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技術能帶來良好生活嗎

　　作者：阿明·倫瓦爾德

　　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宣布，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這是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消息一出，掀起科學界巨大的爭議。

　　科技進步同時提出了責任問題。在科技迅猛發展的能源製造、醫療和軍事工程、納米和太空技術等領域，倫理學問題也隨之而生。這些是好還是壞？為了正確做出決策，機遇和風險、危險和安全、進步和責任都是人們必須考慮和權衡的問題。

　　由阿明·倫瓦爾德編寫的《技術倫理學手冊》闡釋了不同科技領域的技術倫理學核心概念，展現了技術倫理學的倫理-哲學基礎，論述了人們普遍關心的核能利用及核廢料處理、基因和克隆等技術及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技術進步的環境後果等問題。下文摘選自《技術倫理學手冊》一書。

　　生命和技術

　　行為領域描述由於生命一詞同每一個生物體都有潛在的關係，所以，從倫理學角度探討技術對生命體的改變問題就面臨著特殊的挑戰。因此，技術影響究竟涉及什麼樣的生命以及誰的生命——將這兩個問題加以澄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奧多爾·W。阿多諾曾經說過：「生命並沒有活著。」這句名言值得銘記。

　　從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的角度來看，包括實體在內的生命不僅被當作生物科學、生命科學以及作為生命哲學來探討，而且還被當作一種直接的理念來加以討論。除此之外，從經驗角度來說，生命所涵蓋的是起自細菌和菌類到植物和動物，直至人（作為物種、個人，社會化的個人和主體）的千姿百態的生物、生命形態和生命方式，以及作為它們整體和單個部分的技術可變性（DNA、細胞組織、器官）。

　　不僅如此，這當中還包含對具體的生命狀況和生命決策的道德哲學研究，比如關於繁殖、衰老、凋謝和死亡的課題等。與此同時，生活的格調也有倫理學上的意義，如在能源、機動性和飲食範疇中，等等。對倫理學來說，對生命的提示意味著這樣一個挑戰，即它處在一種對生命問題進行理解的闡釋學的傳統（精神和文化科學）和一種解釋及實際改變生命的功能性傳統（生物科學和技術科學）的雙重關係當中。在功能性傳統中，有機體的自我目的功能十分重要，通過這些功能，有機體的生命具有了持久性，比如新陳代謝、再生和遺傳等。如同每項技術一樣，與人的目的相關聯的生物技術的改變，集中體現在這些功能上面。

　　從狹義技術倫理學意義上來說，行為範疇所涉及的問題是如何以恰當的方式與實驗室緊密相關的生物技術，以及綜合技術（納米、生物、信息、認知技術的綜合）打交道。從廣義技術倫理學來說，這裡所指的是我們在世界上已經看到或是經過知識傳授的那些生物、生命形式和生命實踐，以及那些（生物）技術烏托邦式的幻想，這些幻想為了求得一種良好生活或是對生活質量的改善，設計出了「另類的」「新式的」「更好的」一種人類或星球。從這個廣義的角度來看，倫理學的任務還在於，將維護民主永不改變的長期條件納入對生物技術創新的評價。

　　從各種技術的情況來看，主要是基因技術、農業技術和醫學技術在對行為範疇起著主宰作用。鑒於此，這種情況還與環保技術、信息技術、軍事技術、機器人技術以及納米技術、食品技術和製藥技術緊密相關。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實驗室內部和外部的培植技術及其診斷方法等。對技術倫理學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原材料的來源和存放的關注。在生物技術中，這些材料不僅是原料，而且還是生物物質，亦即生物體、生物體的部分和衍生物。要想用這些原料和物質進行工作，必須要有標準化的存放條件和大規模的數據儲存。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有為數眾多的細胞組織、血液、精子和基因庫。它們作為機構性的組織在數據保護、生物專利和控制生物體及其部分的買賣方面，有倫理道德上的重要意義。

　　因此，技術倫理學要做的工作就是搞清楚由生物技術引發的、具體的或已知的問題和行為選擇，系統性地將它們分門別類，並且就它們的影響範圍進行對比考量。這期間，不僅要對製造/改變、194保持和存放的方法和實踐（比如消耗性的胚胎研究等）進行評價，而且也要從它們的社會關聯性上對潛在的產品及結果（如轉基因的動植物）進行評價。決疑法是人們經常採用的方法，人們不僅可以藉助此法通過相關的生物體或是生物界（植物、動物、人）來形成單個案例，而且——這點對技術倫理學有特殊意義——通過某種技術能夠獲取這種方法，然後，在更廣泛的科學關聯關係中，亦即作為技術或是技術系統，從倫理學上對其再加以考察和評價。

