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網罪魁——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結局

奇特的審判：

1949年1月26日，抗日戰爭早已過去4年之久，民國政府對著名侵華戰犯岡村寧次的最終審判終於來臨了。

上海的街頭巷尾出奇平靜，當然，人們事先並不知道這次審判的消息。因為直到清晨，才有早報刊登出這則新聞。中國民國的軍事法庭里冷冷清清，除了犯人律師和庭人員外只有20多名獲準的記者在場。比起1948年第一次對他的轟動審判，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這一次，岡村寧次在被告席上只是靜靜聽著辯護律師舌燦蓮花般的表演。自己連去年庭上「沒有犯罪行為，只負連帶責任」的辯解也不用了。他默默站在那裡，心裡已經大致有了數。

（被告席上的岡村寧次）

其實他早就得到蔣委員長的保證，戰犯監獄典獄長就曾數次點撥他：「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然考慮國外內的影響，不得不如此。但絕不會處以極刑。至於無期也好，十年也好，結果都一樣，請安心受審。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判決後可根據病情請求保釋監外療養，無論是審理和入獄都只是形式而已。」

吃了定心丸的岡村情緒穩定，只是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個幾年。等到律師說完，法庭要求岡村自行辯解，他果然只乖順答道：「同意各辯護律師的申辯。」庭審程序按部就班的快進行到結束。等到最後陳述時，岡村寧次沒有忘記那些大人物的貼心叮囑，便開口道：「本人對法庭審判無任何意見。但對於日本官兵的罪行給許多中國國民造成物質，精神上的災難表示歉意。同時對因病推遲審判造成工作困難，表示感謝。」

（1947年，石美瑜審判長在軍事法庭前留影）

下午4點再次開庭，審判長石美瑜生硬的宣讀了結果：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公訴人：本庭檢察官

被告：岡村寧次，男，年66，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

指定辯護人：

江一平律師，楊鵬律師，錢龍生律師

右被告因戰犯案件，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左：

主文：岡村寧次——無罪。

理由：

按戰爭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戰其間，肆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暴行，或違反國際公約，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為要件，並非一經參加作戰，即應認為戰犯，此觀於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各條之規定，至為明顯。

本案被告於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酒井隆、谷壽夫業經本處判處死刑，松井石根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先後執行在案）。

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八月，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份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犯罪相繩。

至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花、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行發生，然此應由行為人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在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

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據上論結，應依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庭檢察官施泳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審判長 石美瑜

審判官 陸超，林健鵬，葉在增，張體坤

（1937年，侵入我國鄉村的日軍部隊）

聽聞侵華日軍總司令竟然「無罪」，在場幾十名記者群情激憤，不顧憲兵阻擋，沖入庭長室向石美瑜抗議。可向來以強硬著稱的石美瑜也毫無辦法，儘管他已經把臭名遠揚的酒井隆、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田中軍吉等人送上絞架，但這一次卻不同。他早就收到國防部會議報告,而且蔣總統親自來電關心：「據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在不判岡村寧次無罪，各位法官就只能進軍事監獄的無奈下，石美瑜做出了這個違心決定。他臉色蒼白，拒絕回答一切質問，匆匆宣布退庭。

這是一個讓岡村寧次自己也有些意外的結果。他感激涕零的恩人們竟然為侵略自己國家13年之久的罪魁努力開脫。現在不是無期，也不是七年八年，連一天監獄都不用再蹲。比起被盟軍軍事法庭絞死的老熟人東條英機，老朋友山下奉文，老同事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真讓人感到諷刺。

原計劃向庭長致謝的岡村寧次被石美瑜閉門不見。他正茫然不知所措，一位法庭副官悄悄告訴岡村寧次最好乘亂走脫，他遂偷偷從法庭後門離開，徒步安然返回寓所。

（最常見的岡村寧次標準照）

岡村寧次的在華罪行：

對於自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岡村寧次當然一清二楚。

1932年，他在關東軍支持下加入了侵略中國的上海派遣軍。一開始岡村寧次就和其他日軍將領不同，當其別人正考慮如何與中國軍隊正面作戰時，他就把維繫日軍士兵所謂的士氣放上檯面。也就是他，當時首先倡議將一批慰安婦送往上海侵華日軍之處，成為二戰歷史上第一位能夠確認強迫婦女賣淫的官員，在史冊上留下了一筆洗刷不掉的劣跡。岡村寧次先招募長崎等地的日本婦女「為國獻身」，後又強制抓捕韓國中國婦女。也因為他賣力張羅，讓日軍在上海的慰安所「大一沙龍」（上海東寶興路125弄1號），「小松亭」（虯江路大富里5號）、「永樂館」（狄思威路）、「三好館」（吳淞路松柏里）門庭若市。此後，日軍進一步在各地推廣上海慰安所模式，標誌著慰安婦制度正式形成。

