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毛樂耕：施蟄存與唐詩

施蟄存

施蟄存先生稱自己的寫作、研究是開了四扇窗：東窗文學創作，南窗古典文學研究，西窗外國文學翻譯，北窗金石碑帖研究。

在這四扇窗中，施蟄存的工作都做得有聲有色，成績不俗。這其中，在古典文學方面，《唐詩百話》是他對唐詩學研究作出的重要貢獻。這本書為唐詩在當代的推廣和鑒賞提供了一個優秀的實用文本，出版以後，反響很好，2015年12月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列為首屆向全國推薦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

說起來也有點偶然，施蟄存原來並不專門研究唐詩，他只是一個愛好者，平時喜歡讀唐詩，有所發現有所感受時，也隨時作一些札記。

1977年，正是「文革」結束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向施蟄存組稿，希望他能寫一本古典文學方面的書。施蟄存經過考慮，向出版社提出寫一本關於唐詩欣賞方面的書，用串講的方法選講幾十首唐詩，使它們能夠代表整個唐代三百年的詩風，書名就叫《唐詩串講》。這是施蟄存研究唐詩的緣起。

方案定下以後，施蟄存就開始寫作。可是幾個月下來，施蟄存遇到了困難。他發現，這本書並不好寫。在講解一首詩的時候，常常會碰到許多與此詩相關的問題，例如詩中典故的意義，例如詩所反映的時代、政治背景，例如詩中涉及的社會風俗，例如某一種詩體的淵源流脈，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才能讓讀者讀得懂，看得明白。施蟄存認識到，寫這本書與自己平時的閱讀不同。平時閱讀，是以自己的水平為基礎，憑自己的直覺去理解就行了。現在要寫這本書，許多問題都要重新作專門的研究，而且要達到深而透的程度。而要進行深入的研究，還必須首先作一些基本的校勘、考證工作，還要熟悉唐詩印行、研究的歷史和各家的觀點。這樣，寫書的實踐就倒逼著施蟄存重新對唐詩進行更為深入的研讀和探究。

施蟄存一邊寫作，一邊研究，一邊總結，在書稿寫作的過程中，他又適時調整了方法，將串講改成漫談，書名也相應地改成《唐詩百話》。歷時八年，施蟄存終於拿下了這部書稿。

《唐詩百話》1987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在當時就產生了影響。以後，1996年5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將之作為《施蟄存文集：古典文學編》第一卷再版，2001年12月修訂重印；2011年2月，又將其作為《施蟄存全集》第六卷校訂出版。這三種版本，初版本因出版年代較早，收在「文集」「全集」中的受眾面又比較少，都已難以滿足讀者的需要。2014年，施蟄存哲嗣施達先生又授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上、中、下三冊的「最新修訂版」。這個版本，是目前比較通行的一個可用的版本。

施蟄存自己說：「這本書的問題是寫得不上不下。」其實這不是此書的「問題」，而恰恰是此書的特點和優長。不上，正好說明這本書既有研究的深度，又不深奧難啃，而是通俗明白，適合普及。不下，也正好說明這本書不是人云亦云，東抄西摘的大路貨，而是有施蟄存自己精深的研究在其中。這是一本雅俗共賞的書，既可供學術研究者參考，更能讓當代廣大唐詩愛好者親近。美國耶魯大學將此書作為該校中國文化學習課程的指定教材，應是十分恰當的。

在我看來，這本書是一部獨特的唐代詩史、唐詩通論。在歷代唐詩學研究的基礎上，施蟄存也選擇了將全部唐詩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來展開品評的思路，但他另有自己的心得見解。他認為，這四個時期，不是對唐詩發展史的分期，而是對唐代歷史發展的分期。唐代社會、歷史的發展，自然又會影響到唐詩的發展。對於唐詩的成就而言，他認為中唐並不遜色於盛唐，甚至要高於盛唐。他說：「盛唐是唐代國家形勢的全盛時期，而唐詩的全盛時期卻應當排在中唐。」

在本書的寫法上，施蟄存也是匠心獨運。他採用了以人帶詩，以詩帶識（知識）、以詩帶史的方法，這是別具一格的。「百話」中的「話」，大部分都是以詩人為綱，帶出其具有代表性、特殊性的作品來，在介紹詩人、品評作品的基礎上，再根據需要，抓住契機，隨機性地介紹唐詩乃至中國詩史的相關知識，介紹唐代的職官、典章制度、社會歷史等方面的背景內容，讓知識的介紹與詩歌的鑒賞相輔相成，融會貫通。

初唐時期，施蟄存列出王績、王勃至陳子昂、王梵志等八家；盛唐時期，列出王維、孟浩然至李白、杜甫等十家；中唐時期，列出張志和、李冶至姚合、寒山子等二十五家（中間自然包含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李賀等）；晚唐時期，列出李商隱、溫庭筠至韓偓、韋莊等十七家（中間自然包含杜牧）；一共六十家，唐代的重要詩人和許多重要作品都包含在其中，同時還以施蟄存自己的眼光發掘了若干有特色的詩人及作品。在每一時期的品評結束以後，施蟄存還專門再寫一篇「餘話」，對一些需要說明的問題進行補充交代、歸納總結。這樣，綱舉目張，脈絡清晰，重點突出，清楚明白，形成一部獨特的唐代詩史、唐詩通論。

