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為什麼如此「急」？

知識 11-29

前言

幾天來「基因編輯嬰兒」新聞驚爆全人類，炸響全球科學圈。這真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倫理問題。其實早在2015年5月1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科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就廣東中山大學科研小組的胚胎基因修改實驗急忙發出警告說「人類胚胎DNA是條不得跨越的界線」。並呼籲全球禁止開展此類研究，認為在全人類社會就此作出集體決定前，不應該嘗試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的實驗。

據報道，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各國及韓國等29個國家有明確法例禁止這種研究，而中國等則有類似的規定禁止這種研究。美國沒有禁止相關研究，但有法律禁止研究人員利用聯邦政府資金進行這種實驗。」

說到底，科學的本質是探索自然的奧妙。但科學的技術既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重要的是「誰」來守住科學倫理的底線？

真想問年輕的生物科學家賀建奎一個問題，做這件事的起始目的是否太「急」於成功，而「忘記」了「人類胚胎DNA是條不得跨越的底線」？

這引發我們去思考，中國的一些科研項目是否也歸因於急著成功，急著發論文，急著報課題，急著「花」經費，急著交項目，而不懼去觸碰醫學倫理，出版倫理，學術誠信的底線呢？

撰文 | 張月紅（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前總編輯，編審）

責編 | 李曉明

「德」與「信」

在「知識分子」這個平台上里談「道德」，一會被知識人「嘲」你腹有幾書可論之？二會被「網民」「嗆」你太不合時宜，如今還有人這麼背書講大道理？

這可能就是當下的新「時態」吧。人們已經習慣了網路手機傳送「碎片」，獲取信息，耳朵與眼睛感官真是不太喜歡廣播、電視和報紙上的「大道理」。即使讀書人也難耐寂寞「啃」什麼高深睿智「學問」之書，或沉寂幾十年觀察一個科學現象，琢磨一門技術, 遑論守住一條倫理底線。

至少，我是這麼感覺的——自從英國計算機科學家，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1989年發明了萬維網（www）以來，30多年來網路時代改變了我們許多。科學家能為興趣而坐冷板凳幾十年的日子似乎與當下的「快」節奏太不合拍了，否則又如何說清當年韓國的黃禹錫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還有至今都不敢直面認錯的韓春雨事件等？

科學原本是探索真理，為人類尋找「火炬」。正因為科學不易，失敗也正常，即使無意學術不端，如FFP（篡改，捏造，剽竊），那麼科研過程中有錯認錯，即使這個「錯」一時被「誤」認為「對」，後被事實證明是錯，認錯不應該嗎？糾錯這麼難嗎？這是否與我們一直營造的「成功才是科學家，榮譽利益紛至沓來；失敗什麼也不是，同行都會冷對待」的「成功文化」有關？這種功利的驅動力豈能培植失敗是成功之母的科學素養？

不難理解，誠信與文化相生並存，是人類社會共同的話題。尤其是發達國家自上世紀90年代初（互聯網面世）陸續揭出種種學術不端，到今天發展中的我們熱烈討論「學術誠信」，同時「驚動」41個政府部門聯合在本月出台43項懲戒失信措施，遏制學術不端的運動也算是群策國力了。儘管國際上已有不少文章充分肯定中國政府在建設學術誠信，防止學術不端方面是「既敲擂鼓，也出措施」，就待看尚「德」崇「信」的成效了。

其實「德」一直與人類文明史相生共存，在世界上唯一「活」著的中華漢字中，即3600年前沉睡在商朝殷墟「檔案」坑裡上萬片刻著4000多個單字中的甲骨文中，「

」是被破譯的2000多字中的一個，看形狀，被解讀為走到十字路口的人，用眼四處看路，選「走正道，守天地」之規矩的寓意，這是何等的逼真！看圖2「德」字從商朝到今天，從甲骨文、篆體、隸屬、到正楷的演化過程始終不離雙立人，目中的十字路，用心地選一條正確的路，這就是品德，醫德，道德的德！當我們面對古人這個「德」字的形象寓意，即為中華先祖對「走正道」的通透指點而驚嘆，又為當今仍為這個「德」性糾結而感嘆，原來人類自古至今一直為本心中的一個「正」道而與自己及社會「斗」，不是么？

