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介石日記看全面抗戰爆發
撰文：陳紅民 潘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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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的預定計劃：廬山暑訓幹部，完成「建國」大業
位處江西九江的廬山不僅景色優美，對蔣介石來說也是意義非凡。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廬山由於和南京同處於長江沿岸，交通便利，成為了國府要員度假療養，尤其是避暑的首選之地。蔣介石几乎每年都會到廬山，並於1933年在山上建了「美廬」別墅。除了抗戰時期被迫遷都西南外，蔣介石几乎每年都會去廬山小住。國民黨的多次重要會議在廬山召開，還在這裡舉辦了著名的「廬山軍官訓練團」。每到夏天，廬山上達官要人云集，大有成為國府「夏都」之勢。
1937年5月下旬，蔣介石再次來到廬山，一面療治西安事變時所受的腰傷，一面處理軍政要務。他擬在廬山舉行談話會，早早就擬定了邀請的各界人士，對國務進行諮詢磋商。在此之前，蔣介石經統一內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與中共談判，認為「共黨輸誠條件亦可接受」 ，「對共黨問題已有具體之決定」。在統一四川與兩廣的方面亦有進展：「粵幣制統一告成，桂亦來求統一」。所以，他希望通過暑期的廬山談話會，能在國家經濟、政治與教育諸方面建設能有更多的共識。
1937年6月底，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有如下小結：
本月對於財政、經濟、外交之方案研案頗有進步，心身亦較康復，對於暑期談話計劃之決定，共黨問題方針之決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國交換參謀與諜報等，皆有長足之進步也。
詞語中透著滿意。同時，他也確定了暑期訓練要旨與精神講話內容如下：
甲、科學精神與其辦事方法。
乙、文武主官自修與研究日新文新。
丙、為民族復興而犧牲一切，增進人民之生活及其精神，與為國犧牲之信念
為依歸。
丁、為社會與窮苦民眾服務、愛群。
戊、新運與軍訓注重秩序，訓練鄉間觀眾須排隊整列之習慣與清潔衛生。
己、壯丁訓練課目注重輪重交通與通信技能。
庚、如何修明庶政。
有學者指出，民國建立以來，每次中國比較趨於真正的統一時，日本就會有較大的舉動進行破壞。西安事變後，日軍對南京國民政府更是咄咄逼人。蔣對此有所察覺與準備，他時刻關注日本的舉動，但認為中國與日本之間軍事力量懸殊，中國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對倭寇禍華之毒計」要講求對策。他想到的對策之一，是積極與英、俄等大國進行交涉，尋求國際調解中日問題的可能。蔣介石尤為重視對蘇外交之運用。這與中、日、蘇三國的地緣關係及日蘇在遠東地區的糾紛不無關係。某種程度上，蔣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或期待，就是利用日蘇關係趨緊的局勢，讓蘇聯捲入對日問題之中。
7月初，蔣即提醒要注意研究「總動員之範圍」，認為「全國總動員機構之組織方案，首先研究訂定」，「巷戰與別動隊民訓之戰術重要」。
但是，在廬山專註於暑期訓練與談話會的蔣介石絕對沒有想到，一場大戰就在眼前。7月初的幾天，蔣介石日記中每天都記訓練的演講內容。7日，蔣介石整天在手擬「建國訓練」的內容，「頗費心力」。蔣提出的建國訓練，包括建國的情勢、建國的方法目的與思想基礎、建國的項目、建國完成的具體要則等。這是一個需要長時間與安定的環境才能實現的計劃。
突如其來的日軍進攻，打破了蔣介石按部就班的計劃。
2
突聞戰況
7月7日晚，駐華北的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演習，之後，日軍借口有士兵失蹤，強行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搜查，遭到嚴詞拒絕。7月8日凌晨，日軍突然炮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中國人民全面反擊日本侵略的戰爭，由此開始。
日軍通過盧溝橋
8日早晨，蔣接到盧溝橋衝突的消息，立即決定「準備動員，不避戰事」。8日當天，蔣做出如下部署：
一、令孫連仲、龐炳勛、高桂滋部動員。二、廿一與廿五師動員。三、抽調高射炮隊。四、令長江沿岸戒嚴。
因為侵華日軍慣用局部的挑釁來獲取利益，所以蔣一時對日軍進攻盧溝橋的真實意圖難下結論。他在8日考慮了幾種可能性，並研判日本此時對華開戰並非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基本斷定 是一個局部事件，不會是一場大戰：
倭寇在蘆溝橋挑釁：甲、彼將乘機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四、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
9日，蔣繼續斟酌對事變的應對之道：在積極備戰的同時，先將事件作為地方事件來處理，由駐華北的第29軍宋哲元負責處理，甚至幻想通過談判讓華北日軍退出丰台，取消偽組織：
一、乘此次衝突之機，對倭可否進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東偽組織。二、歸宋負責解決。三、倭對宋有否進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機與倭折衝見面。五、積極運兵北進備戰。
10日，蔣判定日軍「非奪取蘆溝橋不休」，認「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如我不有積極準備，示以決心，則不能和平解決也」。蔣的謀略與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所採取的「以戰求和」戰略，不無相似之處。
相較於蔣介石的謹慎態度，中共方面則甚為明確。8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全國同胞、國共兩黨等各方團結，抵抗日軍的進攻。毛澤東、朱德等人亦先後致電蔣介石，要求全國總動員。這些無疑推動著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到來。
