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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百家講壇」成名之前的易中天

2000年,我寫過《閑話易中天》一文,發在《解放日報》,後來又被《書與人》雜誌轉載。那時,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開篇即牢騷――京官適合外放,便於撈銀子。文人應該進京,容易名天下。――以下的議論,則多是為先生鳴不平的。那時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還會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運。

其實,先生執教武漢大學時,已然是校園的一道風景。1986年,我插班進中文系,那時就已經開始實行必修課和選修課制度。選修嘛,學生挑老師,景況有點殘酷――有的門庭若市,有的門可羅雀。高年級的師兄則跟我們參謀――易中天的課,不管他講什麼,都該是必聽的。於是,我就抱著試試的態度在他帳下做了記名弟子。那門課本身,我原無多大興趣,叫著「《文心雕龍》美學研究」。

那時的插班生,是恩科拔貢,在學校有點天子門生的感覺。仗著都操過社會,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卻眼高於頂。待到走進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階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嚇。三百多的座位早被佔滿,講台下的空地也已擺滿了小凳,窗台上還擠著男生。這陣仗,在我從前的大學生活中卻未有過。以後便也知道,要想親聆謦咳,那是必須提前半小時去佔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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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那會兒初進不惑,條紋襯衣牛仔褲,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話說――酷。聽了幾回,確實覺得有味,我這個老逃課的也就被吸引進去,竟從此構成一生的緣分,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龍》講得好聽,即使在我今天來看,仍然認為是種大本事。

該課結業有兩個學分,先生的考試卻也特別――各自回去寫篇文章,只要與原著相關即可。我為了博先生的青睞,斗膽用文言寫了篇論文,後面還賣弄地附了一首律詩,記得有「譚龍諒必屠龍手,說美豈非解美人」一聯。許多年後,與先生戲談當初的交往,果然他是從這回考試注意到我這個姓名的――他給了個最高分,95。只是現在想來,我仍為年輕時的輕浮孟浪深感汗顏。

80年代的大學,於今天來看,確實恍若隔世。那種自由浪漫和求知慾,在眼前這個商業時代,似乎已很難重現。

先生的課,一直是人滿為患。他每個學期,又都開的新課。因為怕擠,後來我只斷續聽過他和鄧曉芒合講的「中西比較美學」。鄧是哲學系的才子,還是著名女作家殘雪的哥哥。易鄧當時在武大齊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憑直接考取武大的碩士。

真正走近先生,所謂入室,也是因為文字之緣。那時武大有個文學校刊,準備發我一篇習作。那正是一個時興探索和實驗的年代,我寫的個小說,是把詩和敘事兩條線並列而下的,形式上顯得有點怪異。主編好意,專門拿去想請先生寫個評論――那時老師在文學期刊開文評專欄的,只有他和於可訓先生。先生似乎還對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編約我到他家去座談。我未想到這竟成了敲門磚,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區,的確算是蝸居,主卧兼客廳,我們就在床前閑話。針對拙作,先生反倒沒說幾句,大意是好故事,這樣就發表,有點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貿然投出。

但自此之後,我則借梯上樓,與先生的過從漸密了。他在課堂上,原本對許多人事,都持皮裡春秋的說法――這也正是他講課的迷人之處。單獨面對時,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帶著更多的機鋒。那時,他還是副教授,曾經被劉校長賞識,一度做過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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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老校長下馬,他也就潔身而退了。那陣子高校還比較正規,因而教授也難免捉襟見肘,先生忽然就說要戒煙了。我不忍看他連這點雅癖也要斷交,故意送他一條煙一瓶酒一斤茶,並附贈了一首五古――人生有三害,俗號煙酒茶。持之呈君子,獻芹復自誇。煙為百害首,灼灼芙蕖花。舶來非國粹,盛行推中華。一支燃在手,焚香熏白髮。暗夜見明滅,清宵練吐納。噴之驅蚊陣,如鶴舞雲霞。個中觀世相,何似霧中花。冉冉作雲遊,功效勝大麻。

