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不是奇葩說變味了，而是我們老了

曾經，《奇葩說》上石破天驚到讓人咋舌的表述一度在網上引起爭議和廣泛討論。可是，隨著《奇葩說》開播到第五季，我們聽到了越來越多失望的聲音。

五年，其實已然是當下最為長壽的現象級網路綜藝節目，但對於第一季追到現在的老觀眾來說，無論是思想性、原創性、娛樂性、能量密度，還是與時代的契合度在當今平台節目里都無出其右的《奇葩說》彷彿離我們漸行漸遠。

派系的紛爭

最初的《奇葩說》之所以鋒芒畢露，是因為選手，每一位選手身上都帶著草根式的粗放。

毒舌女王馬薇薇氣場逼人，背後更是面對失敗的婚姻和父親患上了重病的雙重壓力下的絕地反擊。少奶奶肖驍我行我素快意恩仇，背後卻是從北京發展不順，準備海選後便打道回府的自我釋放。故事女王范湉湉現身說法，用過去的經歷帶給我們感動，可不為人知的是，她辭掉了生活無憂的市場總監，這一次是回到了雪藏十年的演藝圈決心背水一戰。

隨著《奇葩說》名聲越來越大，無數專業辯手也逐漸加入，於是，有了站在宇宙中心呼喚愛的暖男陳銘，有了功力深厚的技術派蟲仔邱晨，有了宗師級辯論鬼才的肌肉CEO胡漸彪，有了在世界中心召喚撒旦的少爺黃執中。

他們的加入，讓三教九流百家爭鳴的《奇葩說》逐漸變成安營紮寨，同仇敵愾的大會堂。同時，也讓「綜藝派」和「辯論派」的角色身份分化得涇渭分明。

《奇葩說》，本是一檔以知識生產，觀點輸出為賣點的綜藝節目，其最為亮點的一定是選手間的辯論話術。

辯論它並非讓你來說服對方，在準備比賽的時候不單要假設對方辯友會反駁你觀點中的漏洞，還要把自己當成評委和觀眾，考慮他們能從自己的論述中聽到些什麼。

不但要將論點論證的無懈可擊，還要向評委和觀眾證明我比對方的觀點立得住；你在攻擊對方的時候不但要確實打中要害，還要清楚的告訴評委和觀眾，我的觀點讓對方無法反擊。

隨著專業辯手的增加，也讓辯論話術更加成為了主流的表述。如果說前三季綜藝咖和辯論咖只是在較著暗勁，到了第四季，便儼然發展成「綜藝派」與「辯論派」的矛盾。

「綜藝派」們的表演，在手握著辯論話術的專業辯手看來，猶如胡攪蠻纏，嘩眾取寵。而借用舉例子、打比方、歸謬和確認前提等辯論技巧，「辯論派」們「根須解損」的溫柔一刀總是能夠如探囊取物般給無邏輯的「綜藝派」致命一擊。

如此，話術形成了權力，辯論的純粹在綜藝袈裟下無可避免的有了分割。

而到了第五季，這種差異，首先便表現在導師陣營里的兩位新人——脫口秀紅人李誕和網紅經濟學家薛兆豐身上。

相比李誕賣乖討喜佛系人生的人設，薛教授則用耿直的求生欲和睿智的見地圈粉無數。經濟學的嚴謹理智，近乎冷血無情的客觀分析，對立生活中的嬉笑怒罵，甜虐催淚的段子雞湯，進一步升級成了「學術派」和「野生派」的階級紛爭。

在「學術派」里，最低的學歷是清華，而在「野生派」里，最low的段位也是抖音網紅。

不難看出，《奇葩說》的線上是一個娛樂感十足的party，各門派既要各自為營，又要抱團取暖。到了線下，又是一個風起雲湧你死我活的江湖。

馬薇薇和姜思達的風波，傅首爾和董婧的撕逼，揭示了奇葩武林有了群體固化、黨同伐異的局面。失了本質，缺了本心，又如何回到彼時的《奇葩說》？

辯題的討好

當初《奇葩說》的爆火，看點在於每個選手用「奇葩另類的觀點」的辯論，為觀眾締造出了一個「烏托邦」，但是在這一季的節目中，《奇葩說》少了醍醐灌頂，如泰山崩於前的那種震撼了，節目的語言也缺失了原先那類讓觀眾覺得「陌生化」的生猛勁。