然而，日軍的侵略野心逐漸顯露。盧溝橋事變初起，關東軍即號召動員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近衛內閣的動員決議。11日，蔣介石得知日本天皇結束避暑回到東京，並「準備兩師開動與關東軍入關」，認為日方此舉「皆內虛中干之表示」，「其結果必暴露其失敗無能之弱點而已」，但亦覺「勢必擴大，不能避戰」。
作為回應，蔣介石即令在廬山的行政院各部回京辦公，「示我政府不在意」。12日，蔣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作持久戰，明令宋哲元等人「固守北平與永定河線」，中央軍集中保定。13日，蔣預定抽調高射炮北運，派徐永昌為石家莊行營主任。中日雙方均作強硬之表示，事態逐漸升級。
蔣介石最初的戰略目標是「以戰求和」。因此，在派中央軍北上，積極備戰的同時，蔣亦在考慮事件解決的條件和限度。13日，蔣擬定對日宣言之要旨：
甲、維持冀察政委會現狀與人事。乙、塘治協定範圍以外地區之駐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帶駐兵地點及其行動應遵守辛丑條約。
蔣認為，他能向日本讓步的最後底線，是讓日本佔領永定河以東地區，成立偽組織。「然而平津責任，則應由倭寇擔負，而且國際關係及各國權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單純安全佔領也」。
蔣介石的另一個顧慮是，駐守華北的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原屬西北軍，他並能完全掌控。事變之初，宋哲元等人亦在與日方談判，尋求事變解決的可能。蔣對宋不與中央一致、舉棋不定的態度頗為顧慮：
7月14日 宋住津態度不定，可知其果為倭寇軟化，受其欺乎？北進部隊之行動應立於進退自如之餘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則中央部隊決不南調。
7月15日 接明軒（宋哲元字）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制止，豈其己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宋明軒為其個人計，亦無屈服之理。宋如屈服，則看其程度如何。
蔣自信，他「對倭之政略與戰略一貫實行」深有研究，判斷日本」不惟無開戰之決心，而且局部之戰爭似亦有所顧忌也」，只是要威脅宋哲元不戰而屈。因此，只要表示出強硬行動，「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彌戰禍」。那段時間，事變的進展讓全國情勢緊張，戰爭一觸即發。蔣在應付北方戰事的同時，卻還忙著要寫成其預定於18日對廬山暑期訓練的演講稿—— 「建國運動方案」。14日，蔣記道：
上午手擬建國運動方案，雖在倭寇壓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國工作進行不變，而且感覺興味益濃，對倭寇有形無形間之恫嚇，無所不用其極之手段，以我視之，皆有不在意中也。
3
廬山談話的發表
為實現「以戰求和」的戰略，蔣在積極動員備戰的同時，亟思對日表明中國的決心和立場，期其「知難而退」。
事變發生後，蔣就有讓外交部發表申明書，宣示中國政府對事變的態度和立場的想法。如前文所述7月13日，蔣初擬對日宣言原則。16日，蔣再命幕僚陳布雷代擬對日宣言。蔣在日記中寫：
倭寇既備大戰，則其權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動彼倭，或可轉危為安，是較之平時，權在下級與前哨者當易為力乎。其次蘆案已經發動十日而彼徘徊威脅，未取正式開戰，是其無意激戰，志在不戰而屈之一點，此其外強中乾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戰爭，則余之宣言發亦無害，故發表為有利也。
然而，畢竟強硬的宣言究竟能否奏效，蔣也無把握，他提醒自己，「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做研究。
7月17日，第一期廬山談話會第二次共同談話舉行，因為「七七事變」以來的局勢演變，使蔣改變了原訂的計劃，決定發表國民政府對盧溝橋事變所採取的方針及其個人對事變發展的判斷，是為著名的「廬山談話」：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
……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無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蔣在談話中號召全國民眾，「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明確宣示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決心抗戰，並將「抗戰到底」的嚴正態度，得到全國各界的一致好評。毛澤東評論說，蔣的廬山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當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宣言」。
蔣的廬山談話，起初畢竟是對各界名流發表，他還在考慮以何種方式公開發表、發表時機及其利弊。17日當天，蔣記道：
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餘，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彌戰禍乎。
告國民書發表後之影響，是否因此引起戰爭？決不致此，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此中關鍵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為危，而我以為安，更應使倭寇明知我最後立場，乃可戢其野心也。
18日，蔣約汪精衛、張群等，「商談對倭交涉與宣言稿」。蔣最初是想用「宣言」形式發表，但後來又改變想法，「發表為盧案告國民書，或為改談話式」，並囑咐陳布雷修改。蔣介石所以糾結於三種發表形式，是它們之間還是有些區別的：「宣言」是一種非常正式的官方文告；「告國民書」也是官方文告，但對象限於國內；「談話式」則在官方色彩上更弱一些。
19日，蔣接獲何應欽、高宗武等人與日方談判的報告後，認為已是宣示中國立場的時機，決定發表將廬山談話的內容公開發表（最後，仍是以「談話式」發表，但蔣日記中稱是「告國民書」），「再不作倭寇迴旋之想，一意應戰矣」。當時，國民政府內仍有人覺得應該緩發，以免刺激日本，但蔣介石自有判斷，並下定決心：