　　藉助生命科學範疇中的納米生物技術或是合成生物學等學科，就能找出技術改變的一部分學科實例。針對這些示例，人們必須從標準規範的層面和倫理學的視角要求樹立一種責任的意識，並且甚至是在特定的情況下，要求遵守預防原則（放棄行為）。當出現不可逆轉的附帶後果，以及無法認識和了解不可控環境下的某種生物技術改變的情況時，人們必須這麼做。這時，倫理學家的任務在於，揭示引起人們推脫責任的那種自然主義的錯誤結論，亦即認為「大自然」的表現和生物技術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比如克隆、突變等），人們終究不能追究大自然的任何責任。

　　比之產品的生產製造來說，始作俑者原則在生物技術應用範圍中更難起到價值判斷的作用，這是因為，人們只能在生物學的可能性範疇中從事技術行為。這當中，生物體所表現出的那些可能性是偶然的，或者是通過技術的誘發而產生的，而且還「帶有恰到好處的差異變化，根據情況的不同，生物體的自我續存需要此類差異變化」。因此，任何一種技術上的改變也都可以從最終產品的角度（自然狀態問題），而不是從製造方法的角度（符合自然問題）被視作是自然的。這一情況即生物專利法中的那些難點的根源，即人們無法準確地區分什麼是發明，什麼是發現。

　　除了責任問題外，人們也對技術所觸及的價值維度問題進行定義。生物技術創新可能產生的可選價值（比如優化的水果種類），被人們同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進行比較考量（比如反映地區種植文化多樣化的水果種類）。最後，人們關於技術可變性所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做法是否有普遍的意義，從理智的角度看是否值得贊同。這裡，問題的實質涉及的是某些可能性的續存條件的理由，這些條件關係到一種成功生活的現今和未來的行為能力，還包括技術意義上的行為能力。對於生物技術系統的塑造來說，這不僅意味著需要澄清的、針對其可控性和可調整性的安全問題，而且也意味著相關機構的責任義務問題，即他們有責任將生物技術改變後的痕迹昭示於眾，並且由個人的行為來決定其取捨問題。

探討生物科技的美劇《副本》劇照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改變基因的食品進行標識的強制規定衍生了出來。於是，歐盟民眾就可以自己來決定他們自己的飲食方式（生活方式）。過去數年中，強制標識的規定帶來了生產方法的明顯改變：如果說起初的強制標識規定還只是要求，在產品中必須對改變基因的生物體進行明確標識，那麼，所謂生產過程標識的管控重點就在於在生產過程中是否使用了基因技術，儘管在最終產品中並不能找到轉基因生物體或它的DNA。也就是說，與對技術的痕迹進行標識的道義強制規定相關聯，人們一方面可以引用（原料痕迹的）標識控制規定，另一方面也可以採用作為生產過程可追溯性保證的對轉基因痕迹進行公布的推導式做法。這種情況涉及由轉基因大豆所生產的食用油等案例。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一環不漏地對轉基因痕迹進行重建，伴隨行政上大量的人力投入和高額費用。這種情況也見於其他技術倫理學意義上重要的領域，如紡織品的標識等（提示詞：童工、傾銷性的工資、可持續發展）。

　　那麼，對技術倫理學來說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得到政治支持的評價選擇，這一選擇賦予了基因生產過程更高的重要性。此外，它還在2014年12月13日生效的歐盟第1169/2011號管理條例中195（食品信息管理條例）中得以實施：人工合成的所謂「粘合肉」原文為「Klebe-Fleisch」，意即由切成小塊的豬肉和雞肉等混合壓製成的肉。必須加以標識，同時，還出台了對來源進行標識的更嚴格的管理辦法。人們可以把這些措施看成道德的歷史化傾向，這是因為，作為論辯倫理學形式的技術倫理學澄清了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哪些針對生物體、生命形式和生活實際的改變（或不改變）從長遠來看是值得歡迎的。于爾根·哈貝馬斯對前移植診斷學的探討即屬於此範疇，在這當中，他把論辯倫理學和智慧倫理學的思想同人類學的觀念結合在一起。哈貝馬斯將前移植診斷學是否應該受歡迎的問題分成了個人倫理和種類倫理兩個視角，其中後者的含義為：考慮到人的自然本性，從人類學上來說，基因技術的發展使得深層次上的主觀和客觀、自然生長物和人工製成物之間的範疇性區別變得模糊不清。因此，伴隨著人的胚胎生命的工具化，種類倫理學上的自我認識就受到了危險，這種自我認識決定著我們是否能繼續把自己理解為道德判斷和道德行動的人的問題。