在詩作的選用方面，施蟄存也有自己的考慮，盡量避開一些「熟面孔」，另選一些新作品，以取別開生面之效。如白居易，就避開了《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澗底松》《賣炭翁》《紅線毯》等，新選了《兩朱閣》；避開了《長恨歌》《琵琶行》，新選了《霓裳羽衣歌》。杜甫的「三吏」則避開了選入教材的《石壕吏》，另選《新安吏》。再如韋莊的《秦婦吟》，「這是我國封建社會中篇幅最長的敘事詩」，在我國「失傳了一千年」。「近幾十年，《秦婦吟》從敦煌石室中被發現以來，還從來沒有人選讀，今天要找一個印本也不容易了。」「為了免得它再度失傳」，施蟄存將《秦婦吟》全文錄入，進行了詳盡的講解。從這些方面來看，《唐詩百話》也是一本有自己面貌的唐詩新選本。

《唐詩百話》不僅具有詩史的價值，同時還是一部唐詩知識的實用辭典、百科全書。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詩歌大繁榮的時代，湧現出許多傑出的詩人和優秀的作品，形成了詩歌創作爭奇鬥豔的美學高峰。在唐代，古體詩、樂府詩得到了新的發展，近體詩產生並成熟定型，長短句（詞）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還有許多關於詩歌的實驗也在不同的詩歌群體中或詩人的實踐中進行；詩句的字數，也從《詩經》的四字句為主，經漢魏六朝的五字句為主，再到唐代的七字句流行。所有這些關於詩歌的形式特徵、美學特徵、產生原因、發展脈絡、風格流變、成敗得失等問題，都需要予以考察和論證，闡釋和評斷，而要完成這項工作，沒有廣博的知識和精深的學力是不能勝任的。然而，施蟄存在這方面卻做得很好。

例如關於絕句這一特定的詩歌形式，施蟄存書中專門有一篇《唐詩絕句雜說》，從「什麼叫絕句」說起，比較了「古絕句與近體絕句」的異同，介紹了絕句這一詩歌形式的變化和發展，說明在唐代，絕句是「律詩」的一種，而所謂「格律詩」，已經是現代人弄混淆了的一個概念。唐代的時候，稱古體詩為「格詩」，近體詩為「律詩」，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律詩、絕句、排律等概念，只是在宋元以後才被人區分開來。對於絕句寫作的結構問題，施蟄存還精心選擇了三種不同的詩例，用實證進行了講解分析，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很有深度，內容也很豐富，令人大開眼界。

再如除了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長短句以外，還有一種六言詩。這類詩歌，雖然作品較為少見，是詩歌創作中的一脈支流，但畢竟存在。施蟄存在書中撰有「六言詩」一講，從其起源於楚歌開始，經漢魏直到唐代，通過一些作品實例，說清了它的來歷與流變，它在詩歌發展特別是長短句發展中的作用與影響。

這樣有深度的知識點，在《唐詩百話》中可以說是時常可見。例如唐人之間為什麼以家族的排行相稱，唐人詩中為什麼盛行用典，唐人對前人詩句的點化，唐代遊仙詩的起源和作用；講杜甫的律詩順勢把律詩中對偶的各種形式介紹清楚了，講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專門將唐代關於冰壺的典故和來歷作了細緻的考辨，講韓翃的《寒食》則普及了寒食節的知識。關於解讀唐詩的種種問題，無論是在內容方面還是形式方面，常常能在書中找到明確詳實的答案。

施蟄存寫《唐詩百話》，積累和掌握了豐富的資料，深入細緻地進行比較、鑒別、考證、分析，達到了通與透的境界。從唐代開始，多少年來，唐詩研究已經形成了專門的學問，資源材料林林總總，各種說法讓人眼花繚亂。面對前人的大量成果，施蟄存常常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並不拘泥於前人的結論，對前人的一些說法，他認為不對的，都能態度鮮明地指出來，進行討論和匡正。有些古人沒能解決的疑難問題，施蟄存也能藉助自己的學力、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新的見解。

例如秦韜玉的《貧女》，施蟄存就直率地說：「這首詩的總的意義，雖然人人都能了解，其中間二聯卻直到今天沒有人能完全理解。」接著，他列舉了前人的有關講解，指出：「我認為，這兩聯四句，他們都講錯了。也許歷代以來讀此詩者，也都是這樣講法。那麼，這首詩一向沒有人完全理解，也說不定。」態度相當明確。

再如韓愈《山石》詩中前有「天明獨去無道路」之句，到後面又出現了「嗟哉吾黨二三子」的說法，施蟄存指出：「『吾黨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獨自去』似乎有些矛盾。他這次游山，恐怕是和兩三個朋友結伴同行的，要不然，為什麼說『嗟哉吾黨二三子呢』？但如果有兩三個人同行，又為什麼說『天明獨去』呢？看來這個『獨』字，不可死講，不能講作『獨我一人』，而應講作『只有我們幾個人』。《項羽本紀》敘述沛公兵敗成皋時，『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又在鴻門宴上『脫身獨去』，其實當時還有從人。這裡的『獨』字也是同樣用法。」這樣的解讀，是何等精細，何等深妙。

還有，關於李頎詩《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的詩題，這個詩題複雜拗口，特別是「語弄」二字，難倒了許多人，導致「這個詩題至今沒有被弄明白」。施蟄存經過細緻考辨，令人信服地說清了這個詩題，「為唐詩學者解決（了）一個問題。」

當然，對有些詩作或字句，施蟄存在解說中也有少許地方坐得過實或解得不夠妥當，這些，就需要讀者和專門的研究者通過討論和爭鳴來解決了。

作者：毛樂耕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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