正因為如此，在押送白齊文來蘇州的途中，船翻了。

白齊文死得妥妥的。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是李鴻章乾的，但很多人都懷疑主謀即是李鴻章。

繼白齊文之後，接管常勝軍的是戈登，此人類似華爾，但似乎比華爾更有職業軍人的操守以及口碑。

但在李鴻章眼中，此人仍是必須對付的蠻夷、異己。

對付戈登，李鴻章的套路又變了。因為淮軍漸漸有了掌控蘇滬全局的能力，此時的李鴻章開始偏向曾國藩的」會防不會剿「，但他把這個原則用的很狡猾，經常仗打的差不多了，該摘桃子了，戈登的常勝軍就被調走了。

但李鴻章利用戈登絕不僅僅只有這些，更腹黑的還是在誘降太平天國八王，兵不血刃攻佔蘇州城，進而斬殺八降王這一權謀大事上。

在當時，駐守蘇州的太平天國八王是不相信李鴻章的，若沒有戈登以他的軍人信譽做擔保，李鴻章的誘降之計未必能成功。

讓太平天國八王和戈登都沒料到的是，他們居然都是李鴻章兵不血刃拿下蘇州城的棋子。

結果，八王悉數被殺，戈登信譽掃地。

為此，將軍人信譽看得很重的戈登揚言要殺了李鴻章，但躲起來的李鴻章卻在幾個月後為戈登送上了一個更殘酷的現實——

兔已死，狗必烹。

但比起華爾、白齊文，戈登的結局算是好的了，雖然離開中國時，他很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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