　　所以，他提出了雙重意義上對可能性的保留條件的要求：第一種可能性是人們把自己理解成無目的產生的、因而是自由的生物；第二種可能性是人們能夠將生命中自然和技術的關係體驗為一種多樣性的差異。這裡，第二個要求指的是作為複數詞的「生命」，換句話說，就是存在於人這個連續的種類中的單個生命的總匯。對於這樣一個種類倫理學的內部區別，漢娜·阿倫特曾經用英文的一個帶有連接符號的詞man-kind比之mankind（人類）進行過準確的表達。

　　不過，從技術倫理學角度看需要注意的是，諸如克隆和PID這樣的細胞和分子生物學技術在其可能性方面並不局限於生物學領域，如細菌、植物和動物（包括人），而是超越了基因、蛋白質和細胞等的結構特徵範圍得到廣泛應用。這些應用的領域並非必然要同生物界有這樣那樣的關係。比之以生物學的系統論，而非以生物學的方法論為準繩的傳統生物學學科，如細菌學、植物學、動物學和人類生物學等，生命科學這樣一個更為年輕的名詞更符合上述的這一特點。但是對倫理學來說，關注生物學領域是重要的，因為跨學科的認識是以這些學科的知識為前提的。具體到PID的問題，對於選擇哪些應該加以培育和生長的生物，在植物學及園藝學的實踐中早已是眾人皆知的問題了。相反，由哈貝馬斯所提出的關於種類倫理學的重大要求，是有了PID之後才出現的。此倫理學專註於對人的存在、自由和特徵的認識，卻無法對生物技術發展的內在動勢給予中肯的評價。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可選方案就是此前所提到的對於生物技術方法的關注，以及專註於回答下面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方法可以或是應當被應用到哪些重要的社會領域。這種以技術為著眼點的方法可以讓我們在生物技術發展的早期階段就進行倫理學評價，而不是在技術可能會明確地應用到人身上的時候才做出反應。

電影《人獸雜交》劇照

　　從上述實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生命和技術」行為範疇中的技術概念必須從廣泛的角度加以理解，並且既不能以設計好的機器和工具（手段）的模式，也不能以工程師從使用目的出發的規劃和設計行為為導向。生物體及其構成部分在生物技術中更多的是一種生產的媒介和手段，其中，它們的生長和變化的潛在性是生產的必然原因條件和持續條件。因此，產生的實物就被叫作生物製成品，以同傳統的手工製成品相區別。

　　在生物製成品的行為範疇中，技術倫理學同生物倫理學和醫學倫理學有很多交叉和相同的情況。然而，技術倫理學和技術哲學的優勢在於，它們可以將來自工程科學領域的模式和問題運用到生命科學領域，並對之加以批判性的討論。這樣，科研的實際情況就得到了兼顧和考慮，這是因為，生命科學通過其概念和模式越來越多地向工程科學靠攏，並且力圖建立起可控和可調整的體系。這裡，196系統生物學和合成生物學即可作為實例。技術倫理學的任務是要揭示生命科學向工程科學靠攏的界限（概念的、認識論的、實驗的和道德的界限）。它與科學倫理學攜手合作，同時也兼顧生物醫學對品種、性別、等級和種群的研究，並且在回答某種事物是否及以怎樣的形態有生存價值（安樂死）的問題前，對這些研究工作進行評價。此外，生物技術還提出了亞里士多德的技匠概念問題，此概念不僅指的是手工匠，同時還指農民、園藝匠、廚師、醫生、政客等，亦即那些廣泛和實際地對生活進行設計和塑造的人士。現在需要重新對（希臘文中）代表技術和藝術的techne一詞的詞義進行思考了。這是因為作為轉基因技藝的生產轉基因生物體的生物技藝，前不久才剛剛進入了關於生物製成品的倫理學討論。

　　倫理學的評價過程常常與哲學人類學和人的概念緊密相連。在複製技術中，其同女權主義倫理學的關係也顯而易見。除此之外，還有在物種的受保護程度問題上同倫理學、法哲學和法律的聯繫，同國內和國際的知識產權（生物專利、生物剽竊）的聯繫，以及涉及市場放開問題討論和公平分配理由時，同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聯繫（比如器官捐獻/器官買賣等）。