繼商之後的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提出了「六藝之教（禮、樂、射、御、書、數），成為社會人的教育思想」，社會學家共識這個理念放在今天都是世界領先的。尤其開篇的「禮樂」為德育，即強調「有文化，守規矩」，重在一個人外在的行為規範和內心感知，即要符合社會規範，又達到道德要求。道德即是社會公理，道德也能凝聚人心。

雖有人認為西方哲學對德育之教的並不像中國儒家經典那麼系統，但這裡也不妨摘錄幾位從古至今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的評述，看看他們眼中的德與誠信：

如西方哲學史上最早的代表人之一，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前384-322）在他的《尼可馬爾倫理學》一書中論道：「誠實是吹噓和譏諷的中間道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中間道路的誠實, 是一種美德。」並認為「如果人類只會自誇而不務實，那是一種缺陷。」

近代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的話也很給力：「最有能力的人是坦白和誠實的。」

英國著名詩人兼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認為「誠實是最令人放心的事情。」

美國著名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詮釋誠信更為貼切，他認為「人與生命之間最重要的幸福是真理，誠實和正直。」並明確指出「誠實是一種工具，信用就是金錢。」又反覆強調說：「記住，信用就是金錢。只要一個人有良好的信譽，聲譽好，善於用錢，可以為人們帶來物質財富。」因此，在市場經濟中，「信用是一種精神資源。必須充分利用這種無形資產的社會功能。」

這真是幾千年來從未中斷的話題，為什麼今天從東方到西方如此緊鑼密鼓地「鼓噪」學術誠信問題呢？大有要為科學家「立法」，為研究者套「緊箍咒」趨勢而讓相當的研究人員有感於忠言是如此「逆耳」呢？且不說早在1992年成立的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ORI），1997年英國建立了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等。就這個月，作為歐洲最大的基礎研究機構，法國科學巨頭CNRC(法國國家研究中心)也成立了研究誠信辦，CNRC機構主席強調說「科學誠信是信任概念必不可少的部分，不但科學家之間要相互信任以增加知識，還要建立一般公眾的信任。」

今天的態勢，難不是科技投入與論文產出大比例增速惹的禍？如當下最大的期刊資料庫Scopus在2018年對收錄內容的統計顯示，2006-2016年間中國發表的學術論文從18.9萬篇增至42.6萬篇，已居世界第一，佔全球科研產出數量的18.6%；而美國則從十年前的38.3 緩慢增至40.9萬篇科研論文的成績首次屈居第二位，佔17.8%。如果所有的產出是可信的資源與誠信的研究，何禍之有？可據最新消息，11月25日來自美國羅萊那州中部地方法院發布的文件「杜克大學面臨一起案訴」，即該校有近2億美元聯邦基金申請書和報告中包含造假數據」，訴訟依據是《聯邦虛假申報法》（FCA）。12月7日法院為此舉行聽證會。杜克案提示了中外研究機構，基金的申請、管理與研究產出守住學術誠信的底線，否則後面的訴訟案例會不會更多？更不用說世界一流的國際大刊不斷湧現的「撤稿」潮是由於有些產出根本不可重複，甚至有些產出用於臨床治癒「死」人，以及各種各樣的學術不端與瑕疵。

