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可以布的」和「噠個裡個噠」

連續兩天跨城觀看了兩部作品：伊朗劇作家、導演南星·蘇雷曼波爾的話劇《南星》和孟加拉裔編舞家阿庫·漢姆作為舞者的封箱之作《陌生人》。一個北京一個上海，一個戲劇一個舞蹈，卻因為創作者的少數族裔身份和跨文化的創作而遙相呼應。一個生長在政治環境特殊的伊朗，最終走向世界用外語寫作劇本，一個出生在英國卻因孟加拉裔背景與印度舞血脈相連，他們都成功地在「非母體」的文化中闖出一番天地，而各自的母體文化是他們甩不掉的羈絆，也是他們生長的養分。

「耶可以布的，耶可以納布的」

《南星》在北京中間劇場上演，編劇的劇作《白兔子，紅兔子》曾在北京演出過，這次的作品則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並且他本人也來到現場演出。與《白兔子，紅兔子》的演出形式一樣，還是不讓演員提前看到劇本，也沒有事前排練，全憑臨場發揮，而且一部劇一個演員一生只能演一次，從演員到觀眾都因為這樣特殊的形式而進行了一次從不明所以到融入其中的過程。這樣的獨特形式也源自現實的無奈，編劇因為拒服兵役護照遭到伊朗政府扣留而無法出境，於是用郵件將規則嚴密的劇本發往世界各地，由當地劇院製作和演出，以這種特殊的方法控制舞台，實現作品的世界「巡演」。

南星·蘇雷曼波爾

《南星》是編劇已經可以離開伊朗故土，定居德國之後的作品，因為有了之前的「兔子」，這種形式已不新鮮，真正打動我的是導演的創作初衷：因為一直用外語創作，雖然在世界上越來越知名，但是他的媽媽連他的一部戲也看不懂。於是他為媽媽創作了這部作品，在劇中讓各國演員用特殊的方式把他的故事念給媽媽聽，也讓世界各地的人通過各式荒腔走板的發音，體驗他的媽媽因為語言障礙而無法理解兒子作品的感受。

作為劇作家本人，南星在台上一個字也沒有說，卻用那厚厚的500多頁紙和投影儀里多毛的一雙手，把一切都說了。這個故事是獻給「媽慢」（波斯語里「媽媽」的發音）的，但同時母親在這裡也成了一種象徵，一種對於母體文化從疏離到回溯到融為一體的過程。「耶可以布的，耶可以納布的」（很久很久以前），當中國演員用這樣好笑的發音講起這個故事，好像我們和導演一起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也好像我們無須跨越，而是在這障礙之上開出了新的花朵。

《南星》劇照

「噠個哩個噠，噠個哩個噠」

在上海國際舞蹈中心上演的舞蹈大師阿庫·漢姆的封箱之作《陌生人》，宣傳中提到將有好幾百個松果從天而降，這樣的舞台實在太有吸引力，但是當看完全劇，征服我的卻是極致的身體和深刻的思想，這不僅是作品，更是阿庫·漢姆他自己。

《陌生人》

這部舞蹈取材自一戰中殖民地士兵的歷史資料：在這場戰爭中有超過四百萬非白人士兵被歐洲和美國僱傭，並客死異鄉，而活著回去的人也與自己的歷史、故鄉和同胞產生了隔離，成為「陌生人」。舞蹈講述了一位殖民地士兵在遭到炮擊後進入迷離夢幻的精神世界的景象。

作為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紀念藝術委員會委約、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聯合委約製作的作品，《陌生人》可以說是一個命題作文，然而拋開戰爭的部分，它更像是阿庫·漢姆為自己、為自己的藝術生涯作傳。那些飛快的旋轉、自如的身體、低沉的重心、先鋒的勇氣，來自東方印度舞的傳統，也來自西方現代舞的精神，他的身體、他的創作力都如同兩者淬鍊而出的獨特藝術品，敦厚深沉地紮根在屬於自己的那一片沃土裡。

演出正式開始前，兩位樂手在舞台上進行暖場表演，「噠個哩個噠，噠個哩個噠……」樂手用20分鐘建立起的印度舞氛圍在開演的一剎那便被炮火聲擊碎。阿庫·漢姆扮演的士兵牽著一根繩子突然摔倒在台口，被一陣炮擊摔進了臆想的世界，身後是一個巨大的斜坡，前面陳設著印度式的日常家居，在炮火和槍擊聲中兩位樂手的鼓點執著地繼續著，士兵從那陌生的異國戰場來到這充滿故鄉聲音的地方，不自覺地跟著鼓點跳起卡塔克舞步，腳腕上密密麻麻的鈴鐺叮噹作響。然後他解下鈴鐺，一頭系在腳腕一頭拴在脖頸成了枷鎖，他成了戴著鐐銬起舞的人。最終，當他能夠徹底解下鈴鐺之時，卻把它們高舉過頭如宗教儀式般虔誠地置於脖子上。那些來自根系裡的、束縛你、被你拚命擺脫的東西，最終都會變成信仰，變成你珍惜的一部分。