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惟此為對倭最後之方劑耳，惟妻獨贊成吾意也。
7月19日，各報刊出蔣介石廬山談話會的演講詞。蔣十分關注日方對宣言的反應：
7月20日 倭寇之弱點，…… 對余宣布之講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書，或進一步強逼，當視其今明兩日之態度，可以全明矣。
7月21日 倭寇虛實與和戰真相可於今日表現，如過今日尚無最後通牒或堅強動作，則我國精神戰勝者十分之八，而形式勝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點作最後之反攻，危則危矣，此乃攻心之道，運用在乎一心也。
廬山談話發表一周後，蔣不無得意地記道：「倭閣見余談話後，開緊急閣議二次，皆不能決策，以後無論其和戰，精神戰勝已屬於我矣。」
7月20日，蔣介石即下廬山回南京，準備核發戰鬥系列，全面備戰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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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關頭」的到來
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表示，「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然而，蔣介石公開宣示立場和決心後，日方並未如其所願，「知難而退」，反而加緊進攻。
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立即動員中央軍北上，除了表示抵抗決心，以實現「以戰求和」之外，亦有打破1935年之「何梅協定」，藉機讓中央軍再次進入華北的構想。7月17日，將在反省錄中記道：
倭寇調關東軍入關，威脅冀察脫離中央，以圖其擴張偽組織之野心。余即派中央軍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擊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協定也。
但是，宋哲元等人一度傾向於與日方談判，通過政治解決事變，對蔣介石動員備戰的指示並未嚴格執行，「以為一意與敵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構築工事，惟恐見疑於敵也」，甚至要求進入河北之中央軍撤退。22日，蔣獲悉宋哲元前線部隊主動撤退，北平城內防禦工事亦已撤除，急電宋哲元：日方「必有進一步之要求或竟一舉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機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故城內防範更應嚴重，萬勿大意」。24日，蔣再督促宋哲元積極備戰：
據前昨兩日，日本內地軍隊向韓、滿運輸者甚多……以中判斷，不久彼必有進一步之動作，我北平城內及其附近，尤應嚴防，若我能積極準備，示人以無機可乘，並隨時作抗戰，則或可消弭戰端。
宋哲元（左二）和蔣介石（左三）
25日，完成增兵動員的日軍開始大規模進攻北平等地，平津守軍陷於被動。蔣對宋哲元「始終不悟」，未按其指示進行部署甚為可痛：
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時，倭向廊房卅八師攻擊，今申又在北平廣安門對戰。倭必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猶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反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也乎。
蔣介石日記中對宋哲元等人的責備，是有些酷苛：一則蔣自己在沒有弄清日軍意圖之前，也有許多的猶豫不決；二則二十九軍面對日本的進攻，處於劣勢。面對日軍的進攻，蔣認為「大戰再不能免」，急派參謀總部次長熊斌等人赴保定，加緊華北的作戰部署。然而於事無補，29日，北平失陷，次日，天津亦失守。
在北平、天津岌岌可危之際，蔣開始籌劃平津失陷後的應對之道，計劃召開國策審議會與國防會議，考慮調整對日戰略，由「應戰」改為「決戰」：
萬一北平被陷，則戰與和，以及不戰不和（應戰），與「一面交涉，一面抗戰」之國策，須鄭重考慮。對民眾內部之態度，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願由一身負之。
28日，蔣介石決定：「政府應照既定決心，如北平失陷，則宣言自衛，與對倭不能片面盡條約之義務矣」。次日，蔣介石召集各方開會討論軍事、外交、內政之方針。蔣介石記：
晨起閱電，知北平電話於三時起無人接話，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無已。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北平失陷後之處置，不足驚異也。
北平、天津的失守，日軍侵佔中國華北重鎮，蔣介石一再宣稱的抗戰「最後時刻」迅即到來。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時，國民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使中國一致抗戰。其中，如何實現對中共的收編顯得愈發急迫。
7月中旬，國共代表再次在廬山商談合作改編問題。但雙方預期相去甚遠，不歡而散，蔣一度為此「憤怒甚盛」。
但是，隨著平津形勢危急，亡國滅種的威脅迫使國共雙方再次相向而行。27日，蔣介石記下對中共的處理方案：「對共部之研究，編而後出乎？不編而令其自出乎？」，最終計劃於八月將中共「編定出動」。與此同時，中共方面亦致電蔣介石，提出「八月十五號前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等改編要點。
顯然，在最後關頭來臨之際，國共雙方均拋棄鬩牆之爭，將國家民族的存亡置於第一位。抗日戰爭遂成為全體中國人一致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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