（上海第一個日軍慰安所——大一沙龍舊址）

（1944年雲南，被中國遠征軍解救的日軍慰安婦，由隨行美軍拍攝）

1938年岡村寧次指揮第一次長沙會戰，後參與攻佔漢口。日本歷史學家吉見義明考證，岡村指示部下用化學武器攻擊了中國守軍，可見其不擇手段。但這些普通作戰似乎並不能滿足他的胃口。

1941年11月，岡村寧次發現中國軍民在日佔區抗戰意志堅強，便以平民為目標，親自發布「燒光，殺光，搶光」三光政策的燼滅作戰，開始對中國鄉村實施大掃蕩製造無人區。他還徹底放任華北方面軍，停止軍紀執法，讓日軍士兵搶劫殺人放火成為家常便飯。根據日本歷史學家姬田光義統計，岡村的三光政策直接或間接導致超過270萬中國平民死亡。

（正闖入中國民家的日軍）

此後他轉戰南方，一路打到廣西。在日軍江河日下時他擔任起侵華日軍總司令，還多次企圖攻入民國陪都重慶。美軍打到日本本土周圍以後，他更是頑固派之一，準備繼續在中國作困獸之鬥，直到天皇宣布投降為止。

（日軍攻佔廣西）

對於這樣一個非同一般的日軍頭目，居然能在審判席上全身而退，原因何在？

勝者不像勝者，敗者不像敗者。

其實，這種奇特的結局早在侵華日軍宣布投降之時，便已初露端倪。按理說民國政府深受日本之害，應該恨之入骨，結果卻不然。日本剛一投降，各路高官就表示「勿以暴力代替暴力」，更有人宣稱：「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並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合作。」

難道這是官員們的突發奇想？當然不是，因為總統蔣介石已經在1945年8月15日上午10點，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一小時發布了一通講話。

（發表抗戰勝利講話的蔣介石）

「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裡，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

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後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們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

日本在華投降的基調就這麼被蔣介石定下了。「以德報怨」成為主題，似乎十多年的艱苦抗戰，3000多萬軍民的死傷，無數個家庭的毀滅都可以被這幾句話一筆勾銷。那些屍骨未寒的將士似乎完全不曾存在過。對比起處理內部問題時的「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可謂笑話。

（日本千葉縣一座十字路口上的「以德報怨之碑」，立碑者：蔣介石）

1945年9月9日，中華民國在南京舉行日軍受降典禮。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按規定日方作為戰敗者需要向中方行禮，中國代表何應欽等人不需要還禮。結果岡村寧次在投降文件上簽字蓋章，駐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茂三郎呈獻給何應欽時，何應欽卻主動站起來對他回禮。

不合理的現象持續著，第二天一大早，岡村寧次就接到民國政府召見。當他見到何應欽時，對方很和氣的開口說道：「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我們一同努力做吧。」言畢，何應欽表示岡村寧次被任命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負責日本在華軍隊和僑民的遣返事宜。岡村受寵若驚。他立即理解，這是對自己堅決不向八路軍等共產黨部隊投降的獎勵。在投降之前的華北，為了不向八路軍投降，岡村指揮著日軍繼續頑抗，死傷高達1萬多人。至於華中華南，日軍則順從的將武器物資交給了國府軍隊。

這時，侵華日軍被民國政府稱作「徒手官兵」。為了避免日本侵略者的感情不受傷害，蔣委員長可謂費盡心機。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反對處死天皇，反對美國廢除天皇制度。當美軍建議中國派部隊和盟軍一起佔領日本本土，並把四國島分配給中國，該方案也被蔣放棄。面對民國政府對日出奇寬大的政策，連盟軍總部都頗有微詞。

