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在中國做官的分為三類人，第三類中很多人出了問題

地緣政治學者鄭永年11月27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文，談到在今天的中國官僚機構里，可以發現以下三類人：

第一類人可以稱為「口惠而實不至」，熱衷講大政治和大話。簡單地說，這個群體基本上是「玩虛的」。這個群體是少數。第二類人是「不作為」的，他們可以準時上班、準時下班，上班時讀書、看報、寫文件，但沒有行動，表現為什麼也不想做、什麼也不做，只是占著位置。在很多官僚機構里，這個群體是大多數。第三個群體也是少數，他們想作為、也是有作為的。

文章說，這三類官員會有三種行為，產生三種結果。在正常情況下，第三個「作為」的群體應當得到「獎勵」，第二個群體必須得到懲罰，而第一個群體為人們所輕視。不過，實際的情況往往不是這樣的。

第一個群體的人往往得到提拔，因為他們沒有實際行為，不僅不犯錯誤，而且由於很高調，往往會引起上級領導的關注。這個群體的人得到提拔，還有一個被錯誤理解的「政治上正確」問題。對上級來說，「政治上正確」主要是要把頂層設計的政策落實下去，把事情做好；但對這個群體的人來說，「政治正確」更多地意味著「唯上」，不管用什麼方法，讓上級領導高興即可。

第二個群體的人「不作為」，這意味著平平庸庸，但也不會犯大的錯誤。這個群體中，一些人得到了提拔，有的則是原地踏步。這個群體中尤其是那些快要退休的人，則大多在等待「軟著陸」，即在退休之前堅持「不犯錯誤」，安全退休。而第三個群體，即「作為」的人，在一些條件下，有的也得到了提拔，但很多人出了問題，甚至進了監獄。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文章認為，一般說來，就人性來說，不管什麼樣的體制，總會出現這三個群體。中國今天的問題在於，「不作為」的官僚佔了官僚機構的多數。儘管人們也可假定人性因素在發生作用，但如果要促成官僚的有所作為，就必須從體制的角度來分析。

文章指出，很多幹部還是想作為的，但一旦有所作為，就困難重重，不僅要面對來自上級的眾多政策、政策之間的不一致性、政策的地方化等等，更重要的是，一旦想做點事情，就會觸動其他人的利益，這些其他人就會變成告狀者。因此，對想作為的官員來說，不作為便是最理性的選擇。

「不作為」既不是大多數官員的本意，其結果也是對執政黨、社會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的損害。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文章提出了六條建議：

一、改變決策模式，使其科學化。從前過分分權模式有重大缺陷，但現在過分集權模式也有其缺陷，這就必須通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決策模式。

二、監察權明細化。要確立監察權的邊界，不能什麼都監察，以保證執行權的空間，避免監察權「為了找錯誤而去找錯誤」。

三、要明確舉報者（告狀者）的責任，誣告必須承擔政治和法律責任，以避免舉報泛濫或濫告狀。必須節制易如反掌的舉報（例如網路的匿名告狀）行為。

四、制訂一部《改革促進法》，賦予官員試錯空間。沒有人可以保證執行政策可以百分之百成功，如果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改革出現一些差錯，就不能承擔那麼大的責任。尤其要對「終身追究責任」明細化，誰也不想在退休之後被終身追究，也沒有人想坐牢。

五、改進行政法規，明確集體責任和個人責任。一項政策經過集體決策和通過，只要執行官員以公開透明方式、根據集體決策來執行，即使出現問題，不能算是個人的責任，而是集體的責任。

六、在「黨政聯動」「黨政合署辦公」的基礎上，在基層實行「黨政一體化」改革，真正實現「小政府」的目標，大量減少黨政官僚機構的數量和人員，在此基礎上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薪水。

（文章來源：《聯合早報》；圖片來源：網路。文章和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進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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