再回頭看我們產出的42.6萬篇的論文，目前僅有南京大學的梁瑩「敢」於撤下100多篇論文，且不說其它或動機，起碼我個人對她敢承認這些是「垃圾」點個「贊」，也為網民不原諒她身在知名學府而丟掉「師表」之德而心「慰」，這說明社會對「師德」終有一桿「秤」。正如2016年英國某社科院對25種職業的「誠實指數」的調查顯示，排在前幾位的仍然是醫生（89%）；教師（86%）；法官（80%）；科學家（79%）。這也是社會對知識階層的信任所在。再試想如果中國產出的42.6萬篇的論文中有50%為中國的科研原創成果，我們豈能在美國連番轟炸的「貿易戰」的知識產權問題上欠硬氣？也如季羨林老先生在《論正義》抽繹出一個論點，「這個世界認強者」。他點到「歐美各國所崇拜的都是強者。我看歐洲文明最顯著的特點是對力的崇拜，包括身體的力與智慧的力都在內。」關於此，我記得一次國際會議上日本同行安慰說，中國不要急，日本這十幾年之所以每年獲一個諾貝爾獎，那是我們前20年的積累和蟄伏。是啊，一個「急」點出了我們的科研誠信中的病症，我們需要反思，科學的「強」真需要「急」著數論文嗎？為了發表高影響因子的論文，多少人載倒在學術不端的指責和科研論文造假的不安中？

意識與教育

緣由2016年出版「Against Plagiarism：A Guide for Editors and Authors（反剽竊：對作者與編輯的指南）」一書，我們曾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包括中國211大學做了一些網路調查，主要聚焦這些大學網站在何時何處在線了科研誠信政策與指南。經查發現日本的東京大學在2006年出台了詳細了科研誠信規範（Codeof Research Integrity，2006）；美國與英國等大學相繼在2010-2012年期間出台了更為詳盡的學術不端類型（如剽竊）描述與防範指南和處理政策，均透明在線於圖書館或研究生院與平台上，起到了對學生與教師的指導與警戒作用。從時間上看，我國211大學自教育部在2002年2月發布《關於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後，同年北京大學就出台了第1份「北京大學教師學術道德規範」，並成立了中國大學第1個「學術道德委員會」。時間推至2014年，我們確認全國211大學的網站上均有了相應的學術道德獎懲政策。但坦率地說，這些政策和指南的條例不但相對簡單，也非常不易獲取，可能也不易操作，儘管我當時極力想把中國最頂尖大學在線的這方面信息的網站鏈接與國際知名大學一同列入「提高學術出版倫理意識」指南一章里，但為了不至於搜索困難，最後只在書中舉例並鏈接了浙江大學2009年在線的「學術論理規範及管理政策」。再如今天就賀建奎事件，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叢亞麗在BBC的採訪中談道，根據中國葯監局和衛健委的相關條例, 中國目前對倫理委員會的成立規範已有嚴格管理，但過程管理普遍不足。據此，我想說，儘管國際常有文章充分肯定中國是從政府層面到科研管理機構重視學術誠信，制定防止學術不端政策是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但僅限於表面與形式是不夠的。誠信的根本在於教育入微，管理有序，要從意識形態到行而有規，根植於心。

2018年9月我做了兩組數據分析：即對成立於1997年的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12100多家會員在6大洲，92個國家的分布與各大洲的人口做了個比較（圖1），會員最多的國家分別為美國4091；英國2673；澳大利亞439；中國349；南非199，巴西74。這個數據說明，在人口最多的亞洲（45.4億人口）中，中國作為人口最大國家，學術期刊也是世界體量最大的群體近7000多份（科學期刊5020；社科期刊1918 ），會員只有區區349家，在這個學術倫理的共同體中，說明了什麼？

另一組數據也很有說服力，我們對全球最大的兩個權威期刊引文資料庫（scopus & JCR）搜索發現，以「誠信與倫理」為主題的期刊約有111份，分布在14個國家，其中美國最多50份，英國31份，遺憾的2個大庫中沒有發現一本中國期刊，其實中國在1988年創辦了一本中文的《中國醫學倫理學》，但沒有被這兩個國際權威資料庫收錄。試想，這些年我們如此注重科研誠信，並強調中國期刊走出去，是否該辦一本這個主題的期刊呢？相信這樣的期刊與平台對我國的研究生入門教育，科研人員的從業規範一定有指導意義。