（筆者發過的盟軍佔領日本預案，黃色區域為民國預計佔領區）

既然對日態度如此，那岡村寧次的待遇就不會差到哪裡去。名為負責「善後」，實為給民國政府發動內戰出謀劃策。讓他在華北掃蕩清鄉的反游擊經驗為國府所用。

岡村寧次擔任聯絡長官期間，絲毫不似囹圄罪犯境遇。國府要人時時前來拜訪，總司令何應欽更是一邊套近乎一邊大談中日合作。

（電影《大決戰》中何應欽拜訪岡村寧次的場景）

12月23日，蔣介石總統更是親自面見慰問，岡村寧次和小林總參謀長一同入座，根據他本人回憶，

蔣介石說：「您的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盡量給予便利。」

岡村寧次答道：「深感厚情，生活滿好。」

蔣介石又說：「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的情況，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岡村寧次答：「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介石再道：「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岡村寧次點頭稱：「完全同意。」

整個談話在一種輕鬆的氣氛中進行，蔣介石始終面帶微笑，甚至有些和藹可親，言語之溫暖簡直讓岡村寧次深深感到「敬佩」。實際上，這更像親密盟友之間的關懷，而不是戰勝者與戰敗罪犯的溝通。

（和史迪威溝通的蔣介石，此番笑容應該和見到岡村時無異）

對蔣介石主導的國府來說，岡村寧次確實已經成為盟友。何應欽總司令就囑咐他，要寫出一篇對中國軍隊真實坦率的評論，用來改進軍隊提高戰鬥力，以方便贏得內戰。岡村寧次在獲得不會對外發表，只是內部參考之用的承諾後，便根據自己多年侵華經驗，寫出了一篇名為《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的文章。此文從日軍角度出發，以實際交戰遇到的中國軍隊為對象，討論分析了其優缺點，後來成為蔣介石等國府高層人員內部參閱的機密文件。

（電影《大決戰》里的岡村寧次，老謀深算躍然紙上）

（滿臉媚笑的何應欽）

除此以外，過去岡村寧次侵華司令部的老班底也被招來，7位日軍參謀將官在岡村寧次周圍聚集。他們同樣為國府服務，由各自經驗一起總結出了數十本情報資料，供蔣介石等人參考。

抗戰結束後的幾年裡，岡村寧次和他的幕僚們就這樣一直處在國府的精心庇護之下，表面上協調日人遣返工作，實際充當內戰高級參謀。他們日常生活優渥，除了不能當街遊玩之外，算得上錦衣玉食，稱心如意。

設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幾次照會民國政府，要求把岡村寧次和松井太久郎等侵華日軍頭目送往審訊，此時岡村寧次已經被國際法庭列為戰犯，理應受審。但蔣介石等人不斷敷衍，對外聲稱岡村寧次正患肺病被監視居住，待病好以後再回國受審。為此還開具了患病證明，讓這位要犯一直缺席東京審判。後來日本士兵僑民都已遣返回國，國際法庭又繼續催問，蔣介石政府只得把其他日本將官送走，只剩下岡村寧次一人。得知遠東國際法庭預計將於1948年4月結束所有審理工作之後，民國總參謀長陳誠決定把岡村寧次的聯絡長官職位保留到4月下旬。也就是說拖到國際法庭將要關門之時，由國府自行審判。這時是生是死，是關是放不過就是蔣介石等人的一句話而已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東條英機，後被執行絞刑）

但紙畢竟包不住火，中國民間各界了解到岡村寧次依然逍遙法外後，紛紛要求國府嚴厲懲辦其燒殺搶掠的大罪。各路報紙也競相刊登文章，抨擊當局曖昧態度。出於外界壓力，國府終於在1948年把岡村寧次送入戰犯監獄準備受審。當抗日戰爭結束後三年之久，這位日酋才步入鐵窗，可謂現實之荒誕。

在國內審判來臨之際，湯恩伯，何應欽等親日派按照「上意」，已各處安排妥帖，就等審訊這齣戲儘快糊弄過去。因為蔣總統已經表示「同意開始審判，並已指示要從輕處理」。於是，1948，49年兩次對岡村寧次的庭審就此揭幕，第一次尚且邀請了駐上海各國外交官和國內各界人士前來旁聽，第二次就匆匆開審草草結案，也就是大家看到本文開始的那一出奇特場面。

審判兩天後，上海各大報紙終於紛紛刊登岡村寧次被無罪釋放的消息。民眾一片嘩然，人們群情激奮，四處張貼標語「不許把日本戰犯放走！」「不承認對岡村寧次的無罪判決！」「重新審判日本戰犯岡村寧次！」中共方面也提出強烈抗議。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為了平息民憤，也考慮審判結果荒唐，趕忙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結果上海警備區扣下代總統命令不發，反而讓岡村寧次趕緊回日本。