隨後，舞台上的桌椅板凳各色陳設都被斜坡後伸出的繩子拽走了，任主人公如何追趕阻止也無濟於事。泥土從斜坡上緩緩落下，除了這土，好像再不能擁有家鄉的任何了。之後的整個舞蹈中，阿庫·漢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在這些泥土中翻滾跳躍，土沾得他全身都是，在他白色衣服上，在他捲曲的黑色鬍鬚上，在他汗濕的光頭上……

舞台上出現的那些繩子，在我看來都如同臍帶一般是與自己母體文化的連接，而斜坡則是戰爭中的壕溝，也是難以逾越的文化障礙。當大繩子與象徵外界聲音的收音機連接到一起時，喇叭里傳出人聲，時而如軍情播報，時而如部隊點兵。主人公聽到印度鼓點就不自覺地起舞，聽到部隊口號又迅速立正，在兩種狀態中來回切換，一如我們秉持著傳統文化進入到其他文化中去的時候，那種不知道該把頭擺向哪一邊的不知所措。

最終，那些大大小小的繩子被主人公擰成了一股系在腰間，借著繩子堅實的拉力，他可以走下斜坡捧起一抔故土，也可以登上頂峰把繩子一圈圈圍在頭上起舞。

現場音樂也呼應了這一主題。樂隊總共出現了三次，配置都是大提琴、小提琴、薩克斯和印度鼓及人聲，每一次他們都出現在斜坡的頂端，從最初的嘈雜混亂各自發聲，到中間的一度和諧再陷入混亂，最後來自不同世界的聲音終於能夠共鳴到一起，如同一次面對不同文化時對自我的調校過程。

臨近結尾時，幾百個松果從斜坡上緩緩滾落灑滿了舞台，也終於到此時，我們才看到阿庫·漢姆從身體到精神在緊繃了一小時後終於放鬆下來，歷盡千辛萬苦才將自身各種元素協調到和平共處的狀態。採訪中他說這些松果象徵死在異鄉無法被埋葬的僱傭兵，他們在異國他鄉作戰，最後死在異國的土地上，裸露在外的松果就像士兵們的軀體。而在我看來，它們也如同所有身在異國、於不同文明中生活勞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人們所結出的果實。這些果實也將變成新的種子，在新的土地上生長出參天大樹。

每條小船都在碰撞中前行

阿庫·漢姆說：「過去很多年裡，西方人都把自己視為中心，認為歷史是由他們來寫的，事實上，其他文化也可以詮釋歷史，中國人可以，印度人可以，非洲人也可以。」某種程度而言，現代藝術對人友好的一面正是體現在這種跨文化的普適中吧。試想如果看不懂印度舞那些複雜的手勢，不知道印度教中那些神祇和傳說，那麼看到古典印度舞的時候，獲取的感受必然是驟減的；如果聽不懂伊朗語，當我面對一個伊朗導演的傳統戲劇的時候，也許會同樣流失掉很多信息。但是當面對的是一個現代表現形式的藝術作品，這些缺失卻可能也成為我觀演的一部分，它帶給我的比深諳這種文化的人感受的不一定會更少，反而還可能會因為這種缺失而更加豐富。

在北京到上海的火車上讀到蔣勛的一段話，彷彿也正是這兩部戲的一個註解：「一艘船必須先知道它是純粹獨立的個體，它並不屬於碼頭，也不屬於港灣，它也同樣不屬於海洋；但是，當它認識到了自主與獨立，它才可能選擇碼頭，選擇港灣，或選擇海洋。」

《南星》劇照

其實跨文化是一個可大可小的概念，不同國度不同民族之間的是跨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城市間的也是跨文化，甚至在職場面對的與從小家庭教給你的價值觀不一樣，也可以是一種跨文化……不用上升到世界兩個角落的高度，我們每一日的日常生活便都是在各種不同文化、不同觀念、不同習慣之間或大或小的碰撞中前行著。某種程度而言，正是因為我們每個人有著不同的經歷，在不同經歷中汲取到的不同內容，拼湊出了獨特的每一個人。而當藝術以一種更加凝練而極致的形式，將不同文化以更加可感的通道，輸送到這個越變越小的地球上的更多地方的時候，無論是「耶可以布的，耶可以納布的」還是「噠個哩個噠，噠個哩個噠」，都散發出了比以往更美麗的光華。

文| 悵悵

《南星》攝影/David Montreith-Hodge

《陌生人》攝影/Jean Louis Fernandez

本文刊載於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北京青年報》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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