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始末 | 音頻
編者按
：之前在留言里，很多次說要嘗試錄一下《短史記》的音頻。但錄起來後，發現對我這種毫無播音經驗的素人來說，這事其實還蠻難的，遠不是一開始所以為的「拿起手機嘰里呱啦一通說」就可以。這次錄製，從《短史記》之前的推送里，選了10期主旨為「介紹歷史人物另一面」的稿子，期間萬幸有音頻同事專業的指導和製作，這個事才能堅持做完（惟我的講述，是真的需要改善
）；做完後又猶豫很久，才鼓足勇氣放上來。總之，雖然缺點很多，也不管了，還是要放上來，畢竟，這個事已經寫進了給領導的周報（嗯~~~這個才是重點
）
今天放出的，是《B面人物》系列的第一期：《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始末》
（開篇部分是張大千的一段原音）
。
註：音頻時長約23分鐘，建議在wifi環境下播放
主播/諶旭彬
製作人/張天嬌
以下是供參考的文字版本
歷史上，為個人喜好而破壞文物這種事情，名人們幹了很多，只是或為尊者諱，或因現實利益勾連，這類事情大眾並不知道。
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的破壞，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1941年初，張大千率妻兒門生，抵達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兩年七個月。期間呢，破壞了很多壁畫甚多。
張大千交遊廣泛，朋友門生很多，他的書畫作品，也與許多人的現實利益攸關。所以，對他破壞敦煌壁畫這一行為，長期以來，一直有很多人在為他辯護。
比如，有人以「親歷者」身份，寫文章這樣說：
「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藝術做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
張大千有一位叫做謝稚柳的朋友，他為張大千辯護的理由更有意思。他承認張大千把敦煌很多壁畫的外層給破壞了，但他認為，這種行為並沒有錯，理由是：
「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里的菁華呢？」
其實啊，這些辯護之詞，都不足以洗刷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這個事實。因為這件事情的核心檔案，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得到。
一共是三份材料。我給大家簡略地介紹一下，念一下大概的內容。
第一份，是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濟寫給於右任的一封信。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李濟是著名的考古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曾領導並參加過著名的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
信裡面說，1941年底，他們就接到了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兩人聯合署名的一封舉報信。裡面說：考古學家衛聚賢，從敦煌考古歸來，在成都發表公開演講的時候，提到一件事。
他說，敦煌的千佛洞裡面，目前保存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歷代的壁畫，張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臨摹。惟各朝代之壁畫，並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內，後來之人，於其上層塗施泥土，重新繪畫。張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跡，故先繪最上一層，繪後將其剝去，然後又繪再下一層，漸繪漸剝，冀得各代之畫法。
馮漢驥和鄭德坤兩個人，聽聞這個事情之後，認為張大千的做法是不對的，沒有優先考慮文物的保存。這些壁畫，剝去一層，即毀壞一層，對於張先生個人在藝術上之進展甚大，而對於整個之文化，則為一種無法補償之損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從速去電制止。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傅斯年和李濟在信里說，他們接到馮漢驥和鄭德坤的來信之後，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因為他們覺得這兩位的信息，是聽來的，未必準確。如果貿然面把這個事情拿出來討論，可能會損傷張大千的名譽。所以也就沒有告訴于右任。
後來，傅斯年和李濟從教育部派往敦煌考察的工作人員那裡，聽到同樣的信息。到了1942年的夏天，國民政府組織了一個西北歷史地理考察團，聘請了西南聯大的教授向達先生參加，向達是史學界的權威，他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是很著名的，中外人士都知道。向達先生到了敦煌之後不久，就給傅斯年和李濟寫來了一封信，要求他們出面，管一管張大千在敦煌的胡作非為。
向達是這樣對傅斯年等人講的：
我在千佛洞視察，與張大千先生相識。張先生僱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學生之助，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數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辛巳八月發現此複壁有唐畫，命兒子心，率同畫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剝去外層，頗還舊觀，歡喜讚歎，因題於上。蜀都張髯大千。』又，臨摹之時，於原畫任意鉤勒，梯桌畫架即擱壁上，如何損及畫面，毫不顧惜。
向君認為，放任張大千這樣搞下去，再過二、三年，敦煌千佛洞的壁畫就全完蛋了。所以，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寄了回來，要求傅斯年他們管一管。傅斯年呢，就把這篇文章，印刷了很多分，分送給藝術界、文化界的朋友和名流。
