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2.5萬！浴火重生，歷經千年的宋拓孤本高價易主

文化 11-26

11月21日下午，中國嘉德2018秋拍最重要的古籍拍品--黃丕烈題跋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舉槌，此石刻拓本以1600萬元起拍，經過多輪激烈競價，最終不負眾望，以38,525,000元高價成交。

黃丕烈舊藏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的身世極為傳奇，自明以來先後歸藏於明代羅氏、常熟歸氏、陶珠琳五柳居、黃丕烈士禮居、汪士鍾藝芸書舍、程文榮茹古樓。最終，在1860年燒毀茹古樓的江寧戰火中，十二卷宋拓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失去了蹤影，從此沉寂150餘年。

（宋）薛尚功編黃丕烈舊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冊附啟功舊藏石印本1冊紙本

29.7×4.5 cm

從各公藏看《歷代鐘鼎彝器

款識法帖》宋本的裝幀

黃丕烈舊藏宋拓石刻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共六冊，十二卷。嘉德此本與上海圖書館所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四、十七、十八、二十殘頁合冊同源，原為一套，宋元之際散佚。

傳世《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本，計：

1、中國嘉德2018秋拍 Lot 2148 之黃丕烈舊藏十二卷本。

2、台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三、十四殘十九頁，為明清內閣大庫中發現；

3、又藏卷十七，首失半開，黑紙補足。

4、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卷十八。

5、上海圖書館藏卷十四、十七、十八、二十殘頁合冊。

現將上述數種裝幀形式說明如下：

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三、十四殘十九頁，其先發現之三頁四周有破損，未見裱邊，後發現之十六頁為民國時期重裝。

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三、十四殘十九頁

上海圖書館藏卷十四、十七、十八、二十殘頁合冊為吳湖帆重裝本，吳氏保留原裝之黑紙，只將其每開寬窄有所變化。

上海圖書館藏卷十四、十七、十八、二十殘頁合冊

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七、社科院考古所藏卷十八兩冊石本因破損嚴重，將上下黑紙裁去，僅留帖芯，現石本邊緣尚見有黑色補紙。卷十八石本一九八三年重裝改卷時，王世民先生在《記所見薛氏鐘鼎款識原石宋拓殘本》文中指出「蠧蝕頗為嚴重」，可知此冊殘損程度。

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七

社科院考古所藏卷十八

上述公藏的原始特徵在於原裝本皆有黑紙留存，這可以證明此種裝裱形式是當時共同的特徵，其年代最遲也應為明代中期以前。

黃丕烈藏十二卷石本，其特徵有：

其一，十二卷石本上下黑紙與帖芯用紙為同時期者，此與宋拓《淳化閣帖》紹興國子監本十冊（卷九藏上海圖書館，餘九卷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原裝形式相同，即上下補紙，左右內容連接不補紙。

中國嘉德2018秋拍黃丕烈舊藏本

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淳化閣帖》紹興國子監本卷九

其二，十二卷石本封面為一指半簾紋宋紙（一般冊頁不用紙為皮，多木或錦），後可能在五柳居陶珠琳或士禮居黃丕烈修補。

中國嘉德2018秋拍黃丕烈舊藏本封面

其三，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七，首缺半開，用黑紙補足，冊首左半開右上鈐「晉府書畫之印」，知此右半開在明代以前即已缺損；社科院考古所藏卷十八冊末開鈐「敬德堂圖書印」、「晉府圖書」；

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七冊首「晉府書畫之印」

社科院考古所藏卷十八冊末開鈐「敬德堂圖書印」、「晉府圖書」

此三印與國家圖書館藏唐末五代拓柳公權書《神策軍碑》首開、尾開鈐印位置相同，符合明晉府鈐印方式。由此可知此兩冊在晉府時原為一冊，歸李彥章（蘭卿）時已分為二（朱為弼在卷十八石本跋語言及兩冊），李氏後人又將兩冊分別售出。由此可知卷十七、卷十八兩卷一冊為其原裝形式，黃丕烈舊藏十二卷本亦為兩卷一冊。

國家圖書館藏唐末五代拓《神策軍碑》首開

尾開

其四，黃丕烈藏十二卷石本卷十五首失半開，用黑紙補足，此方式與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七裱法相同，即卷首失半開，亦用黑紙補足，知此右半開在明代以前即已缺損。

中國嘉德2018秋拍黃丕烈舊藏本卷十五首半開

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十七首半開

其五，黃丕烈藏十二卷石本除缺少卷一至卷六以外，又缺卷十七、卷十八，而分藏兩家之石本卷十七、卷十八曾入晉府，其與黃丕烈舊藏本缺失過為巧合，當與十二卷石本為一套，宋元之際散佚也。

故可以判定此十二卷石本當為原裝本，且精潔如新，又有汪士鍾藝芸書舍木匣護持，彌足珍貴，當為此帖宋本之冠。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流傳考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錢塘人薛尚功撰寫的金石學著作。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江州郡守林師說命人將書籍刻石二十四片置於江州公庫，由此，便有了宋拓石刻本流傳於世。因石刻拓本存世極為稀少，明代時《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拓本已不見於書目記載。鑒於此書石刻宋拓本之珍稀難得，黃丕烈在得到十二卷本時在卷尾珍重題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

關於石刻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最早的記錄見於南宋曾宏父《石刻鋪敘》。查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見有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記載，僅見明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刻朱印本、明崇禎六年朱謀垔刻本、清嘉慶二年阮元刻本，以及若干明清抄本。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七

黃丕烈認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以宋刻本為最佳。在兩種明刻本中，朱謀垔刻本要遠勝萬岳山人所刻朱印本。同時，黃丕烈記錄了自己新得到十二卷宋石刻拓本的情況：

「……昨歲得石刻殘本，取校此本獨勝。急覓朱本一對，無有也。……余藏石刻殘本，少一至六，又十七、十八共八卷，既無石刻，則朱本可據，因志原委如右。復翁記。」

結合上述黃跋推測，黃丕烈大概是在嘉慶十七年（1812）的年初得到此十二卷宋拓本的。他於壬申（1812年）除夕前六日在拓本二十卷卷尾題跋：

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於余。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復翁。

黃丕烈題跋

從黃丕烈題跋、拓本鈐印以及藝芸書舍的木匣可推知，此本曾經歸朝煦、陶珠琳五柳居之後到了黃丕烈士禮居，之後歸藏汪士鍾藝芸書舍。再之後的去向，則要從各家的題跋中去尋覓蹤跡。

進入二十世紀，在民國以來多家金石學著錄中，都有關於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記載。但是涉及到黃丕烈舊藏十二卷本時，卻未有一人親眼得見。關於黃丕烈藏宋拓十二卷本的描述，每一筆記載都像是講述一個傳奇故事，始終無人得見石刻拓本的廬山真面目。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一

1929年9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整理北京午門城樓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時，在書架上發現了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三葉殘片，之後又購得十六葉。這十九葉殘紙的內容，屬於十三、十四兩卷。史語所的徐中舒先生先後撰寫了《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兩篇跋文。史語所之後又將殘紙和跋文集合起來，用珂羅版精印一百冊傳世，由此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再次引起學術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