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城的轎子

李寶臣

當代清裝劇上演的官員出行，大都是不問品級皆坐轎子。這與歷史實際相去甚遠。清朝崇尚騎射，不忘舊俗，用轎制度比較嚴格。乾隆十五年以前，京官三品以上，准乘四人轎，四品以下可乘二人轎。此後提高用轎門檻，只許文官二品以上，且年過六十的人乘轎。武官則不論品級與年紀一律騎馬不許乘轎。武官一品年過七十如想乘轎，則要請旨定奪。不符合乘轎條件的文官與年老體衰的武官可以乘車。

京官乘轎只是四人或二人抬。欽差大臣出京可乘八抬轎。各省官員因是代表朝廷理政地方，總督、巡撫乘八抬轎，司道與知縣等官乘四人轎。

北京街頭轎子往來並不多見。究其原因，一是上述的制度限制，二是用轎成本高，三是轎夫難以管理容易滋事。

乘轎一年至少要消費八百兩銀子。即使擁有用轎權利的高官，也不見得必用，這要看本人的經濟狀況。八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在當時可以購買十來間房，所以，經濟狀況稍差的高官不能騎馬就乘騾馬車，乘車之費一年大約四百兩銀子就足夠了。坐車與乘轎相比，用的人少。

清裝劇里的轎子永遠只配四名轎夫，沒有替換輪班的。拍攝現場臨時拼湊幾位，穿上古裝走上幾步尚可，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如此，誰也不具備如此神力，轎子一上肩，四個人像機器人似的，一路洋洋得意抬到目的地。轎子自重加上乘坐人至少二百斤，轎夫負重行走，同時還要協調一致，並不輕鬆。倘若出行距離很近，四人一口氣勉強可以徑直抵達，反之，則不能奏效，中途非歇上幾次不可，勢必拖延時間。因此，凡用轎一般預備三班轎夫，每班四人共十二人。如果刻意儉省，至少也要兩班。官員出行，四名轎夫抬轎，轎前由引馬開道，轎後跟著一輛平板馬車或騾車，俗稱班兒車。替補的四或八名轎夫坐在車上，行走一里左右，從車上下來四人替換第一班轎夫上車休息。如此輪替行走。

轎夫難以管束也是高官棄轎不用的重要原因。或許有人會問，以高官顯爵權勢威風還治不住幾個轎夫嗎？問題不像想像的那樣簡單。官員與轎夫之間，雖地位懸殊，但轎夫屬於貼身服侍人員，官員出行安全倚賴轎夫忠於職守。因此，管束不能一味從嚴，過嚴容易激起轎夫集體辭工或編排借口躺倒不幹，甚至在行進途中，故意讓主人受些驚嚇或痛苦。轎夫是一種專門職業，同業之人聲氣相通，如果管束嚴苛，一旦轎夫辭職或被解聘，僱主惡名隨之在轎夫同業中傳開，往往讓他不能立即僱到其他人。

府邸與大宅門一般在大門對面設置馬號與供轎夫日常起居的轎屋子。轎夫職業特點決定了他們不能離崗走動，必須隨時準備伺候主人出行。轎夫群居轎屋子，閑來無事，又不能遠去，常以聚賭消磨時光，有時還招引外人參與。清朝法律嚴禁賭博，當被巡街官兵查抄拘押，轎夫則抬出僱主，辯解賭博是為了保持清醒，隨時聽候召喚，不耽誤主人出行。僱主聞訊不得不出面疏通保釋，無事生非徒增煩惱，還有損僱主清譽。因之高官更願意選擇成本較低、用人較少的馬車騾車作為代步工具。譬如劉墉的父親劉統勛也是大學士，雖可乘轎，卻棄之不用，改乘白馬車。當時人看見白馬車即知劉中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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