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科學家赫伯特·西蒙：工作和生活上的四條原則
赫伯特·西蒙是一位真正的傳奇人物，他也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通才，在包括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政治學和人工智慧在內的領域，都有貢獻。
西蒙是人工智慧的發明者之一。他宣布自己這項創舉的一刻，在科技史上已經成為經典的瞬間：1955年聖誕節假期結束，西蒙走進教室，向學生們宣布：「聖誕節的時候，艾倫·紐厄爾（西蒙的合作者）和我發明了思維機器。」
1975年，他和紐厄爾獲得了有科技行業諾貝爾獎之稱的圖靈獎。然後，在1978年，西蒙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儘管當時不少經濟學家還認為，他是個經濟學的局外人。
他的成就橫跨多個學科，擁有一個當之無愧的開掛人生。西蒙自己也知道，很多人認為他能取得這麼多成就，是因為他興趣廣泛。不過，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其實是很有節制的。」
西蒙有自己的行事原則。正是在這些原則的約束下，他才有可能在他自己所稱的人生迷宮中，獲取到多項成就。而且，其中任何一項，一個普通聰明人一生能達到，就已經不錯了。
在同大作家博爾赫斯的談話中，西蒙把自由意志定義為：「我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採取行動，且引起這種行為的東西不會讓我覺得不自由。於是，我們達到迷宮的岔路時，這種東西就會幫助我們選擇要走的路。」
這種東西，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原則。
我們來看一下，西蒙工作和生活的原則是什麼。
第一，職業發展上：不跳槽，也不想討價還價。
1942年，加入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是西蒙整個職業生涯中最後一次找工作。在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工作了7年之後，西蒙加入了名氣更大的卡內基梅隆大學，去籌備一個新的學院。基本上在這兩份工作中，西蒙對換工作一直持有的態度是：「如果有人主動找我，我會聽聽他們給的條件，想想自己有什麼選擇。但我最終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作出決定並告知對方，校方也會知道有人向我拋出了橄欖枝，而我決定留下來。」
而且，西蒙也不會借這個機會對自己的報酬討價還價。為什麼？因為他知道，學校要留住他，必然會按照市場價給他付工資。另一方面，如果他極力去爭取，可能會拿到高一些的薪水。但是，在他看來，「花時間爭取加薪不會有太高的回報」。
除此之外，不去討價還價，還會為他積累一些其他方面的資本。用他的話說「我不會在小錢上計較，這也讓我在日後的討價還價中無形增加了品行分，也免去了不必要的緊張。」
第二，競爭要公平，但也要贏。這比錢多錢少重要。
競爭必須公平。不過，「生來比其他人聰明，不算不公平。一個人比其他人都賣力工作，不算不公平。恰巧你知道別人不知道的事情，不算不公平。如果你恰好有了這世界上最強大的設備給研究助力，這也不算不公平。」
然後，要贏，「雖然我不刻意這樣去想，但一向有這種理想：在沒有來自家庭或者學校以及其他社會支持的前提下，贏得人生的每一次比賽。」
當然，這就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用西蒙的話說：「不費勁就成功特別讓人高興，雖然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為了挽回面子，人們往往把工作定義為有趣的事情。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工作竟然真的讓人愉快！」
第三，在作出選擇時，不要自我設限。
西蒙一向很沉迷於研究人作出選擇背後的原因。他曾經用迷宮和下棋來比喻自己的人生。每次到一個路口，就需要做出選擇。他稱之為「有偏好的隨機選擇」，「這些偏好，看似微乎其微，卻指定了選擇的方向。」
「大部分普通人一輩子都不會有中彩票或者出車禍被撞殘的經歷。除去這些特例，人生就很像下棋。我們會有數百次作出選擇的機會，才會選定某種技術含量高或低的職業，和配偶結婚，在特定的城市生活。即使這些結果看似只有一個成因，因某件事情而起，但仔細看，就會發現，這起關鍵事情發生前，早已有了很多預告或者鋪墊來引導我們迎向這些特定的事件。」
在做選擇時，西蒙的原則是，「我從不限制自己學什麼，不學什麼。」
西蒙的興趣可謂非常廣泛：「我閱讀經典，認識了懷特海德和羅素；我努力學習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s）和沃倫·麥克洛克（Warren MaCulloch），並把布爾邏輯（Boolean Logic）應用於神經網路的工作；我和香農（Claude shannon）一起研究轉換電路……機械計算機和IBM的穿孔卡片機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就開始學習和了解它們。我很想了解狹義相對論，學習微積分集合，為研究廣義相對論做準備。我在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學行為》出版後數周就讀完了這本巨著。我還連夜如饑似渴讀完了羅斯·阿什比的《大腦的設計》。我對科學領域內最前沿的活動嗅覺敏銳，我全部的選擇都是基於對良機的認識和判定。」
短短一段話，西蒙已經涉足了哲學和數學、神經學和心理學、信息學、計算機科學、物理學、經濟學、腦神經科學，而且，他提到的都是這些學科當時最頂尖、最前沿的學者。
第四條原則跟第三條相關，他會用好奇心打破學科界限。
西蒙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鼓勵打破學科界限的人。他鼓勵打破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界限、打破技術和科研之間的界限。他能意識到學科在學術界的作用，用他的話說，「如同國家在整個國際體系中起的作用一樣不可或缺。」
但是，他也感慨：「學者們通常是在本學科的發展和文化中度過一生的，很少有人能擺脫這種非此即彼的看法造成見識和眼界不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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