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觸動美國人集體記憶的畫冊

澎湃新聞 湃客 映像繪

上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和隨著羅斯福新政而產生的FSA（美國農業安全局）攝影，在攝影史和影像藝術上的價值，無可非議；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又堪稱紀實攝影單純記錄功能發生變化後的國家主義攝影的代表。

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的《艱難歲月——愛德華·斯泰肯眼中的美國農業安全局影像》一書，從一個新的視角——愛德華·斯泰肯的眼光，以「艱難歲月」的鮮明傾向，通過沃克·埃文斯、多蘿西婭·蘭格、阿瑟·羅斯坦在內的12位農業安全局攝影師的208幅作品，全景展現了FSA攝影的成就及其對後世攝影的影響。他「強化了那些身處懸崖邊緣的美國人非凡的勇氣、力量和英雄氣概，他知道如何來傳遞他的人文關懷」。

與一般攝影集不同的是，這本書還收集了5位國際頂尖攝影史學家和文化研究學者，就FSA文獻的產生、在20世紀攝影史上的地位、FSA紀實攝影作品的持續影響，以及《艱難歲月》攝影展的起源和斯泰肯的策展理念等問題，給予了深刻分析與評論。熟悉到幾乎厭倦的一幅幅影像，因此有了許多思緒延展、理念深入的通道。

FSA攝影師鏡頭下的美國大蕭條，沒有工人罷工，更沒有流血衝突，沒有城市乞丐和醒目的貧富懸殊景象，也沒有社會衰敗中的醜陋與罪惡，只有美國傳統心臟地帶荒蕪的田地和凄涼的城鎮景象，大量照片幾乎完全站在了自耕農的立場並予以讚揚。這些照片的迅速傳播從直觀上立即觸動了美國人早年具備的集體記憶。移民和佃農們愁苦的面容、寒冷和飢餓中的孩子、孤立無援的家庭、支撐在泥濘中殘缺不全的帳篷，這些照片，主張國家應當特別關注社會中的弱者，不能讓赤貧無助者哀哀無望地等待富豪們那種殘羹剩飯的偽善施捨。這些觸動心靈的照片對身處不同政治陣營里的閱讀者形成強烈的精神震撼，從而為羅斯福新政計劃的實行轉而抱持理解和支持的態度。

國家主義攝影以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在危機和特定歷史時期的具體政策、綱領和施政目標為宗旨，具有清晰的針對性和目的性。沒有證據表明羅斯福總統對羅伊·斯特賴克組建攝影小組有過怎樣的指示，更沒有翻檢到他對FSA的攝影師有著怎樣具體的要求，或者對FSA的攝影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有過怎樣的評價，但是很顯然，FSA的攝影是符合他的新政計劃並切實推動了他的新政思想的。

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FSA的攝影通過美聯社、合眾社和國際新聞社等多家通訊社傳播到世界各地，美國國內的報紙雜誌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予以了密集的刊布。當時《生活》、《瞭望》等雜誌雖然創刊不久，但前者的發行量在1936年已逾百萬份，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這又正切合了國家主義攝影的另一個特點，即可以通過或利用國家具有支配權和掌控權的宣傳機器，對承載了相關思想與理念的攝影作品實行迅速廣泛的傳播。FSA的照片一經傳播，對當時的美國社會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它促使社會輿論迅速傾向於新政，許多具體的社會問題得以解決，而且照片的影響直接被運用到新政的制度確立中，體現了最直接的社會效果。

在攝影作為傳播媒介的身份參與現實社會的改造過程中，遭遇戰爭、災難和重大的社會動蕩，都是其功能產生突變和風格發生轉向的重要歷史期。檢索並不漫長的攝影史，我們也可以發現：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意志對於攝影工具特性的利用乃至功能異化，也正是集中於這樣的一些特殊時期，FSA的攝影，的確可以作為大蕭條時期紀實攝影從風格、內涵到功能拓展的代表，它們和當時同在美國以及身處西歐不同國家的那些以不同的題材、不同的攝影風格卻同樣揭示大蕭條歷史的攝影師的作品一起，在上世紀30年代對紀實攝影參與社會變革的功能實現了延伸與轉化。

在整個攝影史上，這一時期的紀實攝影，上接19世紀馬修·布雷迪和尤金·阿切特的編年紀事風格，中間承繼了雅各布·里斯、劉易斯·海因直面尖銳的社會矛盾、勇於揭露陰暗現實問題的紀實主義思想脈絡，下開20世紀中葉從羅伯特·弗蘭克和李·弗里德蘭德到「新地形攝影家」，再到尤金·史密斯、阿爾弗雷德·艾森斯塔特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的報道攝影。在承繼與揚棄中，這10餘年的實踐和成果，舉足輕重、意義深遠。美國攝影史學家安娜·H·霍伊甚至認為，直至20世紀晚期這種影響依然存在，而且它還參與開創了21世紀攝影之先河。

回到1962年，愛德華·斯泰肯為即將開展的《艱難歲月》所舉行的一場講座中，他強調的攝影美學：

「FSA的照片代表的社會紀實模式宣示了相機具有一種全新的當代功能，即圖像成為一種大眾傳播的手段，這是一個存在於豐富的歷史和社會變革語境中的研究課題。」

他們都是攝影歷史的創造者，無論當年他們的角色是組織者、攝影師、「管教」，還是展覽的策劃人、作品的傳播者抑或詮釋者，他們確立了嶄新而近乎恆定的坐標，以至於讓今天的人們，都無法漠視他們的存在。《艱難歲月：愛德華·斯泰肯眼中的美國農業安全局影像》這本書，在展覽事件之後50周年以紀念的方式重新出版，則在圖文滲透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愛德華·斯泰肯作為策展人的思想與理念，其根本要旨在於，當攝影——無論以紀實的形態還是以藝術的方式——生成為權力時，如何與國家政治建立關係，乃至於生殖為一種新型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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