　　概念、模式和視角

　　關於是否和以何種方式對生物體進行改變的討論，又回到了人們希望有什麼樣的自然和技術關係的問題上。其中，「生物體」一詞乃是對靈魂的形而上學概念的一種提示，這一概念從本質上將植物、動物和人作為現世和來世的生命形態聯繫在一起。這個觀點在關於生物製成品的跨文化大討論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我們通常把細菌稱為「有機體」，而不是「生命體」。即便我們不引用靈魂的形而上學概念，「生命體」一詞今天已經為我們開啟了一種連續性的視角，使我們首先可以從時間的角度去看待生命的變化和生長，生物倫理學中敘述性的倫理學概念與之緊密相關。然而，「有機體」則是用來指稱典型化的，首先從空間及功能的角度被加以解釋的物種代表的一個生物學模式概念。「動植物界」（Biota）一詞所代表的是一條折中路線，它所指的是生物的而不是非生物的起源（比如各種晶體），但避免對本質問題給予實在論的提示。該詞也包括了人們在進行觀察時，不存在的或不再存在的那些實體。

　　公元前4世紀隨著亞里士多德理論的出現，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區分方式應運而生：zoé一詞代表具有身體及物理形態的生命（zóon：生命體），bios一詞代表的是人自身的生命，它是政治群體的組成部分，技術行為即屬於這個群體。因此，關於良好生活的方式方法的討論早就與生活經歷和民主密不可分。之後，從中發展出了兩種看待生命的視角：第三人稱視角（生命作為客體）和第一人稱視角（生命作為主體）。這個在哲學史上反映在靈與肉問題上並一直延續到神經科學中的兩分法，總是連續不斷地導致了批判克服和綜合統一的策略方法。這裡，應當提到的是中世紀時關於vita（表示「生命」的含義）的爭論，啟蒙運動早期的活力論思潮和它在新活力論中的延續，以及生命哲學，甚至埃爾溫·薛定諤埃爾溫·薛定諤受到物理主義和熱力學啟發的問題——《生命是什麼》（1944年）也值得一提。

　　總體而言，人們將第三人稱視角歸屬為生物科學及自然科學的範疇，把第一人稱視角歸屬為精神科學及人文科學範疇。醫學起著一種中間橋樑的作用，這點反映在醫學方法的規範典籍之中。在倫理學爭論中，角度和概念的選擇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此，一個經常被人們提出來的批判觀點，就是通過現代生物技術和它的討論所進行的對生命的客體化和物質化，這些討論把個人的自由生命簡化成了第三人稱的視角。因此，由米歇爾·福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引證的「生物的主宰力量」即與此相關，197它是對同樣見於批判理論中的群體和消費社會的一種批判。這裡，似乎還應該將主體自願（或是被動）應用於自己身上的心理技術也納入「生命和技術」的行為範疇。

　　與科學倫理學相關聯，在技術倫理學的評價中融匯了標準規範意義上的各種理由和論據，它們在假設性的描述層面上以及在實驗性的層面上產生自不同的概念、模式和視角。這一點還包括針對新的形象化代表的評價，比如說，一個處於8個細胞階段的人類胚胎是否已經可以算作「人」。這裡，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生命體不是一成不變的客體，而是能夠生長和依靠自身力量不斷地進行變化（潛力）。這裡所謂的潛力論據具有特別重要的倫理學意義，因為人們必須將變化成某種事物的自然潛力，與變化成某種特定事物的生物技術上的可能性，以及與不再能發生變化的可能性來進行對照，並加以探索思考（比如體外受精中的非植入胚胎）。

電影《天外來菌》劇照。

　　技術倫理學的一個核心認識，就是各種生物技術不外乎都是所謂的等級轉換技術系統。迄今為止，人們只是有限地用傳統的方式（即工程技術的方式）對這些技術系統進行控制和管理。因此，技術倫理學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工程師倫理學的範圍。人們採用生物技術製造出的不是已經有範圍限制的手工製成品，而是生長之中的生物製成品。生物製成品自己會生長，但是又不全靠自己。一方面，生物製成品處在一種對動植物進行培養和馴化的農業文化傳統中，這個傳統同偶然性技術的概念密切相關，原因是人們必須對夢寐以求的結果寄予希望。這種情況被歐洲的專利法稱為「本質上是生物學的培植方法」，由此方法通過雜交和淘汰所產生的產品不屬於專利保護的範圍。

　　另一方面，生物製成品在概念上通過分子基因、基因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進步（實驗建模），標誌了一種新型的、系統性的和高度侵入型的技術形式。對於生命體來說，這種技術形式不再是一種外在的東西，同時也不再能被人們看出是某種技術型的東西。於是，技術倫理學就面臨一個問題（目的論和終極性問題），即生命體的目的既不能以一種自然的原生形式加以確定（因為生命體非由人類造就而成並且不斷變化的），又不能以一種技術化了的形式露出廬山真面目（媒介問題）。因此毫無疑問，生物製成品既不能為倫理學評價提供標準，又不能必然地對恰如其分的目的手段關係進行評價以顯示出技術改變的尺度。因此，關於技術改變的知識和對這個知識的分享，就有了尤為重要的道德意義。

　　編輯： 瀋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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