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勇：歷史，你在哪裡？（一）

陳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歷史系美國史教授，曾任該校研究生院副院長（1999—2004），並擔任多所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學，分別獲得歷史學系學士和碩士學位。1985年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著述包括：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 Pacific Community(2000)，中文版《華人的舊金山》（2009）；《美國史探研（續編）》（2010，合編）。曾在紐約市和費城的博物館舉辦過「美國中餐館歷史」的展覽（2004—2006），曾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生教育經費和中國教育部春暉獎。曾任美國種族和移民學會的董事，並擔任美國國家人文基金和加拿大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項目評審委員。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成立籌備組成員（1987）。

也許，這是一篇不應該寫的文章。以研究歷史為業的學人，可以海闊天空地談古論今，但是，寫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似乎從來就不是其職責。更何況，在歷史學本身日益邊緣化的今天，史學家們所撰專著的讀者越來越少，又有誰會對一介歷史系教師的思想和經歷產生興趣呢？然而，也正因為史學的危機，史學家們才更應該多反思。歷史的長河，有時像滾滾洪流，激蕩人心；有時又像山間小溪，令人流連忘返。是什麼時候，它在歷史學家的手中竟變得如此無力，如此乏味？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從湖北山區走進北京大學歷史繫世界史專業，滿懷要了解世界的青春情懷；後來遠渡重洋，為的是近距離了解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帝國的成長史。數十年浸淫史學界，我從中國到美國，從學生變成先生。讀了很多著作，但學到的更多的是歷史學，而不是歷史；歷史學的知識越來越多，但卻感覺到離歷史越來越遠。我對歷史的領悟，來自於現實生活這個課堂。在此，歷史是活生生的，無處不在。對歷史和現實密切聯繫的發現，給了我探尋歷史的激情。這並不是說歷史是為現實服務的。與此相反，現實存在於歷史之中。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在內的現實世界也都只不過是歷史過程的一個部分。所以，學習歷史，也就是在體驗生命。

歷史學的危機

美國史學家早就看到了歷史學的危機。有一部1999年出版、六年後又再版的美國史學著作，就以「歷史學的危機」為標題。「危機」二字絕不是危言聳聽之詞。史學失去了它曾擁有過的崇高社會地位。從在西方有「歷史之父」之稱的希羅多德到文藝復興時代的馬基雅維里以及啟蒙時代的伏爾泰等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稱歷史學為「唯一的科學」。即使在崇尚實用主義的美國，史家也曾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美國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1913年出版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觀》，用階級觀點重釋美國憲法的淵源，產生了深遠的反響。在他之前的特納，於1893年發表《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一文，用簡練而激昂的文字，指出美國民族的獨特性是在不斷向西擴展過程中而形成的。這一觀點的影響遠遠超出史學，給美國例外論這一重要社會思潮提供了基石。

在中國，歷史學的影響更為長久。太史公的《史記》一開史學先河，兩千多年來，魅力無減。《史記》成為中國人共同歷史記憶的一個重要環節，長久被尊為國之瑰寶。清代學者章學誠雲「六經皆史」一語，道出了史學的崇高地位。近代中國困苦深重，難容靜靜的書齋。但陳寅恪這樣潛心治史的學者，仍然得到了廣泛的敬重。

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史學在中國和美國社會的影響都漸漸式微。歷史學家則成為被社會所遺忘的群體。人們對歷史的記憶也越來越淡薄。在美國，很多中小學生成了「史盲」。為此，國會於2004年專門通過《美國歷史和公民教育法》但收效甚微。2009年7月初，《亞利桑那州每日星報》報道說，該州內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學生不知道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任總統。

中國的情況無不相似。1978年與我同時考入北大歷史系的同學裡，各省的狀元就有好幾位。但不久歷史系就很難吸引高考的尖子了。雖然高考得高分並不一定就是人才，但這也表明歷史學在人們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有的歷史系乾脆改頭換面，給自己的門牌冠上「旅遊」等字眼。史學岌岌可危，可見一斑。