以上，就是傅斯年、李濟寫給於右任，請于右任出面阻止一下張大千的信的主要內容。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大千破壞壁畫一事，自1941年他率團隊抵達敦煌後，就已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而且告狀信很早就遞到了傅斯年和李濟手中。但傅、李二人礙於張大千在政學兩界的深厚關係，更礙於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獲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沒有採取行動。直到著名史學家向達1942年隨考察團前往敦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大肆剝掉外層壁畫，而且還在壁畫上隨意塗抹，甚至題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張髯大千」……向達深感「千佛洞壁畫將毀壞殆盡」，向傅、李寫了詳細的報告，傅、李二人才以聯名函的形式，請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張大千。
第二份材料，是教育部考察團的親眼目睹留下的資料。
這個教育部考察團，全稱叫做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團長叫做王子云。
張大千率自己的團隊在莫高窟「考察」時，該考察團也在莫高窟做調查。王子云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很不以為然。王后來留下了一段回憶，他說：
「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
換言之，張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留下了臨摹稿，但他的臨摹，並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相反，只是根據個人理解而繪成的「還原圖」，這就直接導致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還原圖」。
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隋 文殊問疾》（部分）
第三份材料，就是傅斯年、李濟提到的，歷史學家向達目睹張大千砍去宋元壁畫後，留下的資料。
向達向傅、李二人反映張大千對文物的破壞，傅、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轉述時，是做了弱化處理的。
姑引一段向達致傅斯年書信原文：
「張大千以一江湖畫家，盤踞此間，已歷年余，組合十餘人，作臨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畫，以便描摹，損壞畫面，毫不顧惜。且以洞窟作為卧室，鎮日關鎖，遊人裹足。尤其令人憤慨者，為擅自剝離壁畫。張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為宋以下無一可取，凡屬北魏、隋、唐原開而經宋元重修者，輒大刀闊斧，將宋元壁畫砍去，以求發見隋、唐作品年號、題識，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將不知伊於胡底矣！」
在給另一位考古學家曾昭燏的書信中，向達對張大千破壞文物的行徑，有更細緻的描述：
「臨畫本是佳事，無可非議，而此輩對於壁畫，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畫架，即擱壁上，是否損及畫面，毫不憐惜。並即以洞窟作為家人卧室，鎮日上鎖，觀者裹足。而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後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於粘著。故上層砍去後，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並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如張氏所編三0二號窟，窟外經宋人重修，張氏將宋畫剝去，現唐人所畫二天王像，遂續將此窟門洞宋人所畫一層毀去，下乃一無所有，而宋人畫已破碎支離，不可收拾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為中國藝術上之瑰寶，是國家所有，非地方個人所得而私。張氏何人，彼有何權，竟視千佛洞若私產，任意破壞，至於此極？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在稍後以化名「方回」公開發表的萬字長文中，向達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張大千行為的巨大破壞性：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開，而經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層畫面偶爾剝落，便可看出下面還有一層或者兩層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於五代的藝術家，便大發其歷史癖，大刀闊斧的把上層砍去，露出底下一層來供他們欣賞。但是在重修壁畫的時候，往往還把下面一層劃破鑿爛，後來的泥灰才能粘上，剝離之後，所得者不過是一些殘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層未被剝壞，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過久，一經剝離，下層畫面的色彩以及墨跡，也往往連帶的粘去了。所以剝離壁畫，在技術上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技術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以前，個人的意見，以為還是不要輕易去動手剝離的好。隨便剝離，往往得不償失，後悔無窮。至於描畫時之不可任意將原畫加以勾勒，不可將桌梯之類靠在壁畫上，以免損壞畫面，那是學畫的人頂起碼的戒條和道德，用不著一一細說。但是很不幸的，這種剝離壁畫和描畫的工作還在進行著，沒有人能勸止，也沒有人來勸止，眼見得千佛洞壁畫，再過二三年，便要毀壞殆盡了，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