1949年1月29日早晨，260多名日本戰犯準備登船回國。可岡村寧次昨天晚上才收到消息，以至於臨行慌亂，沒有叫到車輛去碼頭。正值此時，湯恩伯專程給這位日酋安排來一輛卡車，讓他順利成行。後來岡村對湯恩伯公私方面的屢次照顧簡直難以忘懷，中日戰場上兩位對手反倒成了「莫逆之交」，一位是「水旱蝗湯」，一位是「三光」首創。

（侵華時期日方宣傳畫）

1月30日上午10點，美國輪船維克斯號駛離上海。2月4日抵達橫濱碼頭。岡村寧次在侵華十多年後安然回到日本，其心情定然是感慨萬千。於當地援護所辦完退伍復原手續之後，他返回自家。因為他「因公致病」，還被安排到東京國立第一醫院住院修養。

（於南京投降時的岡村寧次，右起第四名）

白團——岡村留下的陰影。

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回國初期，岡村表現低調，避免公開發表一切有關國際政治和民國政府的談話。似乎他已經遠離了喧囂的軍旅政治生涯，但事實上，這位老練的前侵華總司令仍緊密關注著中國局勢的發展。看到國民黨在解放軍面前兵敗如山倒，同樣具有強烈反共傾向的他不禁為蔣介石深深擔心。

1949年7月，考慮到民國政府高層對自己有恩，也考慮到意識形態的相近，岡村寧次決心用實際行動幫助蔣介石。他發動自己的關係網，和澄田睞四郎、十川次郎等前日軍高級指揮官商議，準備招募舊日軍里的志願指揮官和參謀前往中國助戰。這個時期日軍已經被同盟國解散，很多武官賦閑在家，由於日本戰後經濟混亂不堪，這些人沒有工作，退休金也難以領到，連吃飯填飽肚皮都成了問題。

9月1日，由岡村寧次牽頭的日軍顧問團——「白團」，在東京成立。這個名稱來源有二。一是直接指揮者為前日軍軍官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二是取白色與紅色政權相對抗之意。

白團成員最初有17人，都是舊軍官出身，他們有的和岡村意氣相投，有的為了出人頭地，有的想藉機糊口。無論何種目的，他們準備一起投到蔣介石名下，繼續對紅色中國作戰。在白團組建完成之前，岡村寧次已經推薦另一位著名日軍將領，前駐蒙軍司令根本博和其他幾人前往支援蔣介石。

鑒於蔣介石政府在整個中國陷於全面失敗，美國方面已經打算放棄軍事援助。這讓民國高層對來自日本的援手異常看重。根本博化名「林保源」，很快受到蔣介石和湯恩伯的隆重禮遇，如同之前的岡村一般。10月底，這位「林保源」很快在金門戰役里參與指揮，古寧頭之戰中他使用布袋戰術讓解放軍損失達三個團，延緩了國民黨軍在沿海的失敗。蔣介石為此感激涕零，將自己珍藏的一支景德鎮花瓶贈給根本博。這種花瓶之前他只送給過伊麗莎白女王和昭和天皇，可見對日本顧問的重視。

（岡村推薦來的根本博，與蔣介石合影）

1950年，大陸已經大部獲得解放，白團的日軍顧問們則開始在台灣為蔣介石正式服務。民國政府為此成立了「圓山軍官訓練團」，日軍將領對國軍將校開班培訓講課，教授軍事知識，訓練軍事技能，還協助蔣介石制定各項戰略戰術計劃。國軍所用各種軍事準則，範本皆出於白團之手，全是從日文翻譯而成。民國的義務兵役制，預官制，以及刺槍術，單兵戰鬥教練都來自白團的工作。

（白團人員及其書面文件）

白團首腦岡村寧次，在日本作為總召集人存在。他繼續延攬各路失意日本軍官加入顧問團，還企圖乾脆直接招募舊日軍部隊來防禦台灣，干涉中國統一大業。此事被國際媒體探知，立刻上了報紙，導致駐日美軍大為光火。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把岡村寧次叫來一陣痛罵，原來根本博去援助國民黨，以及國民黨給予白團的款項被日方侵吞，這一系列醜事已經引起美軍重視。岡村寧次見得罪了太上皇，只得忍氣吞聲，一時偃旗息鼓。