歷史學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類知識結構的變化，所以也是在所難免。社會教育水平日益提高、信息量不斷膨脹，人類知識的分工也就越來越細。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逐漸從歷史學這個大框架分離出來。歷史不再是包羅萬象的大一統的學科了。此外，二十世紀前的歷史學家——從蘇格蘭的知名史學家卡萊爾到《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到近代中國的梁啟超——多是為數甚寡的社會上層人士。他們是重要歷史過程的直接或間接參與者。他們研究歷史，是出於個人歷史責任感而做出的選擇。二十世紀以後，歷史學日漸專業化，歷史研究更多地成為一種謀生的職業。專業化把歷史學從貴族的壟斷解放出來，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這也極大限制了歷史學家的自由和創造力。如果說貴族撰史是有感而發的話，專業史家發表論著乃是不得不發。而且，其作品必須要得到為數不多的同行的認可，由此才能在各自的單位里通過考核。這樣一來，史家的社會責任就退居次位了。「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這句古語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史學界的可悲的現實。當然，一部史書的價值不能僅以讀者的多寡來衡量。但是如果整個學科都在朝著為少數專家來寫歷史的方向發展，那就大有問題了。專職史家的隊伍不斷在擴大，可讀者卻越來越少。這正是歷史學的危機所在。

脫離了社會大眾，歷史學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和意義。自然科學家大可關在象牙塔里做自己的研究。就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也都可以在狹小的範圍進行。這些學科，各自都有高度排他性的方法和術語，從一開始就不是要給大眾來鑒賞的。但歷史學則不同。它從來就沒有一套完整、獨特的方法，其賴以生存的土壤乃是社會。早在部落時代，歷史就是靠眾人的集體記憶來保存的；歷史記錄的內容則是部落成員的共同生活，是其共有的財富。

歷史學的這一社會性乃是其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今天史學的衰落不能僅僅歸結於人類知識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商業化。史家也應當檢討自己。我們離社會越來越遠，眼界越來越窄。在史學論著中，很少表現出卓越的駕馭文字的能力；乾澀的八股式語言反而常常駕馭了史家。

有人把歷史比作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多年苦苦追隨她，從北大到康乃爾大學。但到頭來，卻發現她原來已變成了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媼。我在中國時讀到的歷史，號稱把握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規律，但總是讓人昏昏欲睡。到了美國，發現史學家更多的是工匠，而非思想者。歷史系培養學生，就像是歐洲中世紀作坊訓練學徒；在好大學裡，通常都要熬上七、八年甚至更久。等畢業時，銳氣早就磨平了；除了能寫近於公式化的作品外，早已喪失了其他技能。博士生教育所出現的問題，不僅限於歷史系．2000年有人就美國博士生教育作了廣泛的調查。參加調查的博士生有三萬二千人之眾，涵蓋各大學的一千三百個科系。設計這項調查的學者戴維斯（GeoffDavis）曾說，「拿到博士學位的人，同時也失去了在大學以外生存的能力，這很成問題」。

從二戰結束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是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美國高等教育的「黃金時代」。基本不參與大學管理的聯邦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資助科研，使得美國高校，尤其是公立學校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歷史系也隨之得到巨大擴張。但隨後就是三十年的「就業危機」。我們這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來到美國學歷史的，正好趕上這個很現實的危機。由此，很多來美國學習歷史的朋友，很多後來都轉行了。有的進了法學院，有的改學電腦，走上高科技的康庄大道。動作慢、又膽小的我只好留守在歷史這塊陣地上。

沒能改換門庭，「什麼是歷史？」也就成為一個數十年里揮之不去的問題。親近的朋友為此都笑曰：真是一身的酸書生氣。英國學者卡爾曾著有題為《什麼是歷史？》的專著，從史學史和歷史哲學的角度來探討此問題。看來我身上的酸氣還有點歐洲味呢。對身處危機重重的史學界的我而言，這不單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一個史學家對自己生命的意義探索。我常捫心自問，除了為生計，還有什麼別的原因要學習歷史嗎？學習歷史的我，與我所學的歷史又有什麼關聯呢？