酒是萬惡源,亦乃食精華。哲人千古醉,醒者皆堪殺。白眼夾醉眼,酒花掩淚花。一壺能遣悶,三杯聊解乏。飄然百病退,一夢登仙槎。譫囈皆珠璣,著書自有法。此亦屬隱術,用之可避邪。茶本閑人趣,並稱為一家。造化來指掌,無地入胸夾。荼蘼舌尖放,清泉齒上滑。清苦有回味,品味度生涯。三物皆有害,幸不違憲法。人不可無癖,嗜此非窮奢。勸公莫捐棄,悟道必無差。也許這首打油還真的起了點作用,以至於今天他還保有這些惡習。


先生和我,應該論得上誼兼師友。這種關係在我畢業之後,似乎更漸深濃。那時我分到瓊島,彼此尺素往還,說些非關家國的閑話。再以後,我又突然辭職回了武漢,之後是比較漫長的閉關索居生活。而此階段的先生,在武大則也過得比較壓抑。雖然著書幾冊,講課最受歡迎,卻由於眾所周知的諸般人事,竟連正高職稱也被卡著不評,住所則依舊是蝸居。於是,先生漸萌去意。

楚材難為楚用,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潛規則。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猶能於風塵中辨物色,很快廈大就來了調函。從當日的頻繁通信來看,初遷海崖,風俗盡殊,不免有去國懷鄉之嘆。我在禁中,無以相慰,嘗遙寄過一首詞――念奴嬌贈易師――燃煙枯坐,想先生何在?黑雲遮月。望處霜風吹淚眼,又到團年時節。海岸無涯,仙蹤難覓,應悔曾輕別。幾回提筆,苦衷難以重說。猶記忝列門牆,諄諄垂教,常使心肝熱。當年門生今孰往,護侍師尊身側。隨俗紅塵,爭逐蠅利,多是江湖客。夜深東望,但看雲水千疊。

在那個特殊歲月,先生對我魚雁殷勤,鼓勵甚多。每次返漢省親,也必彎到起義街55號來探視。難中相見,他給我推薦當年有哪些小說文章可以一讀,說起劉震雲的《新聞》,他竟能隨口背出原文,並分析其中筆法的機智。師生相與禁中論文,確實每讓陪侍之人跌破眼鏡。至今想來,那樣的畫面實在溫馨。

那時在廈門有個陌生女孩,經朋友介紹,與我時相箋候,有點近似今天的網戀。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來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後來先生又來探我,很鄭重地規勸,說彼此並不適合。他認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於選擇,來日方長,先欠人情則勢必背負道義的十字架,最後使自己進退失據。想想人生所謂良師益友,雲天高誼,也就莫此為過了。


先生學的是美學,講的是文學,到廈大後執教的卻是藝術,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學和雜學。作為學者,他自有《藝術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高頭講章擺在那裡,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還是作家,寫得一手好小說,這卻是大眾不曉的。

那時先生初到廈門,心中耿然還有一些孤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識分子在一個變革時代的失態,寫成了一個中篇小說《文火慢熬》,甫一發表,就被《中篇小說選刊》拔為頭條。我是深為先生的才氣折服的,那種老到的文筆,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說實話,遠遠勝過許多專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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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國時代那些學者,能把創作和治學都弄得非常像樣。而先生,正是具備了如此的大器。但辭章小道,於他看來,雕蟲而已,偶爾玩玩,只是聊遣雅興。任我如何進言蠱惑,他都只肯稍展鱗爪。後來,他還寫過一個中篇,名叫《高高的樹上》,也是諷刺當下的學術腐敗,看罷無不拊掌大笑。其實,即使先生今天已經名聞天下,私心裡我還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創作,也必將給這個無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傳世的經典。

大約從94年開始,先生感於商業時代對學術出版的衝擊,開始跳出專業來寫一些平民化的學術隨筆。95年窮愁潦倒的我開始要自謀生路準備當書商,他聽說後,馬上把已經簽約給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部書稿(即後來暢銷不衰的《閑話中國人》),又要了回來給我,說你拿去做,賺了就給點稿費,賠了就給點樣書。這種古道熱腸,在這個日漸勢利的世界,實在是不復多見。