但是，向達的大聲疾呼，並沒有能夠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長陳儒學，請他「轉告張君大千，對於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與此同時，張被聘為「敦煌藝術研究院」籌委會委員。該年11月，張大千才帶著自己的團隊遲遲離開敦煌。
就現有材料來看，張大千及其團隊，對敦煌壁畫的破壞，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至1943年初，至於破壞總量如何，因向達當年的統計資料散佚，今日已難詳細考證。學術界針對此事，當日曾有感慨：「近來國人頗言開發西北，敦煌藝術遂常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機關之一，以於髯（于右任）為護持，張大千為主幹，西北古迹之能否長存，恐為一疑問。」
事實上，除破壞壁畫一項外，張大千還帶走了數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據我所知，張大千先生只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餘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後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圖：甘肅榆林窟外景，1943年。羅寄梅攝。圖中左側橋上站立者為張大千
最後，我們再特別講一個事情。目前，在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這件事情上，有一種最具迷惑性的辯護之詞，他們說，「解放前，甘肅省參議會組成專案組調查，結論張大千未破壞。」「甘肅參議會不是民間組織，張大千沒破壞敦煌壁畫的結論是歷史的公證。」
確實，甘肅省參議會當年，是審查過「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
時間是1948年7-8月間，部分議員在甘肅省參議會上提出，要求調查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事，予以嚴懲。甘肅省府將此事上呈教育部，教育部又轉交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調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最後給出答覆：張大千沒有損毀千佛洞壁畫。這個答覆，也就成了甘肅省參議會的所謂調查結論。
但是，這個結論是不可信的。
原因有三點。
第一，這個事情由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出具答覆，本就不合適。當事人張大千，正是發起成立該研究的五位籌委會委員之一，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後，張又受聘為委員。這個研究院在發起之時，就因為有張大千的參與，而飽受質疑，認為一個有破壞敦煌壁畫的劣跡的人，居然是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發起人，是在是不合適。所以，敦煌藝術研究所為自身利益，當年一直致力於否認張大千有破壞敦煌壁畫的行為。
第二點，我們前面已經引用了很多檔案材料，來證實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這些檔案，不是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一紙簡短答覆可以否認。
其三，張大千本人及親友所留存的資料，已「不打自招」其對敦煌壁畫確有破壞。
比如，張大千之子張心智，曾經承認，當時曾用玻璃紙在壁畫上描摹。這種描摹方式對壁畫損害嚴重，被敦煌研究所嚴禁使用。
張大千之子張心智，曾參與張大千的敦煌之行。據他回憶，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方式是先「用玻璃紙在壁畫上描下來」。《張大千年譜》也稱：「先生臨摹的方法是：先以大幅玻璃紙(透明紙)依壁畫原作勾出線條初稿，各部記下原作顏色，然後將此紙貼在木框綳著的畫布背後，迎著陽光照射，用柳炭條先在畫布上勾出影子……」
這種用玻璃紙直接貼在壁畫上勾描的臨摹方式，對壁畫的損害是巨大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4年成立後，將這種臨摹方式列為「絕對禁止」。
再比如，張大千自己留存的工作記錄，保存下了其破壞壁畫的蛛絲馬跡。關於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第130號洞窟，張大千的記錄是：
「甬道兩壁畫，幾不可辨，偶於殘破處，隱約見內層硃色粲然，頗以為異，因破敗壁，遂復舊觀。」
意思就是說：自己為了看裡面的畫，就把外面的畫給砸了。
現在，市面上流傳很多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我們必須指出一點：張的臨摹不是忠實於原畫，而是根據個人認知「還原」線條和色彩。這種「還原」，敦煌學術界是有意見的。壁畫已遭破壞，臨摹稿又非原畫，文物損失甚大。
敦煌研究院院長、學者段文傑，在敦煌面壁五十載，致力於壁畫的復原臨摹工作。晚年曾如此評價張大千所「復原」的壁畫：
「恢復原貌：即恢復到壁畫剛完成時的新面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則根據從西夏壁畫下層剝出的魏唐壁畫殘跡全部復原，使臨本煥然如新。我們認為未經詳細調查、科學化驗和論證，不敢輕率從事。故只作為研究項目，我曾根據263窟剝出未變色壁畫，觀察並與285窟未全變色壁畫比較，探索色彩演變規律，復原菩薩三身，還復原了263窟降魔變。作為試驗，後來又根據張大千剝出的130窟盛唐殘畫《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復原《都督夫人禮佛圖》，補救了張氏、鄧氏復原臨本之所失，基本體現了原作精神，但它是四五個月時間，觀察比較，調查研究，參閱歷史文獻，綜合研究的成果。」
總而言之，雖然張大千本人及其門生弟子友朋，多年來一直竭力否認曾破壞敦煌壁畫，且以甘肅省參議會的所謂調查與答覆做為最有力的否認證據，但這一證據站不住腳，缺乏說服力。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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