對一個研究美國歷史的外國人來說，美國的社會生活就是最好的課堂。1985年八月我從北京飛抵紐約肯尼迪機場時，已是深夜，四下一片漆黑。陌生美國社會對當時的我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黑洞．接待我的朋友，是一位豪爽的猶太人律師。他說，你來學習美國歷史，一定要看看紐約。第二天，他太太帶我去了曼哈頓。中午請我吃一種上面塗有乳酪的大餅。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披薩。剛來美國的頭幾年，我對美國社會生活的知識還不如小學一年級的學生，連諸如早餐的麥片、時下流行的電視劇、熱門的棒球球員等生活中最基本的話題都全然不知。這是留美學美國史研究生的尷尬：在課堂里，我讀的是最新的研究成果，還當助教教授美國學生；然而在生活上，我對美國社會的知識充其量也只有五歲孩童的水平。我也曾暗自企望能躲在金字塔，兩耳不聞窗外事。但如果這樣做了，最多也只能成為水貨的美國研究者，更有悖於我來美國的初衷。於是我老老實實地把了解美國社會當成一門必修課。

了解美國，就要去體驗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徑。我則在吃上花了很大功夫。這不光因為我愛吃；更重要的是，飲食是每個文化的核心部分。要了解、融入一個新文化也就要從這裡開始。飲食結構的變化，最為清楚地勾畫出社會的變遷。美國家庭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從中午到傍晚，是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產物。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大規模國際化的美國餐飲業，則是美國社會從一元化社會邁入文化多元的一個重要標誌。像諸如豆腐、醬油等常見的亞洲食品已成為各大超市的常備食品，就連九層塔和藏紅花這類以往罕見的食品也日益流行。飲食也是區域性文化獨特性的重要象徵，比如愛達荷州的土豆，緬因州的龍蝦。還有著名的「辛辛納提辣醬」——我在此用引號，因為它其實是一種流行於中部地區的大雜燴式的菜肴。各地做法不盡相同，有的強調其中的肉桂風味，有的偏重可可。只有親口品嘗，才能真切體會箇中滋味，就跟學歷史一樣。

生養孩子，是了解美國的另一個重要途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家庭生活已發展成為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核心。剛來美國時，以為美國父母和孩子的關係很淡薄，孩子十八歲就會被踢出門。但當自己為人父後才發現，美國的父母比中國的父母要付出更多。從孩子很小開始，父母就帶著他們四處奔波——參加生日派對、彈鋼琴、打球，等等。作為移民的父母們，也由此與不相往來的鄰居成為朋友，與美國社會有了親密的接觸。

在美國這個多元化的國度，體育是人們生活中的另一個的共同點。在中國我讀報，先讀的是政治新聞。到了美國，發現大家拿到報紙，先打開的是體育版。在這個富裕而穩定的社會裡，體育新聞也是很多人唯一關心的新聞。我到美國的第二年，也開始訂知識分子必讀的紐約時報，早晨起來，一塊麵包，一杯牛奶，就著一份報，開始了一天的生活。時而久之，我也迷上了體育版，因為我發現體育記者個個都文筆過人。能把賽事活龍活現地重現於靜態的文字中，的確需要非凡的文字功底。讀體育新聞，也就成為我提高英文能力的一個重要環節。

愛讀體育新聞，也是因為我喜歡運動。康乃爾大學位於俗稱紐約上州的一個小鎮，四下一片田園風光。大文人胡適二十世紀初在此讀書時，將小鎮的名音譯為「伊色佳」，頗為傳神。但是在文化娛樂層面，這裡卻堪稱一遍荒漠。踢足球是我有限的幾項休閑活動之一。1997年暑假的一個周末，晚飯後我和幾位中國同學組隊和老外踢球，對手中有一個高大黑人，一看就是打橄欖球的。突然，球從空中落到我們的球門邊。我見勢不妙，飛身一個鏟球。身體還沒落地，那位黑人球員的腳已經踩在我腳上。咔嚓一聲，我右踝關節整個斷掉。救護車呼嘯趕來，我躺在草地上，任憑醫護人員忙著剪開我腳上的球鞋。心裡感到從未有過的寧靜。眼前是被扭成互為九十度的腳板；頭頂上是無盡的星空。我猛地感到生命的有限和短暫，以及個人的渺小。「歷史是什麼」這個問題或許太宏大、太沉重了。史家所能了解的歷史，只不過是其個人生命經歷的反射，會隨生命消亡而終結之日。由此，每個時代，每個族群，甚至每個人都要不斷地撰寫自己的史籍。（未完待續）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