可以說，追求參差多態的《奇葩說》開始變得越來越「政治正確」，距離「家長里短」只有一步之遙。

一個辯題，應該具備激起實然與應然以及邏輯討論的條件，而一個好的辯題，往往能激起選手與觀眾對於人生、價值等方方面面的思辨火花。

作為一個辯論節目，《奇葩說》此前的每一期辯題都是一次直抵靈魂的深思，「愚人水該不該喝」，「世界需不需要超級英雄」，這些或發人深省或開發腦洞的辯題拓展了許多人的視域，開拓了很多人看待問題的眼界，甚至在某些方面顛覆了我們的價值觀，讓我們換一種角度看待這個世界。

然而，這一季，更多的落腳於生活，「混得Normal該不該去同學會？」、「男朋友氪金打賞女主播該不該分手」之類的雞毛瑣事，更有甚是「得知前任有了新歡，有一個雞飛狗跳鈕，要不要按？」「 如果有個按鈕能看到伴侶有多愛你，你要不要按？」等放飛自我的奇葩星球無厘頭命題。

無須細剖，《奇葩說》的辯題在從社會屬性轉向生活屬性，況且這些辯題都在用特殊的極端例子說事。

「面對女友的求生欲測試，演戲還是做自己」、「情侶吵架是誰錯誰道歉還是男方先道歉」，這些明顯討好女性的選題暴露了《奇葩說》沒有以往的走心，用過多的愛情題大打感情牌，試圖通過製造對立，引發雙方矛盾。

除此之外，還有「因為太胖而被嘲笑，該不該減肥」 「爸爸每周陪孩子低於12h，就被取消爸爸稱號」這種本身就帶有明顯傾向性的「不公平」選題，彷彿辯題的創作者在刻意為弱勢一方發聲一般，但命題基礎的偏頗只會造就很難獲得同理心和共鳴點的結果。

而這樣的單薄，就會限制辯手們討論時的延展深度，反而逼迫選手們更依靠講故事說段子來博取觀眾的共鳴感和認同度。

毫無高度的辯題，談起來只能就事論事，辯起來又顯得小題大做、雞零狗碎。而丟掉的，則是辯論中最為核心的「標準」。

拿其中一期探討「高薪不喜歡和低薪很喜歡的工作」來說，雙方一直各說各話，沒有統一標準就難以正面交鋒，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此觀感下，就很難判斷究竟哪方的觀點更具壓倒性。

討論標準的缺失，不僅使得觀眾在雙方討論的問題出現分歧時，失去了合理界定誰討論的內容更有意義的判斷，更讓辯題的實質變得更加懸浮。

娛樂的變質

當然，一場辯論，辯題本身就是最大的標準，更何況是《奇葩說》這種包著辯論外衣的綜藝節目。

從最初定下的追求娛樂化的目標開始，《奇葩說》便在不斷強調奇葩的招牌，以為如此便可以提高節目的娛樂效果，但過度娛樂化的效果就猶如簡單粗暴的放大「奇葩」二字，生硬尷尬。

從圈粉無數到如今流落到被求生欲支配的娛樂性地步，從倡導包容、多元的價值觀到毫不走心地用愛情是非題做文章，從對辯題多角度的探討引發思維的廣博與深邃到誰搞笑誰就贏的荒謬事實，《奇葩說》似乎即將走在涼涼的路上唱著放棄治療的頌歌。

為了求生，我們可以原諒《奇葩說》節目的天平開始偏向流量，話題和資本。為了討好年輕人，我們可以原諒《奇葩說》節目不得不把迎合受眾變成自己的價值觀。

但我們無法接受，《奇葩說》主動放棄了它的引領功能。

你問《奇葩說》的意義在哪裡？

對於選手，當初的大學辯論隊隊長姜思達帶著學生的氣息，帶著對社會的憧憬和嚮往，不諳世事但是敢說敢做，不懼流言依舊特立獨行，而最終，《奇葩說》成就了這樣一個「名媛」。

什麼都無所謂的顏如晶平日里自閉寡言，淡泊寧靜，唯有辯論激起了她的鬥志，讓她對輸贏開始在乎。

對於導師，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洞悉世事的蔡康永。每次結辯娓娓道來的時候，他的出發點總是最生活化，甚至從最微觀最體貼的細節出發。他知道，不管辯題如何複雜難解，人性總是一成不變的。

也同時，看到了犬儒的馬東。他一邊無條件地擁抱著資本社會的一切新鮮事物，一邊學習年輕人的話語體系，而他又用「底色是悲涼」來定義自己。

可我們的失望，也在於《奇葩說》的變質。

從第一季一個個人格獨立個性鮮明的個體，到第五季一個個帶著「奇葩」標籤的群體，我們不想接受這個烏托邦的崩塌與潰敗。

也許，從來都不存在什麼烏托邦。但至少曾經，有這樣一個《奇葩說》，它的亮點不僅於「奇葩」，更在於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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