可是,那時的我於出版還是菜鳥,加上幾個朋友資助的一點錢,捉襟見肘不敢多花。結果為便宜找了個爛印廠,印出來完全是殘次品。印費搭了進去,書卻難於銷售,一本非常好讀的書,卻被我砸在手裡。我深感有負先生美意,他卻沒有半句責言。就是這本當時名為《中國,掀起你的蓋頭來》的書,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這部僅僅流傳了幾千冊的書,今天也該是人們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個有心的編輯讀了這本書,決定重新包裝,我讓出版權,該書當即成為暢銷書而讓別人賺得盆滿缽滿。

先生為了幫我,見我做書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暢銷書授權給我,這就是眼前還在熱銷的《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從這兩部書開始,先生成為了當代最具人氣的思想學術隨筆作家之一。


先生是我見過的最博聞強記的人之一,因而談鋒甚健。和他對話,尋章引句,信手拈來,你多半只有聽的份。關鍵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裝深沉,無論葷素都可以開談。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絕,滿座人都會為之前仰後合。「百家講壇」因是央視欄目,大眾傳媒難免諸多講究――個人演講的真正風采原是不易展現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異軍突起,小露鋒芒便贏得粉絲無數。

先生是重情重義之人,所以走到哪裡都有朋友。95年他回漢,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長,這時的劉老已經去職多年。只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卻不敢或忘。想想塵世中的種種緣分,總還是有些彷彿古風的東西,值得我們在心底溫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們出校時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領導,那位爺半真半假地說:你走了,我們還是很惋惜的,還是調回來吧。先生笑著答曰:那我確實有病。

善與人處的人,不一定沒有脾氣。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過一回的――要把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一個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該社出了該作者的一本書,其中一些文字,則直接取自先生前幾年的舊著《讀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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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是,社裡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師兄,那也就是他的學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寫詩的青年,與我則也算舊交。媒體生怕他們打不起來,希望這個世界多點茶餘飯後的談資,遂幾面撥火,先在輿論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結,後來大家知道我與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調解。百易兄不用說,本乃他的高足,無辜成了被告,話到禮到即可。

海默兄則因在媒體攛掇下,原先說過些傷人的氣話,先生難免不快。我知道勸他莫過於情,他是深諳情理的,於是只在電話里說――海默跟我一樣,外省人到北京,拖著老婆孩子賣文為生,您要索賠,那就是逼人討飯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動了惻隱。最後只象徵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問為什麼要這個數字,他說代表報警而已。就這樣,官司化解,我想這就算是古人所說的恕道了。


其實早在央視主講漢代風雲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經是暢銷書大家了。除開前面提到過的那幾本,他還連續出了《品人錄》《艱難的一躍》《你好,偉哥》《帝國的終結》等。在整個書業皆現蕭條的現在,他這種獨具個性風格的隨筆體學術書,卻很奇怪地一路躥紅,成為各個出版社追搶的對象。即便如此,以我對他的了解,仍認為那時的他,還是未被這個世界足夠認識,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處。

不可否認,電視這種強勢傳媒確有其巨大能量。而他這樣深懷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將要被鏡頭髮現。一旦嶄露頭角,則肯定要成為公共人物,要面對無數大刊小報的評頭論足。這是人生的一個兩難困境,毋庸諱言,每個囊中藏錐的人,都渴望舞台,都願意有朝一日脫穎而出小試鋒芒。正如林語堂所說,即便做和尚,也願到都市大廟去對萬千僧尼講經,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對一個小沙彌說法。這是因為熱衷思想的人,多願把自己的寸心所得傳播給社會。人類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賴於此。

但大眾傳媒往往也是雙刃劍,能成就人也能損害人。做公眾人物,沒有從容面對毀譽的氣度顯然不行。名高則謗生,這是自古而然的。連你的收入也成為市民話題時,你就別想還有什麼隱私了。更何況許多同行文人,內心難問,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於是,許多朋友看著現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遊走於這根鋼絲繩上,應該還是優裕自如的。

我知道我在此際來寫先生,難免私淑之嫌。況且以其盛名,原也無須在下的錦上添花。只是因為見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來與先生的交誼,自覺有必要還原一個真實的先生,讓世人了解一下這個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風的今天,肯定仍舊是許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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