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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日本絕密文件如何反思二戰?

原標題:解密日本絕密文件如何反思二戰?


戰後,日本政府啟動秘密調研,檢討日本二戰外交的致命失誤


1951年,據時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務省啟動了一項秘密調研,旨在徹底檢討自「滿洲事變」以來,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誤。研究歷時數月,後形成一批絕密文件,至2003年始解密公布。

這些文件,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外交折衝層面,對二戰敗因的一種反思。鑒於中國抗戰,亦主要勝在外交折衝,日本對敗之反思,與中國對勝之理解,實為一事之兩面。故本期短史記,擬就日本此番反思作一扼要介紹,以期能加深及修正國人對抗戰的諸多認知。具體如下:


1、不該因「九一八事變」而退出國聯。文件認為,即便外務省無力阻止軍方的行動,也不應該讓事件發展到「滿洲國獨立」的程度、更不應該讓日本退出國聯。即便國聯成員國全體反對「滿洲國獨立」,日本作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應設法留在其中。簡言之,退出國聯,使日本陷於國際孤立,「成了日本和英美決裂的開端」,為其後與德、意結盟提供了路徑。相反,作為敵人的蘇聯,稍後「不僅加入了國際聯盟,還通過與歐洲的鄰接各國簽訂各種條約,不斷鞏固了國際地位」。①



戰後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

2、不該與德國締結防共協定。文件認為,日、德締結防共協定,從日本的立場而言,是為了牽制蘇聯。但因為蘇聯當時「在對外行使武力方面一直比較本分」,故很難讓不滿希特勒政權的英、法等國,對日本與德國的親近,產生同情與理解。所以,日、德簽訂防共協定,「除滿足了日本想擺脫國際孤立的感受以外,可以說在對外關係上沒有任何益處。」


3、不該在沒有任何讓步準備的前提下對美交涉。1941年初開始的日美交涉,日方在關鍵問題(諸如日軍在中國的駐留)上立場非常強硬,毫無妥協。文件認為,「現在看來,那時日本應忍痛做出讓步。……真要想使日美交涉成立的話,當然應該備有接受對方主張的覺悟。另外……在這幾個問題上做出讓步而使交涉成立,對日本是極為有利的。……進而言之,如沒有讓步的準備,最好不要嘗試交涉。因為那樣會使形勢全面惡化。」尤其是在御前會議上已得出結論,認為對美戰爭,「初期能夠取勝,但最終還是缺乏使敵屈服的手段」,仍選擇在不讓步的前提下對美交涉,下一步無疑只能是打不贏的戰爭了。


諸多反思中,以涉蘇外交用詞最為沉痛,乃至呼作「最愚蠢」


4、不該幻想將蘇聯拉入三國同盟。文件認為:二戰爆發之初,日本採取不介入政策,本有助於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但稍後政府竟一廂情願地相信德、蘇關係良好,認為與德、意締結三國軍事同盟後,能夠通過德國這個「正直的中介人」,把蘇聯也拉入到同盟之中,太過失策。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從開始就以四國同盟為目標,只要蘇聯不加入,就不締結三國同盟。」簡言之,除了幫助德國牽制美國、而使本無對日作戰意圖的美國陡增對日惡感之外,締結三國同盟,「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5、不該幻想通過對蘇妥協來壓服英美。日本與蘇聯簽署《日蘇中立條約》,本有通過對蘇妥協,以「使日美外交能朝有利於日本的方向展開」的目的,但卻未意識到,蘇聯之所以願意簽訂中立條約,也是「為了給予日美的對抗增加刺激」。 文件認為,「歷史所證明的是,日本只有和美英提攜,才能夠有利於展開對俄外交;與此相反,日本和英美反目,結果都是不得不屈服於俄國的威勢之下。但松岡外相卻試圖通過向蘇聯妥協來壓服美英,這個策略不僅徒增美英的惡感,最終結局,也不過是為斯大林所期待的日美關係的惡化作貢獻而已。……只要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就註定必然會給蘇聯利用。」簡言之,中立條約,不但促使日本軍部對美態度硬化,而且使蘇聯「在對美英交易時居於有利的地位」,條約「所有方面都是有助於蘇聯的……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禍害了。」

6、不該幻想通過蘇聯的斡旋來終止戰爭。1945年6月,日本政府「決定通過蘇聯實現和平」,並派遣特使赴莫斯科,希望蘇聯擔當對美英的斡旋角色。該決策主要是受軍方所迫而採取。文件認為,「日本不應該給予蘇聯任何對日參戰的機會,應迅速直接對美英通告無條件投降,並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它。像依賴蘇聯斡旋終止戰爭這樣的事,實為最愚蠢的政策。」「不直接或間接以美英為對手,進行和平交涉,卻要求蘇聯這樣的國家斡旋和平,這一點尤其應該予以批判。……如果在雅爾塔宣言之前向美英投降,蘇聯的參戰,以及讓蘇聯分享對日戰爭戰果的事情就不會存在。」


不難看出,外務省該項調研文件,涉及對蘇問題之反思,用詞最為沉痛。可供參照的,是吉田茂1945年4月因反戰被日軍憲兵隊逮捕後的審訊供詞。吉田氏聲稱:「無論誰怎麼說,日本若不同美英交好,就決不能成為繁榮的國家。必須儘早結束對美英之戰,即使戰爭敗於美英,也決不會破壞國體,但國內如被赤化,日本就只有滅亡了。」②



近衛文麿(前排右二)內閣合影。近衛在侵華戰爭期間三次組閣,1945年曾被天皇指定請蘇聯出面斡旋對美英停戰


注釋:

①本文資料,凡未特別註明者,均引自日本外務省文件:《過去外務省的一般性失誤》(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的失誤」的作業報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外交的失誤》(1951年4月10日)。②大谷敬二郎:《昭和憲兵史》。轉引自鄭毅《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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