儘管如此，白團協助蔣介石政府的工作並未停止。1951年時，駐台日軍教官人數達到83人之多。過去舊日本軍隊的軍國主義者們，繼續活躍在台灣島上。所謂「反攻大陸」計劃，八二三炮戰，都能見到日軍顧問們的影子。

白團（日本顧問團）基本架構：

· 總召集人——

岡村寧次（陸軍大將，原侵華日軍總司令）

· 日本地區聯絡人——

澄田四郎（陸軍中將，原第1軍司令）

十川次郎（陸軍中將，原第5軍司令）

小笠原清（陸軍中佐，原侵華日軍參謀）

及川古志郎（海軍大將，原軍事參議院成員）

· 主要團員——

富田直亮（團長，中文名：白鴻亮）

山本親雄（副團長，中文名：帥本源）

照屋林蔚（中文名：劉德全）；中尾一男（中文名：劉台源）；岡本秀徹（中文名：陳萬全）等等。

（白團教官與國軍合影，左四為白鴻亮，即富田直亮）

1955年，岡村寧次開始擔任舊日本軍人組成的「戰友聯盟」副會長，後來又擔任「鄉友聯盟」會長。在這些軍國主義小圈子裡，他挑選著合適人員前往民國，用自己的影響力遙控日本顧問團，繼續擴散著反共反華的既定政策。

1966年，侵華魁首岡村寧次終於因心臟病發死在東京。他所創建的白團在三年後解散，但他們已經為蔣介石政府培訓了2萬多軍官，深深影響了民國軍事的重建。白團不少遺留成員後來加入到日本自衛隊，把軍國主義思想的火星又繼續保存了下去。

時至新世紀2017年，曾經的日軍顧問團仍有36人在世，他們繼續以「岡村寧次同志會」的形式存在，這個「同志」，我想大家看到這裡也應該非常清楚其中含義了。

淺析岡村寧次逃脫懲罰的原因：

1. 岡村寧次自身原因。

選擇決定命運，而岡村非常清楚自己的選擇，也非常清楚誰把握著他的生死。作為軍國主義者，他始終堅持反共政策，和八路軍以及後來解放軍的矛盾一直大於和國民政府之間的衝突。這讓他下定決心在二戰末期只向國民黨政府繳械投降，繼續和中共作戰。龜縮西南的蔣介石對此非常感激，華北華中此時抗日根據地已遍地開花，如果岡村不配合，他就只能當個空頭國家領袖。雙方就此達成協議，國軍丟失的地盤總算被岡村乖乖交了過來。加上蔣介石正是看中岡村在觀點和意識形態上和自己高度一致，可算是臭味相投。

（1945年日本投降前地域圖，紅色豎線地區為抗日根據地）

至於岡村的軍事能力也是重要籌碼。他在中國華北殘酷的三光政策和燼滅作戰對當地抗戰軍民造成了巨大傷害，但這在蔣介石看來是大功一件。自己多年圍剿難以做到的岡村幾乎做到了，自然要請來奉為上賓，希望能借力除掉心腹大患。

2. 國民黨方面原因。

作為侵華日軍司令能逃脫懲罰全仰仗蔣介石等一干民國高層的授意。

從蔣介石來說，他波折的人生經歷和上升之路讓性格充滿矛盾。作為傳統封建式軍閥和新時代買辦的結合體，他既對內自大，又對外自卑。對日本的態度也是如此，蔣既羨慕日本軍閥體制治國的強力，又害怕自身勢力被其完全吞併，可謂愛恨交織，而愛要遠遠大於恨。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把中國改造成日式的強權政治，可自己依靠私有軍隊和江浙資本這種高高在上的立國方式脫離了民眾，走上層路線的捷徑導致根基毫不穩固，以至於始終無法做到。一切妥協，權宜，也源自於此。

因此，儘管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功績不容抹殺，但他的本願卻是被動，甚至於無奈的。蔣的治國方略非常清晰，那就是先內後外。在他看來，真正威脅來自擁有蓬勃朝氣的共產黨。他需要藉助一切力量來消滅異己，穩固國民黨統治。所以今天靠這家，明天靠那家，今天靠美國，明天靠日本。

通過自己嫻熟的權術玩弄，蔣介石得到了美日兩方的援助，還做到了利益平衡。他似乎證明了自己向來高人一等，擁有大局觀的思路無比正確。

但他忘了，自己始終蔑視的那些腳下草根，也可以是決定國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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