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大印弄丟了 嘉慶皇帝下令嚴查 後來怎麼樣

1820年3月8日，嘉慶皇帝從京城出發，前往清東陵，拜謁乾隆皇帝的陵寢。嘉慶皇帝一行浩浩蕩蕩地來到湯山行宮（今承德市承德縣頭溝鎮）的時候，管理兵部事務的大學士明亮與兵部尚書普恭、戴聯奎等緊急上奏，稱兵部的行印不見了。

嘉慶皇帝嚇得冷汗都出來了。

按照清朝制度，兵部有兩枚關防。一枚為堂印，由兵部衙門日常所用；一枚為行印，隨駕出巡時使用。皇帝外出巡視時，攜帶行印在身。有了行印，即可調動軍隊、批發軍需。三月初七，即嘉慶皇帝一行動身出發的頭一天，東閣大學士托津派人到兵部領取行印，發現行印不翼而飛，尋遍庫房而不得，這才奏報嘉慶皇帝。

明亮在奏摺中聲稱，竊賊一定是貪圖銀子所為，因為兵部行印是用純銀鑄造，「今銅鑄各印俱存，獨將銀印及銀牌遺失，顯有因財起意被竊情形」。為此，已將所有涉及此案的部堂書吏、更夫皂役等全部押交刑部，嚴加審訊。

嘉慶皇帝下令進行嚴查。他憑直覺，判斷這件行印丟失案件並不簡單，很有可能不是剛剛丟失的，「以行印專為隨營攜帶鈐用而設，必繫上年秋圍途間遺失或被盜竊」。所以，嘉慶皇帝將調查的範圍擴大到管理者，命令將明亮交部議處；將兵部堂官戴聯奎、常福、曹師曾、常英摘去頂戴，交部嚴加議處；點名讓松筠、和世泰等曾在兵部任職之人等候調查結果，接受處理。

這件案子的主審官是庄親王綿課，副審為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英和。刑部左侍郎王鼎責無旁貸，全程參與。

然而，他們緊鑼密鼓地審訊了一個多月，依然茫無頭緒。甚至當嘉慶皇帝已經回到京城，案子還沒搞定。嘉慶皇帝很生氣，降旨將綿課、曹振鏞、英和等人各罰俸半年，催促他們加緊辦案。後來，乾脆將綿課、英和拔去花翎，將曹振鏞降為二品頂戴。

有了嘉慶皇帝的一再催促，案子終於有了答案。結果真如嘉慶皇帝判斷的那樣，兵部行印早在一年前就丟失了。

1819年8月28日，嘉慶皇帝一行秋圍回來途中，宿營在金山嶺長城的巴克什營。

當晚，負責保管行印的承差他爾圖將行印拴在營帳中間桿上，拜託書吏俞輝庭照看，自己跑出去吃飯玩耍。

俞輝庭因連日趕路，已疲憊至極，不一會兒就在營帳中酣睡了。當他醒來時，發現行印不見了！怎麼辦？俞輝庭焦急萬分，又不敢向上司報告，便找來備用印匣，用黃布包裹了一弔五百文，裝入匣內，冒充行印。他爾圖回來後，不知道行印已經丟失，還是將行印背上，回到京城。

按照規定，行印送回庫房時，要進行查驗。俞輝庭請負責查驗行印的堂書鮑干吃飯，告訴他內情，請他幫忙矇混過關。鮑干最初不幹，俞輝庭趕緊送上50兩銀子。鮑干就答應下來，將行印收回庫房。兵部值班人官也沒有開匣驗視，行印就糊裡糊塗地混進了庫房。

由於行印不經常使用，所以丟失的事情沒有穿幫。到了第二年春天，由於嘉慶皇帝外出拜謁乾隆皇帝陵寢，需要用到行印，鮑干就買通了庫房人員，在庫房製造痕迹，做成行印被竊的樣子，還騙過了明亮等人。

到了這裡，兵部行印丟失的案子似乎就告破了。然而，兵部行印去了哪裡？被誰拿走了？拿去幹什麼？都沒有頭緒。嘉慶皇帝不死心，打算一查到底。他派了許多人，前往去年木蘭秋獮的路上明察暗訪，尋找了很久，甚至還派幾位化裝成商人，到附近典當鋪詢問有沒有成色較高的銀餅，仍然一無所獲。

嘉慶皇帝無奈之下，只得讓兵部重新鑄了一枚行印，「欽命將印文和篆文略加改易，以與舊印相區別」，與丟失的那枚有所區別，以防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鑄造費用由兵部尚書松筠和兵部侍郎裕恩承擔。牽連此事的官員分別受到降級、枷號、流放等處理。

兵部行印丟失案件，暴露了兵部衙門存在嚴重的管理鬆懈廢弛、徇私舞弊、貪污受賄等問題。其實，不光兵部是這個樣子，其他部院衙門也都差不多，只是運氣好，沒有出事而已。

【參考資料：《小小書吏弄乾坤——「兵部失印案」傳遞出的部院真相》《清實錄》《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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